摘要：“安全困境”是一个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广泛使用的概念，也是一种研究国家安全的范式。国家间安全困境的内涵可以由“客观事实”与“主观心理”两个要素构成，产生国家问安全困境的原动力是国家心理防御机制；依此可将国家心理防御机制划分为“我向型”和“他向型”两大类型。
关键词：国家；安全困境；国家心理防御机制
“安全困境”是用以解释国际（国家间）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概念，由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翰・赫兹（John Herz）和英国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费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于20世纪50年代相继提出。此概念自产生以来，一方面被各国学者一致认同与接受，并广泛运用于分析和说明国际安全环境与本国安全境况；同时，其内涵理解、类型划分、解释框架也依然在不断地丰富与发展之中，例如，巴特费尔德和赫兹共同创造出“体系引导型安全困境”概念及其解释体系、约翰・赫兹对“缓解了的安全困境”和“激烈的安全困境”的划分、英国国际政治学者肯・布思（Ken Booth）对“无意造成的安全困境”与“精心策划的安全困境”的区分等等。这些对安全困境的认识发展都表明，安全困境依然是一个需要从多视角去分析的概念和事实，毕竟，“在世界政治的所有困境中，安全困境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指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核心。
国家间安全困境这一现象是由一个国家主体发出维护自身安全的讯息，另一个或多个国家主体接收并做出本国不安全判断的矛盾关系状态，必然会存在各方国家主体诠释安全以及制造、应对困境的心理过程，需要从心理学视角来对国家间安全困境进行分析。正如美国国际政治学者詹姆斯・多尔蒂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所说：“我们不应过于贬低心理因素对战争的影响。领导人和普通平民对于世界、外国人以及其他民族和文化的态度――友好、敌视或者漠视都是通过一个复杂的、贯穿一生的心理发展过程而形成的。”从心理学视角来分析国家安全及国家间安全困境属于一种微观层面的分析，不少学者都曾做过类似的研究。如美国学者凯瑟琳・米歇尔（Katharyne Mitchell）通过对美国纽约市治理与攻打伊拉克政策之间的关联进行分析，借用心理学中的“破窗理论”提出“破窗政策”及“零容忍”概念，并对无政府状态下的地缘政治如何影响全球安全进行了论述。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顿・多伊奇（Morton Deutsch）从心理学的视角论证了影响国家间安全的九大因素，如无政府的社会状态、非赢即输定势、通过外部冲突来表达的内部冲突、认知偏执和误判、误解、自我实现的预言、不断升级的恶性螺旋、不知情的承诺、将现实的失去或获得转变为抽象的权力冲突的把戏。加拿大国际政治学者詹尼斯・格罗斯・斯坦（Janice Gross Stein）重新审视安全威胁中的错误认知，提出安全威胁中的错误认知在三个方面存在重要缺陷。文章试图对安全困境的内涵要素及产生机制进行心理学解释。
一、客观事实与主观心理：国家间安全困境情势的要素分解
在一定程度上，安全困境更是一个涉及心理学的概念。我们可以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用心理学方法提取与分解出安全困境情势的两个要素以理解安全困境的含义：一个是触及安全的客观事实或他者行为，一个是理解他者行为的主观心理。客观事实是他者有引起主体产生不安全心理的行为存在，不管这个行为的本质是什么。主观心理将他者的任何行为都理解为挑衅的、不友善的，不管这个行为是无意造成的还是精心策划的。两个要素相互影响，客观事实催生了主观心理，主观心理又加深已有安全困境事实并催生着新的客观事实或行为产生。两个要素的循环逻辑决定着安全困境的纠结程度。对此，我们可以采用“不安全寓言”来阐释：奥格超越边界站在了乌格面前是第一个客观事实，奥格手中拿着标枪是第二个客观事实，奥格看起来又瘦弱又饥饿是第三个客观事实，而乌格有一把刀还有一只羚羊则是第四个客观事实。主观心理是乌格认为奥格是危险的，要抢自己的羚羊，所以乌格做出了“不由得握紧了刀”这样一个行为。而乌格的这个行为引起了奥格的戒备心理，由于对后面将要发生的事情有着不确定性的焦虑，所以奥格的自我防御机制被唤醒，也下意识地做出了“将标枪放到了防御位置”的行为。这种螺旋模式的发展让两人陷入对峙局面。两个人都不想处于这样的状态，但是都很害怕，他们试着交流，试着要对方放下手里的武器，他们都认为对方应该很明白自己不想伤害对方的意图。最后的结果是，他们仍然僵持在那里。这就是安全困境的事实要素与心理要素的交织，所以，安全困境是“事实”与“心理”共存的状态。
