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建安文坛领袖人之一的曹丕，他有着非凡的文学才能，具有独特的写作风格及对文学的创新意识，使魏晋南北朝文学呈现出一种崭新的风貌。他不仅创造了自己便娟婉约的诗歌风格，而且开创了中国七言诗的里程碑，并且其诗歌题材多样化，对中国古代文学影响深远，也为繁荣建安诗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诗歌在今天仍然散发着璀璨的光芒，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便娟婉约 七言诗 《典论・论文》 建安文学
曹丕是建安文坛的领袖之一，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同时他还是魏朝的开国皇帝。由于他爱好文学，又是魏朝的政治领导人，因此他有着不同于一般诗人的人生经历及创作风格，但也有不同于其他统治者的文学创作特点。总之，他不局限于当时普遍的诗歌创作范本，不断探索、追求创新，创作出与众不同、丰富多彩的作品，发挥出自己的创作个性，同时表现出他对文学创作的自觉性。下面笔者就从四个方面来论说他在中国诗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便娟婉约诗歌风格的创造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这时建安时代的“三曹”“七子”并世而出，为中国诗歌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典范。这批作家以慷慨悲凉的主旋律奏响了时代的乐章，但是建安风骨不是慷慨悲凉、爽朗刚健的同义词，它还有便娟婉约的一面。曹丕诗歌风格清丽，感情婉转细腻，音调流转和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极大地丰富了建安诗歌的美学内涵。然而，世人对“建安风骨”的认识并不一致。比如涂波认为“《文心雕龙》中似乎反对建安文学以‘风骨’为名，相反在刘勰的一些批评话语中，建安文学风貌似乎更应被称为‘风骨’的反面”[1]。建安文学从根本上是抒情的、伤感的文学，缺乏骨力，也不以刚健为主要特色，重情而乏理，显然不合风骨之义。曹丕创造的便娟婉约的诗歌风格就是建安风骨的另一面。如《燕歌行》[2]二首风格清丽，感情婉转细腻，音调流转和谐，在建安文学中很具特殊性。
这是一首所谓的“代言体”诗。曹丕站在思妇的角度，以思妇的口吻抒发思妇内心的感受，诗人体情入微，令人叹为观止。作品写了一个思妇在秋夜思念丈夫而不能成眠时的一系列内心情感和行为，极具阴柔之美。前三句写景，寄情于景，同时以景衬情，在第一时间给人一种凄清空寂之感。中间部分以对话和问话的形式抒发了内心强烈的盼归之情。思念之浓，情悲之切跃然纸上，夺人心智。结尾部分再次写景，在景物描写中点出了时间的流逝，思念的强烈。韵律方面，压“凉”的韵，给人冷清之感。犹如一支损曲那样低沉，真正做到了风格清丽、感情婉转细腻、音调流转和谐。创作出与同时代建安文人不同的便娟婉约的诗歌风格。因此真不愧王夫之所评“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3]的美名。“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燕歌行》其一）“耿耿优枕不能眠，披衣出户步东西，仰看星月观云间。”（《燕歌行》其二）。其二是唯抒情在已，弗待于物，不假外物，直抒胸臆，不同其一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曹丕用细腻婉约的笔触和明媚清丽的语言，让诗作呈现出一种清绮婉约的阴柔美。曹丕诗歌风格清丽婉约、流转和谐，这一独特的风格为建安风骨创造了奇迹，丰富了建安诗歌的风格，具有开先河的作用。
二、中国七言诗里程碑的开创
建安诗歌，总体上说境界比较开阔，自由通脱。诗歌主要是学习乐府民歌，在艺术上受到汉乐府叙事性的影响，又加强了抒情性，并向着文人化的诗歌转变。曹丕在艺术形式上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一首《燕歌行》一韵到底的七言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不仅是中国诗史上的“七言之始”，而且还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而且艺术上很完整的文人七言诗。在曹丕之前，就出现过七言诗句，如《诗经》基本是四言体，偶尔出个七言句子，但为数甚少。例“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等，很不成熟。《楚辞》是楚歌体，有七言句，但大多数都带有“兮”字，与七言诗句的格式韵味不同。汉乐府中有一部分杂言体，如《战城南》《东门行》等，其中有一部分七言句，这些对于七言诗的发展显然是有促进作用的，但七言句在那些作品中还不是主体。两汉四年间，今天被人们提到的两首全篇由七言构成的作品，第一首是汉武帝时的君臣联句，即所谓《柏梁台诗》。这首诗出于后代小说，出现很多问题，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篇生编硬凑、堆砌敷衍的诗歌，是没有什么诗味的。第二首是张衡的《四愁诗》。诗味很浓，但东汉张衡这首诗每首的第一句还都带着一个“兮”字，还拖着一个楚歌的尾巴。因此，真正摆脱了楚歌形式的羁绊，使七言形式宣告独立的作品就不能不说是曹丕的这两首《燕歌行》了。以上论说我们可以看到曹丕学习汉代乐府，学习前人诗歌，在形式上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燕歌行》中的七言诗句是新起的形式，句句压韵，而且都是平声，格调清丽婉转，音节不免单调，这为七言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因为后来晋宋作家在曹丕七言诗的基础上模写七言，还照此继续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后来再经过南朝鲍照、萧绎、庾信等人的努力，到了唐代卢照邻、骆宾王那种隔句用韵、平仄相压的鸿篇巨制的出现，将七言诗推进了一个更深更新的发展阶段。对于后世七言诗的成功发展，曹丕的《燕歌行》两首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
三、诗歌题材多样化的发展
曹丕不仅艺术形式上创新，而且他的诗歌题材多样化。这与他对文学的热爱有关，也与他对诗歌的探索和创新有关。他的诗歌题材丰富，反映的社会面广阔，善于刻画动乱时代人们的种种思想感情，特别擅长思妇诗歌题材的描写，同时他的诗很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曹丕还善于总结不同作家不同作品的关系问题，如《典论・论文》就是典型。
