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及引起的古史分期讨论
此种理论认为我国的历史发展分别经历了五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每一社会形态彼此是相连续的，后一社会形态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是高于前一社会形态的。五种社会形态的连续不断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此一理论曾长期被史学工作者视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应用到中国历史的研究。此一理论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引发了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虽然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以及由此引发的古史分期的讨论加深了中国古代史尤其是先秦史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本身存在的自身不可避免的不足与缺陷。一方面，按照经典理论的解释，无论是雅典模式，罗马模式都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兴起的。 其最主要的标志就是以个人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制度已经被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真正的国家制度。这是进入国家时代的主要特征。而中国历史的实际却是夏商时代既是一个确凿无疑存在着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作为体现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的国家所具有的权力机构和宗族意识已经出现的时代。由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方国组成天下万邦的时代。这一现实的矛盾的存在使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受到了质疑，我国的中古封建时期与西欧中古时期的领主封建制并不具有完全相同的特征。
二、早期国家与成熟国家理论的提出
早期国家这一概念是与成熟国家相对而言的。在早期国家阶段里，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地域组织还没有建立或仅仅处于初始阶段，人们仍然生活在血缘组织之中，其生活与生产劳动的基本单位是家长制大家庭。家长制大家庭之上是宗族。这种宗族或比宗族更大的血缘组织 . 这样的血缘组织是直接从氏族部落发展而来的，所以每一个邦又称某某氏。现代的研究者则称其为邦国或方国。由于这种以血缘组织为基础的邦国在管理，公共权力，财产分配及占有乃至意识形态等方面均已具有鲜明的国家性质，但在以血缘组织而非地缘组织为基础来划分居民这一点上又明显仍然遗存着氏族社会的特征，所以称之为早期国家。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具体内容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差距较大，不能很好地解释先秦时期社会形态的发展与变化。而早期国家这一理论模式的引入，填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在介绍了早期国家理论的同时，笔者觉得有必要将酋邦这一理论向读者做一简单的介绍。酋邦理论最初是文化人类学术语。所谓酋邦，是指一种处于原始社会后期的，非部落联盟形式的部落联合体。按照酋邦理论来分析中国历史，可以认为在所谓的三代禅让制时期，不管是黄帝部落还是炎帝部落，都是来自不同血缘关系的部落组织而成的部落联合体。在这些部落联合体中，联盟首领的个人权利不断增强，逐渐凌驾于一般人之上，而这种转变，实质上是后世帝或王身份出现的萌芽。这一理论的提出，本身极大的丰富和开拓了理论探索的道路，同时又和其他的如早期国家理论相比较，体现了此一理论的运用更加适合和贴近此一历史时期的实际，为今后理论的探索和创新起到了鼓励和促进的作用。
三、无奴派理论的提出
无奴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已故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雷海宗，河北师范大学教授沈长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晁福林等。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上并不存在同西欧一样的以大规模奴隶为主要生产对象的生产方式。首先，这些学者对商代的社会性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大部分学者基本上得到了三点共识。第一，商代的人祭和人殉是有区别的。用于人殉的奴隶数量要远远少于人祭数量。第二，大量被用作人祭的人，其身份并不是奴隶，而是战争中的俘虏，即战俘。第三，甲骨卜辞中没有显示出战俘被用作农业劳动的例子，也没有众人用于人祭或人殉现象的出现。与此同时，在学者研究商代社会性质的过程中，甲骨卜辞显示商代的主要劳动生产者为众或众人。众或众人在甲骨卜辞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商王往往在对外战争，农业生产以及其他国家大事上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卜辞还显示商王经常关心众或众人的生活及生产状况等问题，可见商王对众或众人的关心与重视程度之深。因此，众或众人的身份可以断定是与商王室有血缘关系的宗族成员，只不过血缘关系比较疏远而已。而周代的主要生产者是民或庶民，他们的身份也并不像希腊罗马时代的奴隶一样，没有半点的人身自由。相反，民或庶民是有相对自由的，并可以拥有自己的家庭。他们耕种封建领主的土地。定期缴纳一定的物品，定期向封建领主服一定的徭役。同时还要无偿向封建领主耕种所谓的藉田。
结语
从最早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以及到改革开放后学者借鉴文化人类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提出的早期国家和酋邦理论，抑或是无奴派赞同的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主张，都是学者经过大量分析与研究得出的结果。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形态研究对于推进先秦史研究发展的重要性，从整体上加深了对于先秦史的认识，这些都是大量史学工作者自觉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导具体历史研究的最好说明，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先秦史的研究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