二、国家心理防御机制：国家间安全困境的归因解释
从上述对安全困境的要素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国家主体关于安全的主观心理活动在安全困境情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然也是安全困境产生的重要来源。关于国家间安全困境产生的原因，学术界历来有三种解释：赫伯特・巴特费尔德认为导致安全困境的主要原因是“人性本恶”，人类的贪欲造成了人际间互不信任，由政治家领导的国家也沾染了这种人的恶性；约翰・赫兹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是导致安全困境的主要原因，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这一特性决定了国际体系是一个自助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相互怀疑与防备是不可避免的；美国经济学家汤姆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从心理学的角度强调互不信任和沟通失败是造成安全困境的主要原因，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也提出国家关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是造成安全困境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三种理论解释各持己见、并行而立，谁也无法完全取代其他解释或是被取代。回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分析的话，可以发现，这三种解释都带有外在性和有限性。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只是安全困境产生的外在环境条件，它不是安全困境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在无政府状态下，可能存在三种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以及“康德文化”。大多数情况下，由于缺乏与国内政治状态相似的保障系统，霍布斯主义大行其道，任何国家都想摆脱和超越困境，因此趋利避害的心理以及“他人是地狱”的哲学逻辑突显。但是，同样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却可以出现“民主和平论”，可以出现成员国之间相互不打仗的“欧盟”。这足以说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不是必然因素，而仅仅是一种环境状态。其次，国家的“人性恶”除了本身是一种人性假设而非客观存在的缺陷外，也解释不了现实中两个并不想打仗的国家却陷入了安全困境中这一现象。至于汤姆斯・谢林和罗伯特・杰维斯提出的“误解”和“错误知觉”确实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为什么陷入安全困境的两个或者多个国家会沟通不足？为什么沟通不足会产生错误知觉？循着这个逻辑追问下去，可能会出现的现象就是“人性恶”、“错误知觉”以及“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循环证明。显而易见，三者都不是出现安全困境的根本原因。
为此，文章尝试提出“国家心理防御机制”这一概念，并做出它是安全困境产生的内在和普遍原因这一判断。在心理学中，当个体遇到危险的时候会进入应激状态，启动“非战即逃”的准备机制，国家处于安全困境的时候也会启动这样一个准备机制。一个国家如果实力足够雄厚，就容易受到军事实力制造的诱惑，有意或无意地进入备战状态或期望开战，这个国家启动的就是“战斗”机制。如果国家的实力尚未雄厚到希望打一场战争的话，这个国家启动的就是“逃跑”机制。不管是战斗还是逃跑，按下这个启动键的都是国家心理防御机制。