曹丕的诗现存约40首，可以将其诗歌的内容题材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抒情言志之作，如《黎阳作诗》；第二类是宴游诗，如《芙蓉池作诗》；第三类是冯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如《燕歌行》；第四是游仙诗，如《折杨柳行》。从中可以看出，曹丕的生活阅历和个人气质，他不遗余力地进行诗歌形式的创新，创作出如此多样化的诗歌题材，体现了作者有意识的追求和尝试。同时，也鼓舞了当时的作家群积极创新的潮流，为建安诗歌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曹丕大胆突破诗体形式的创新限制，摆脱作家固有观念，不一味追求句式整饬和严谨，根据自我抒情的需要，往往于作品中奇峰突起，神秘莫测地改变诗体形制，创作出多样化的诗歌题材。 四、建安诗歌的繁荣
曹丕以其卓越的创作实践和文学主张，谱写出中国文学史上一段极为壮美的乐章。他一生积极创作，虽然现仅存约40首诗，可无论是诗体方面，还是诗歌题材上，都是具有开创性的杰作。《燕歌行》首创七言歌行体，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典论・论文》总结了文学的发展史，提出了一些有文学批评的见解。曹丕在文中提出了“文气”说，“四科”八体说，文章“不朽”说等著名论断，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文学批评见解，如反对“文人相轻”和“贵远贱近”，主张“君子审己以度人”。
《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俭，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4]。这就是文论史上著名的“文气”说。以“气”论文和作家，是曹丕《论文》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文气”说的产生有其文化背景。汉魏之际，人物品藻的风气极盛，“气”是品鉴人物中最常见的词之一，它的含义包括了人的道德品质、个性气质、才能智慧等多个方面。此期还喜用“气”来形容音乐与言辞。这都影响了曹丕“文气”说的形成。
曹丕提出的“文气”说，是指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属于心理和生理范畴，没有理论色彩，不同于前人们所说的气象、气格、气韵、骨气、神气等古代文论范畴，但又是这些文论范畴的重要渊源。曹丕《典论・论文》中所说的“文气”是从“才”和“性”两方面论述作家的气质、个性及其文学风格的关系。“文以气为主”尤其强调了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建安七子各显示出各自才能，如“王粲长于辞赋，徐质庇衅肫”等，探其原因，是由“性”的差异导致的。建安七子各自的禀气有别，个性有别，这是天然形成不易改变的，它直接影响着诗文体貌风格的差异。曹丕正是用这个理论武器来论析“建安七子”的才性与文气特征之间的关系的。他说：“王粲长于辞赋，徐质庇衅肫，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种《玄猿》《漏厄》《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于他文，未能称是。陈琳、阮r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5]”他该批判就批判，该推崇就推崇，态度非常明确。建安七子各自禀气不同，个性不一，所以在创作上体现出来的文体风格也不一样。对于曹丕的“文气”分为“清”与“浊”两大类，清为阳刚之气，浊为阴柔之气，文气二分，他为后世以阳刚之美、阴柔之美论文学风格开了先河。
曹丕高度推崇文章，对文章的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认为文章是“盖文章经国大业，不朽之盛事”[6]。这就是他的文章“不朽”说。是一种比立德、立功有更重要的地位，这种文章价值观是他对传统的文章（“立言”）的“立德、立功”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因为传统儒家也讲“三不朽”，“立言”次于“立德”，“立言”也是为“立德”服务的，文学只是用以教化的工具。而《典论・论文》是将文学不朽的价值落实到个体的人格和生命，他所推崇的文体还包括汉儒轻视的辞赋和诗歌，只不过他并未对这一观点加以详细的论述。曹丕如此高度地推崇文章作品的意义，无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在客观上是非常有利于文学事业发展的。我们知道，曹丕所处的汉末建安时期是中国文学史，特别是诗歌发展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其因缘固然非同小可，但是因有了统治集团曹氏父子的重视、鼓吹和积极参与，应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时以他们父子为核心，周围团结了一大批诗文作家，形成了所谓的“邺下文人集团”，曹丕在这篇《典论・论文》中所评论的“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许帧⑷瞵r、应`、刘桢），除了孔融之外，都属于这个集团。其父曹操死后，曹丕继承了曹操的职位。作为帝王，曹丕喜爱文学，他领导着建安文学的发展，这鼓舞了当时更多的文人进行创作，把诗歌发展到了第一个黄金时代。作为统治集团的一分子，他团结周围的大批诗文作家，繁荣了“邺下文人集团”，为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曹丕的这篇《典论・论文》，可以说是他对文学创作的一个总结，是他经过多年的探索、研究而创作出的经典散文，代表了建安时代的最高水准，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曹丕作为帝王，作为建安时代的文人，不仅鼓舞着建安文人们创作，而且为建安时代的诗歌发展迎来了一个高潮期，并在此间创作了十分丰富的诗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建安众多优秀诗人中，曹丕是较杰出的一个，他为建安诗歌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曹丕以其独特的地位及其丰满的个性魅力，为中国诗史创造了奇迹，他非同凡响的文学领导才能，少而经典的诗作散文，不仅为繁荣建安诗歌作出了贡献，而且还为中国诗歌史留下了最辉煌的篇章，因而在中国的诗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注释：
[1]涂波：《“建安风骨”辨思――对建安文学接受史的考察》，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第88-93页。
[2]于非：《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353页。
[3][4][5][6]孙明君：《三曹诗选》，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9页，第90-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