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概念
历史人物（Historical figures）是构成历史的重要要素，构成历史的要素有很多，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如果单讲史实，在史实里面，人便是非常重要的能动要素。历史人物，是指那些在历史发展中起过重要影响，在历史长河中留下足迹，对历史起推动作用的人物。评价历史人物是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于谦之死是谁之过
这样一位清正廉明而且功勋卓著的高级官僚，何以会有杀头抄家的结局呢？原因是复杂的，如果要一言以蔽之，在皇帝易位、政权更迭之际，工于谋国而拙于谋身，即使像于谦这样能够力挽狂澜的干才，面对复杂的政治斗争，也难免顾此失彼。
（一）于谦是皇位斗争的牺牲品
于谦政治悲剧的根源，就在于他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异族入侵、皇朝国家面临倾覆的时刻，以一介臣民而在不知不觉中卷入了皇权转移和更替的漩涡。景泰即位本来是很自然的，因为“土木之变”后，英宗被瓦刺也先掳去，“国不可一日无君”，明廷内部亟需办两件事，一是立一个新君，二是如何对付瓦刺的再次进攻，包括就地抗战还是国都南迁，那么由皇太后出面，将英宗的异母兄弟成王朱祁钰立为新君是顺理成章的事。反过来说，如果英宗尚在，成王恐怕连想也不敢想做皇帝的。由于形势的紧迫，国君就是王朝的招牌，就能召兵勤王，于是在英宗被俘后4天，成王即称监国，到第18天，就干脆真的做起皇帝来了。
当瓦刺也先提出要将英宗送回时，景泰作了巧妙的回答，他说：“前因朕兄（指英宗）不知存否，国家无主，又得指挥岳谦回京口传大兄皇帝圣旨，命朕嗣位，朕不得已，勉遵大命，即皇帝位，尊大兄为太上皇帝，尊居联朕上，太师（指也先）果送大兄回京，若大兄仍居皇帝之位，则降尊就卑，是罔天矣，这种罔天之事，朕岂敢为”。
（1）这段话软中有硬，振振有词。绝了英宗回来再做皇帝的望，使也先明白再挟持英宗已没有人质作用，就将英宗送了回来。
明廷内部为奉迎英宗回朝的礼仪争吵了一阵，最后在奉迎的礼节上降低了一点，这样做，景泰心里自然满意。于谦是赞成奉迎英宗回朝的，在朝中议论时，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
（2）景帝本来对奉迎英宗已露不悦之色，见于谦如此，遂顾而改容曰：“从汝，从汝。”所以《明史》上说：“卒奉上皇以归，谦力也。”，
（3）以后于慎行评论于谦时，说他以社稷为重拥立新君是对的，但“并无一语及于奉迎”，就“不及两全”了。实际上于谦认为，景帝即位和奉迎英宗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只是于谦“始终不主和议，虽上皇实以是得还，不快也。”
（4）黄宗羲说“景皇惟恐其兄之入，英宗惟恐其弟之生，富贵利害，伐性丧恩”。
（5）皇位之争，就是如此的血淋淋。处于这种政治漩涡之中的于谦，难免悲惨的下场。景帝是个性格软弱的皇帝，缺乏胆略，而且多病。英宗还京后入居南宫，仍尊为太上皇。景帝丝毫不加防范，于谦也掉以轻心，致使八年后，发生“夺门之变”，英宗复辟成功。重登皇位的英宗对病中的景帝毫不手软，竟然活活勒死在宫中，同时立即将于谦处死。
（二）于谦死于宫廷争斗，奸臣弄权
于谦看不起那些懦怯无能的大臣、勋臣、皇亲国戚，因此憎恨他的人更多。又始终不赞成讲和，虽然上皇因此能够回来，但上皇并不满意。徐因为提出迁都南京，受到于谦斥责。这时把名字改为有贞，得到提升进用，经常咬牙切齿地恨于谦。石亨本来因为违犯了军法被削职，是于谦请求皇帝宽恕了他，让他总理十营兵，但因为害怕于谦不敢放肆，也不喜欢于谦。德胜门一仗的胜利，石亨的功劳并不比于谦大，而得到世袭侯爵，内心有愧，于是上书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皇帝下诏让他到京师，于谦推辞，皇帝不准。于谦说：“国家多事的时候，臣子在道义上不应该顾及个人的恩德。而且石亨身为大将，没有听说他举荐一位隐士，提拔一个兵卒，以补益军队国家，而只是推荐了我的儿子，这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吗？我对于军功，极力杜绝侥幸，绝对不敢用儿子来滥领功劳。”石亨更是又愧又恨。都督张辄因为征苗时不守律令，被于谦弹劾，和内侍曹吉祥等都一向恨于谦。
英宗复辟，杀害于谦和景帝，出手很快。“景泰八年正月壬午，石亨与曹吉祥、徐有贞等既迎上皇复位，宣谕朝臣毕，即执谦与大学士王文下狱”。
