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完成了遵义会议未能完成的既定议程，对实现第一次历史性转折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般认为，遵义会议在危机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我们在充分认识到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的同时，也要看到这次会议也留下许多未能完成的议程，是一次未能完成全部议程的会议：
第一，关于组织问题。一是会议虽然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但没有安排具体工作分工，只是提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时间紧，来不及讨论分工问题；或者是领导层对毛泽东进入常委意见不统一，对其不予以具体分工以压制排斥。二是没有改变中央主要领导人，依然由“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博古担任党中央的总负责人，虽然毛泽东增选为常委改变了常委会的结构，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领导层统治的局面，但从“结束”到“纠正”还有路程要走。三是取消三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但毛泽东并没有进入军事指挥决策层拥有直接决策权和指挥权。可见，遵义会议并没有彻底地解决组织问题。
第二，关于军事问题。除了军事指挥者问题之外其它方面也存在一些未解决的问题：一是军事路线问题，博古的报告虽然遭到否决，但是，博古、凯丰、李德等并未认错，有关决议未形成文字并得到政治局最后审查通过，没有实现军事路线的纠“左”。二是军事战略方向问题，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结果遭到土城之败，表明“左”倾错误依然在危害红军。三是军事行动和部队编制问题上，虽然提出红军的行动须有高度的机动性等要求，但都没有得到及时执行，部队依然处于难以机动作战、摆脱被动的局面。
一是完成了遵义会议提出的“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的既定议程，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实现了组织上的调整。
二是完成了遵义会议提出的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的议程，讨论并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并传达到全党全军，宣告了左倾错误的失败。
三是修正了遵义会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战略，作出在川滇黔边区创建新苏区根据地以及“回兵黔北”等战略决策。
四是落实了遵义会议提出的“红军的行动，须有高度的机动性”、轻装、充实连队等要求，整编了中央红军。
五是根据斗争需要新增加了对全国苏区和红军问题的讨论并发出指示电报，提出了主要任务和斗争方式。
通过以上对史实的归纳整理，本人认为扎西会议讨论并完成了遵义会议议而未决的全部议程，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广义的遵义会议是一次在两个地点召开的会议，也就是前一段在遵义城，后一段在扎西召开，这是残酷的战争环境造成的。在党史上，与此相类似的先例莫过于中共一大。一大的前一段会议在上海召开，由于受到干扰，最后在嘉兴南湖闭幕。战争环境下召开的遵义会议，虽然连续召开了3个晚上，但许多重要议程并没有完成，只能在随着部队行军途中不断地转移地点、陆续安排时间、断断续续地举行，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说的“扎西会议”。同中共一大相比，两者何其相似！
我们在承认遵义会议是党的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的同时，也要看到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未能完成的既定议程，也就是承认扎西会议在实现这次历史性转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肯定扎西会议在党史上的历史地位。我们高度评价作为遵义会议继续的扎西会议，不仅不能丝毫降低遵义会议在中共党史上的突出重要地位，而且能够通过挖掘扎西会议的内涵，更好地全面认识遵义会议的全貌，深刻认识实现第一次历史转折的艰辛和来之不易。
二、纠正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统治，为中国革命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提供了保障
遵义会议虽然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但纠正“左”倾错误依然有待于完成。因为“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博古的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没有变更，其本人也没有完全认识错误，凯丰、李德等人也在公开支持博古的错误路线，在党中央核心领导层没有从组织上清除“左”倾错误；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只是局限在中央高层的党内争论，会议的最后决议委托洛浦起草，并没有被会议通过，更谈不上传达到全党，没能参加会议的许多高级干部也不知道这场党内争论，“左”倾路线依然被贯彻执行；军事路线等问题也没有解决，“左”倾错误仍然对党和红军造成严重威胁，等等。
遵义会议虽然没能实现纠正“左”倾错误的任务，但是，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央和红军的统治，为扎西会议实现纠正“左”倾错误创造了条件。会议新增选毛泽东为常委，虽然没有具体分工，但起到了“掺沙子”作用，在领导核心中增加了正能量；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为后续变更最高领导人埋下伏笔；取消三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结束了博古、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解决了当前最为迫切的军事问题，为纠“左”奠定了牢固基础；委托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保证了这个决议由正确的人选写出正确的好文章。 扎西会议实行了一系列纠正“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统治的措施：
一是在不受共产国际等外来干扰的情况下，经过党内高层酝酿讨论，集体决定取消“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执行者――博古的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由张闻天“负总的责任”，从组织上保证了正确路线的贯彻落实和对“左”倾错误的纠正。
二是明确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恢复并提升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提高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使红军有了正确的指挥领导。
三是通过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 并通告全党全军，通过党内最高决议的形式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失败，树立了正确的路线方针，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和行动。
四是调整了红军战略方针和整编了红军，改变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挥下的军事方针，为最后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五是对全国苏区和红军发出了指示电报，纠正了“左”倾错误统治中央时期“不对全国部署总方针”的错误，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扎西会议的这些措施实现了纠正“左”倾错误路线的目的，为中国革命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提供了保障。
首先，清除了“左”倾错误的危害，从根本上挽救了党和红军。如前所述，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是在危机关头挽救党和红军的重要转折点，但纠正“左”倾错误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通过扎西会议的以上措施予以最后完成。扎西会议一举清除了“左”倾错误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多年统治，为中国革命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二，形成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了党的正确领导，保证了正确路线的制定和贯彻。总负责人张闻天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素养和威望，敢于率先同“左”倾错误做斗争，担任一把手的位置是党的集体选择，周恩来、毛泽东等同志团结一致、密切配合，使党和红军有了战胜困难、转危为安、取得胜利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三，标志着党的成熟。这次中共领导层的变更，是在不受共产国际等外来干扰的情况下党内充分发扬民主而顺利实现的，树立了民主解决党内问题的典范，是党成熟的重要标志，表明中共已经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可以独立地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担。
三、调整了军事路线和战略方针，为胜利完成长征打下了基础
扎西会议对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路线、战略方针等军事问题做出了重大调整。
一是纠正了“左”倾军事路线。遵义会议后的土城之败把纠正“左”倾军事路线提到了扎西会议的议程。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改变战略目标，决定在云贵川边创建新苏区，实行灵活机动的作战方针，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
二是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制定了乘黔北敌军兵力空虚之机，立即回兵黔北，再占遵义的进军计划。根据这一决定，红军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遵义大捷，并乘胜三渡、四渡赤水，渡过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
三是缩编精简中央红军。各军团除一军团外，均取消师一级编制，3万红军编成了10个大团，干部下放充实到连队，清理精简辎重，提高了连队的机动性，增强了战斗力。
四是建立川南游击队。根据在云贵川发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精神，在全军选拔300多人，建立了红军川南游击队。
四、部署了全局战略方针，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
扎西会议部署了全国战略方针，改变了长征以来“不对全国部署总方针”的状况，恢复了对全国革命斗争的领导。
一是对中央苏区党组织和红军的主要任务、斗争方式和组织领导做出部署。3次发电报给中央局，要求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环境适应；成立以项英为主席，由陈毅、贺昌及其他一人组成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
二是对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做出指示。提出总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游击队与群众武装是辅助的力量；对敌人需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战略方向为湘西及鄂西，其次是川黔，必要时可向川黔活动，甚至渡过乌江；组织贺龙为主席，任、关、夏、肖、王为委员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
三是对红四方面军通报了中央红军关于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决定。
总之，扎西会议对全国革命的全局战略方针做出的部署，恢复了中央对各苏区和红军的统一领导，对促进全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