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广义上讲，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时期美国的大战略，都源自对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的恐惧。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延续了杜鲁门遏制战略的基本目标，但是由于对威胁的具体性质和范围的评估有所区别，同时在利用那些资源、如何实施遏制的问题上持有不同见解，从而使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国家安全战略。
[关键词]冷战；美国；安全政策；艾森豪威尔；肯尼迪
一、艾森豪威尔的国家安全观
早在就任总统之前，艾森豪威尔已就国家安全战略思想问题提出了重要的主张。他认为，国家安全不仅包括物质上的国土防御，还意味着最广泛意义上的对国家基本价值观、经济系统及国内机构的保护。因此美国安全战略是为了保护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为了捍卫财产、领土和生命的安全。他将维护美国国家的安全，连同其根本的价值观和制度，列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基本目标。他乐观地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开放、多元化的美国体制会战胜残暴和专制的共产主义体制。
但是艾森豪威尔认为实现该目标的手段是有限的，他提倡一种“扬己之长，以制敌之短”的不对称的反应：不论对手采取何种层次的进攻（核战争或者常规战争），美国都将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即核武器来应对，从而赢得战略主动权，又获节省之便。艾森豪威尔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思想，一方面，在于他深受克劳塞维茨思想的影响。这位普鲁士战略家认为，政治如同战争一样，手段必须从属于目的，无目的的努力一无所成。艾森豪威尔说：“冷战必须有某种目的，这一目的不止是单纯的‘胜利’，因为不计代价后果的胜利，和失败一样是破坏性的，在核时代尤其如此。”
（1）在艾森豪威尔看来，美国的目标不仅是要实施冷战，更要彻底赢得冷战，结束冷战。
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在财政问题上倾向于保守。他坚信，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很少来自军事失败的可能性，而更多地是由于政府过度支出造成的。“除非是在紧急情况下，一切旨在抵御外部威胁的措施必须依据其可能产生的长期内部效应，加以权衡和评估”。
（2）他尤其强调经济实力是军事实力的基础，在充足的国防成本和有偿付能力的经济之间保持适当平衡，是国家安全战略重要的部分。在杜鲁门政府的决策者们看来，为应对极端危险的状况，必需不断升级美国的军事建设，艾森豪威尔却对此持异议，他认为必须实现更高效和更经济的国防开支。对此，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持有相似的观点，他也认为不能将军事实力与经济稳定割裂开来，杜勒斯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如果经济稳定毁了，那么一切都毁了。”
二、“新面貌”战略
首先，将核武器作为主要的威胁工具，实施“大规模报复”。该文件认为“核武器是对苏联扩张最可靠的威慑，在发生敌对行动时是最至关重要的工具”，甚至“可被作为其他武器使用。”
（3）在艾森豪威尔的统筹下，快速扩张的美国核武器库成为其总体军事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
其次，加强和扩张美国的双边和多边联盟。在艾森豪威尔、福斯特・杜勒斯及其他高层决策者看来，加强同盟能够帮助美国进一步减少常规军，是解决始终存在的财政拮据问题的需要。国务卿杜勒斯四处游说，促进了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巴格达协定和与巴基斯坦和台湾新的安全联盟的建立。美国试图通过建立这样一个全球性联盟网络，对苏联和中国形成包围之势，挫败它们的敌对行动，同时减少美国部队的压力。简言之，艾森豪威尔设想在美国与其地区伙伴之间实行进一步的责任分工，美国为该地区国家提供了核保护伞，以遏制苏联的侵略。
第三，实施更高效和节约成本的方法，开展间谍活动、破坏活动以及隐蔽行动。第四，重视心理战、公共外交和宣传在整体冷战策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艾森豪威尔相信美国和苏联政治、心理、文化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已经变得与军事经济斗争一样关键。艾森豪威尔政府针对东欧开展国际文化展览、巡回剧团演出等活动，旨在突出美国体制的优势和吸引力，揭露共产主义自身所固有劣势。
三、肯尼迪的国家安全观
肯尼迪国家安全观的显著特点主要表现在对苏联和中国给美国安全造成的威胁的高度警觉。肯尼迪和他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认为，美国应采取更积极的方式来应对对手造成的日益增长的外部威胁。这一时期，赫鲁晓夫的“三和政策”带来的缓和，中苏关系的破裂，并未导致美国对自身利益界定的相应缩减。肯尼迪依然保留了“零和博弈的世界观”，即认为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之所得皆为美国之所失。1957年10月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文星引发的“导弹差距”危机，加上此时中国军事力量急剧壮大，迫使美国不得不将其视为对全球均势的重大威胁。“我认为危险是存在的，”他在竞选演说中说，“历史将会做出判断，现在正是形势开始不利于美国的时候，正是共产主义浪潮开始涌入的时候。”
（4）肯尼迪在1961年1月的第一份国情咨文中强调：“危机与日俱增......随着武器的扩散和敌对力量的增强，每一天我们都将离最危险的时刻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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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国家安全观的另一个特点表现在，他认为实施遏制的资源是充足的、手段是多样的。肯尼迪崇尚凯恩斯主义经济哲学，该理论主张通过扩大财政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增加需求的方式来刺激经济的发展。这就将肯尼迪在财政问题上从艾森豪威尔对预算的严格限制中解放出来。为遏制共产党国家最小程度的“攫取”，艾森豪威尔政府愿意冒有限核战争的危险，肯尼迪则要求“不同的危险要求有不同的政策和不同的行动”，即采取一种对称反应的战略。
四、“灵活反应”战略
其次，强化海外同盟，加强常规军事力量。肯尼迪认为欧洲应自力更生，能够同时抵抗苏联，减轻华盛顿方面的全球责任。然而，美国不允许北约诸国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另一方面，使各国在共同控制和安排下使用美国核武器的办法，也由于各国之间的矛盾，以及英法等不愿放弃自己独立的威慑而始终无法实现。于是，北约依然持续着各个国家核力量互相独立的状况。虽然这对保障美国的安全必不可少，但却无法验证这种保障到底有多大作用。
第三，肯尼迪打破了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式的第三世界政策，提倡对第三世界实行更多新的、宽容的和激进的政策。肯尼迪“不允许任何中立的国家加入共产主义集团”，但同时认识到“如果‘失去’中立国家，力量的平衡可能会（对美国）极为不利。”
（7）他加强对第三世界的援助和信息文化交往，以期改变这些国家的社会内部结构，使之可经受住要求革命的巨大压力，同时不诉诸共产主义。例如，开展争取进步联盟，试图通过发展援助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缓解贫困和解决紧迫的教育卫生需求，从而削弱共产主义在南半球的吸引力。此外，和平队项目也是肯尼迪政府时期颇具代表性的计划。肯尼迪认为，和平队志愿者无私地在许多世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服务，将帮助改变敌对国家所造成的美国人的负面形象。
学者们就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在冷战时期的国家安全政策的相对有效性进行了长期的讨论。虽然他们在战略目标上存在广泛共识，但显然采取了不同的战略优先顺序。这些战略战术的转变从重要的方面将两届政府明显地区分开来――虽然两者都有别于之前的杜鲁门政府。然而，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政府之间基本的连续性，也许更引人注目。二者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是一致的，并且都看到了冷战的长期性，不仅包括军事竞争而且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激烈竞争。此外，二者都承诺不仅要实施冷战，而且最终要赢得冷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