国家心理防御机制是国家在自我协调和解决矛盾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发展出来的习惯性的反应方式，对国家心理防御机制概念的理解可以追溯到对心理防御机制的理解。心理防御机制概念最早由心理动力学的鼻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出，并由其女儿安娜・弗洛伊德系统化，至今心理学界仍然在实践过程中对其进行着丰富和扩展。心理防御机制是自我在协调、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为了避免过分矛盾而产生太多的焦虑感，逐渐发展出来的习惯性的反应方式，无论是健康人还是神经症与精神病病人，都在无意识地运用防御机制，其区别仅仅在于是否过分运用或运用不当。
国家心理是国家决策过程中的内隐活动，与个体心理并不完全相同。事实上，我们很难捕捉到抽象意义上的国家心理，但却可以通过国家行为掌控者或执行者的个体心理去分析国家心理。一方面，国家行为由诸多个体控制并集中于权威代表性个体。可以说，作为国际社会交往中最主要和最重要行为主体的国家，实际上反映的是个体意志的集合、表现及执行。就此意义而言，国家心理可以通过个体心理以及权威个体心理得以表达，或者说两者有较多的重合地带，尤其是个体思想与国家需求高度一致的时候。因此，通过对个体心理变化的分析可以了解国家心理以及预测国家行为。另一方面，个体会自觉与不自觉地将自己的心理映射于国家，并力图与国家心理重合。尤其是在面临政党、议会、精英人士、利益集团、民意、媒体等多方需求争斗时，那些远超乎个体的冲突与焦虑使得权威个体更会将自己的个体心理放大为国家心理。即使个体内心与国家意志存在不一致，在显示国家行为主体身份时，隐藏在国家形式下的个体也会服从国家并妥协于国家意志，因而两者的心理也会交集产生许多重合地带。由此，我们可以通过个体心理的分析来洞悉国家心理。当然，一个国家的文化、心理活动背景、个体心理特质等个人化的或集体化的、现实的或历史的等许多要素，都要纳入分析之中。
因此，作为抽象的国家心理一定会在具体的个体心理中得到彰显，并且可以结合文化心理和国家历史特性等要素进行分析。因此我们可以说，就心理安全而言，无论处于何种国际地位和发展状态的国家主体，不仅具有各种个体心理特征，而且都会如同个体一般存在心理防御机制以应对各种安全对象的护卫，包括对国家领土、领海、领空以及国家间各种经济社会活动等具象化存在的安全护卫，也包括对国家历史、国家意识、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等抽象化存在的安全护卫。这如同个体会对自己可视的身体和内隐的思想可能遭到的外来侵害进行自我防御一样，国家心理防御机制是国家主体在参与国际活动中最自然、最普遍的要素，是推动国家间安全困境产生的原动力。
国家心理防御机制被唤起的灵敏度与国家的民族文化被接受程度、国家的国际地位被认可程度等国家利益相关。当一个国家以自身核心价值理念建构起来的民族文化没有得到国际肯定与尊重或者被推崇过度的时候，当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方面处于心理劣势或者是过于强势的时候，这个国家主体在国际关系中的安全心理就会失衡或遭到破坏，进而产生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安全困境反应，与此同时，国家心理防御机制被唤起并启动。不同的国家会被唤起不同的防御机制，而这些不同的防御机制又会导致对某一客观事实的认知产生错误知觉，进而陷入安全困境。例如，众所周知，现在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就受到日本社会右倾化发展、两国民族主义高涨等因素的影响。 总体来看，就指向对象而言，国家心理防御机制可以分为两大类：
1.我向型国家心理防御机制
该防御机制是指当刺激出现时，将解决问题的途径指向自我，通过改变自我来缓解在挫折或冲突时感受到的焦虑和痛苦的防御机制。这一防御机制主要包括四种类型：退行、认同、隔离、合理化。
退行是一种反成熟的倒退现象，即当个体遭遇挫折后其行为反应退回到幼稚时期，通过示弱传达“请不要伤害我”或者“我解决不了当前问题”的信息。这是一种逃避型防御机制。比如香港游客在菲律宾遭枪杀事件发生之后，菲律宾将事件的调查报告正本送给美国，将副本送到中国，该行为就是一种典型的退行。因为在1991年菲律宾参议院否决了继续延长美军基地的协议那一刻开始，菲律宾真正实现了主权独立。但是在面临是否独立解决上述安全困境时，菲律宾选择了重新寻求“美国妈妈”的庇护。退行在菲律宾语境下是一种策略的选择，可以避免成长过程中的能量消耗，相对最大化地保护本国利益。