（6）简直可以说是突然袭击。终究是只8年时间，全国上下，朝廷内外，对8年前北京城的危急情况和北京保卫战还记忆犹新，更何况于谦是有名的清官、好官，要杀掉这样一位大功臣，谈何容易。于是英宗在石、曹、徐之流的策划下，以历史上惯用的“莫须有”手法，给于谦按了个最大罪名，“坐以谋逆，处极刑”。所谓“谋逆”的具体内容却只有两条“诬谦等与黄珑构邪议，更立东宫，又与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谋迎立襄王子。”所谓召取襄王世子为东宫一事，本来只是“中外谊传”而已，并且被证明实无此事，却仍然作为“谋未定”问罪，可见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杀害于谦的罪名是如此不足，结果还是下手了，“王文不胜诬，辩之疾，谦笑曰：“亨等意耳，辩何益。”奏上，英宗尚犹豫曰：“于谦实有功。”徐有贞进曰：“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帝意遂决。原来他们是用杀害于谦来表明“夺门之变”的正确。既能实现复辟，又能残害忠良，还能排泄私愤，一石而三鸟用心够狠毒的。不仅如此，千户琦又请榜其罪，镂板示天下。明明是保卫北京的民族英雄，理应树碑立传，记载英雄业迹，反而要被镂刻“罪恶”于天下，是非颠倒，天理难容。
（三）方针策略上的失误以及于谦的性格――制造了敌人是导致悲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大凡说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大敌当前，都能同心同德、同仇敌忾，一致对外。而一旦外患平息，视线转移，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便又滋生，进而演变出一幕幕刀光剑影的无情斗争。明朝也不例外，在景帝登基守御，于谦全力策划督战事宜时，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力保江山社稷。后来，边患消除，英宗南归，当朝皇帝与前任皇帝之间、臣僚之间的矛盾便日臻突出。在嫡长子皇位继承制深入人心的明代，将英宗及其长子安置于宫内，且不加强防范，无疑如同在景帝身边安置了一枚定时炸弹。于谦缺乏政治斗争的思想准备和政治手腕，平日只知辅君匡国，练兵养民，性情忠介耿直，惟直道而行，命将将兵皆出谦独运，号令明番动合机宜，虽宿旧勋臣，少不中程律，即请旨切责不贷。只求做事于心无愧，而不知在旁匿怨者多，石亨、徐有贞便是代表，他们感到只要是景帝当政，于便不可能失势，自己便不可能出人头地。除非易立天子，改朝换代，才能达到目的。但于谦却总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始终缺乏政治风险意识。代宗即位后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东宫易储及其所造成的朝廷上意见的分歧和诸多大臣对代宗的不满，在客观上对英宗复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为于谦的命运营造了必然以悲剧告终的政治氛围。
三、结语――于谦的历史定位及评价
目前对于谦人物定位有几种提法：杰出政治家、杰出军事家、民族英雄、清官。明史专家吴晗早在《新建设》1961年6期以《明代民族英雄于谦》为题，评述了于谦在拯救民族危机的杰出贡献，把他定位为民族英雄这一崇高地位上。李光璧、赖家度多次撰文，亦以民族英雄加以评述。他们写的《明中叶卫国战争中的伟大爱国者于谦》：“于谦生平富有热爱祖国的高贵品质，他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这是史家在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对于谦评价基本定势。我认为把于谦定位于民族英雄是最恰当、准确、合理、科学的评价。所谓民族英雄是在民族危难关头，挺身而出，拯救民族危难，为捍卫民族不受外来侵扰而献身的英雄人物，如苏武、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等就是范例，而于谦亦当之无愧。于谦在中国历史上是作为民族英雄是最科学的评定。在国家多难之际，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提出卓有远见的政治主张，在军事上也大有作为，取得辉煌的战果，并丰富的军事实践和著作，从这一角度上称之为政治家、军事家，也不失公允，合情合理。但从中国漫长历史上来衡量，还是以伟大爱国主义民族英雄来定位最为恰当、准确。这才是抓住了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