认同，在个体防御机制里它是建设性的良性防御，是一种逃避型防御机制。认同的产生是因为，当个体与比自己地位或者成就高的人之间出现价值判断差异时，无法满足需求或者获得成功而产生了挫折，并导致焦虑，为了消除这种焦虑不得不认同。认同和退行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被动附和比自己地位或成就高的人，而后者是主动放弃自我。比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广场协议》中为了降低自己的贸易赤字，强迫日元升值，日本只能认同。当然结果是既没有挽救美国（后来发现美国的问题在于国内巨额的财政赤字），日本自己也跌入了泡沫经济之中。
隔离是个体为了减轻心理上的不快，将某一部分事实从意识上予以屏蔽，在行为上将该问题搁置于心理楼阁之上，不予处理，如同问题从未发生过一样。比如美国宣布在巴基斯坦的情报协助下，本・拉登被击毙于巴基斯坦境内。由于担心本国成为“基地”组织的复仇对象和恐怖组织的“圣战”地，同时有鉴于之前美国在巴基斯坦国内的狂轰乱炸造成平民伤亡的事实已经引起本国人民对美国的不满，巴基斯坦政府一直未对此事进行核实和发表新闻声明。这就是一种“隔离”，将事实与自我进行隔离，可以获得更多的时间来做出相对最为优化的解释和应对。
合理化，又称文饰。是指当个体的动机未能实现或行为不能符合社会规范时，尽量搜集一些合乎自己内心需要的理由，给自己的行为一个合理的解释，以掩饰自己的过失，减免焦虑的痛苦和维护自尊免受伤害。比如美国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其预期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这一矛盾显然引发了认知失调。为了克服认知失调，小布什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强调美国在伊拉克已经取得的进展，宣布反恐战争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声称如果不发动伊拉克战争则代价将会更加巨大，等等。
2.他向型国家心理防御机制
该防御机制是指当刺激出现时，将解决问题的途径指向他人，向其他对象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发泄挫折或者满足缺失。这类防御机制主要有三种：转移、投射和替代。
投射也是国际关系中常见的一种防御机制。简单讲，投射是把自己“印”在别人身上。“他应该懂我”是投射中常见的认知范式。这里以中国因自身资源短缺不得已要取消向日本出口石油的个案为例（实质上，取消的出口数量占日本所进口原油数量的比重很小）。中国认为：“我能源紧张资源短缺了，日本你是知道的。而且我的出口量在你那里只占一个很小的比重，有和没有不会造成质的差异。”而在日本看来，这好像是中国对日本采取遏制的一个信号，自己受到了实质性的伤害。这时日本看到的是：“中国明知道我的石油供给需要进口，却停止了向我出口石油，尽管这个数量对我来说不是很大，但对中国来说也不大。我受到了伤害，而且我觉得伤害我是中国的主要目的。”同时日本还会基于这种认识来推测中国的下一步行为，以判断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对方还会采取哪些手段对自己造成更大的伤害。
需要说明的是，当一个客观事实出现的时候，即一个危及国家安全的刺激出现时，它可能激发国家主体启动不止一个而是多个心理防御机制，以共同应对安全困境。
三、结语
国家间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国际关系理论高度关注的研究领域。作为一项事实，它关涉到国家的物理性存在安全和精神性存在安全；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它涉及到从不同角度对其内涵、产生原因等内容进行剖析。而无论作为哪一种形态，国家间安全困境都与心理学密切相关，并存在一种心理学意义循环链条――安全本能引发困境焦虑，困境焦虑启动心理防御，心理防御导致关系紧张，关系紧张激发安全本能。所以，对国家间安全困境进行心理学分析，不应止于解释学范畴，还可以就如何能够打破这根国家间安全困境的心理链条做进一步的建设性分析。尤其是在今天已有不少学者或流派都在试图提出治理国家间安全困境良方的情况下――例如，罗伯特・杰维斯主张建立安全机制（security regimes）以对国家间权力斗争施加某种规范性限制，德国国际政治学者桑特・施耐德（Sant Schneider）提出加强与霸权国家的交流和沟通以摆脱国家引导型安全困境，新自由主义认为基于国际制度条件下的“囚徒困境”可以成为解决安全困境的途径，等等，从心理学视角来分析国家间安全困境的意义尤为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