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建国以来，我国世界史在理论体系甚或辞句上都照抄苏联。近十几年，在理论上虽有一定突破，如有整体史观、全球史观等西方舶来品，但从来不敢大胆地抛弃苏联已过时的东西。苏联世界史理论体系的构建可以说是以阐释十月革命为核心的。因此，本文聚焦于苏联十月革命著作史，无疑能更深刻地了解苏联的世界史甚或整个历史学理论与历史事实的炮制内幕，也能对目前我国世界史理论体系有个较清醒的认识。
[关键词]苏联；十月革命；斯大林；著作史；述评
在苏联，历史学是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握有权柄的那些人（特别是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不但能够“创造”历史，并利用其伪造的历史来取得或巩固自己的权力。每个独揽大权的领袖或集团就是“历史学家”。
因此，苏联的革命历史著作必然依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包括二十年代的斯大林以前的时期，长达1/4世纪的斯大林时期以及斯大林以后的时期。
一、斯大林以前的时期
西方有些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为俄国革命史著作上的“黄金时代”，其主要特征是：相对自由和活跃的学术环境，产生了持各种立场和观点的革命史著作。
（一）此期，关于列宁对史学的贡献，人们持一种较为客观和批判的态度
无论列宁本人，还是他的那些从事革命史研究的战友，都没有认为他是个历史学家，甚至也不认为他是个大理论家。列宁当年主要被认为是革命的实践家、战略家、策略家和党的政治领袖。因此他写了许多文章、小册子、书籍，在其中，有时不得不“附带地”对俄国历史尤其是对革命发表一些意见和看法，他经常利用历史论据来“创造历史”。
例如，当时领导“历史战线”的波克罗夫斯基在他的《俄国历史概要》中只字未提列宁及其对史学的贡献。领导十月革命史和苏共党史资料收集研究委员会的米？斯？奥里明斯基当年曾写道：“就其天性来说，列宁同志不是理论家，而是实践家。”列宁夫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坚持说，列宁一向对当前重大题目发表文章，他的文章与著作只应看作是“地地道道的行动指南。”
当然，他们对列宁作为理论家的评价过低，有失偏颇，但这足以说明当时政治环境较为宽松自由，人们可以发表自己独特的言论，为学术及史学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
（二）这一时期的著作
在二十年代初期，出现了第一批文献汇编和革命《大事记》。其中以Н・阿夫杰耶夫编辑的《革命大事记》最为著名。该书特点是，比较客观的转述了从二月革命以来每天发生的事情。
除了布尔什维克这类著作外，在一些历史杂志上还经常可以看到明显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写的回忆录，如由谢？亚？阿列克谢耶夫编纂的《白匪分子描述的革命与国内战争》。在这本书里，象米留可夫、克伦斯基、罗将柯、邓尼金、卢柯姆斯基等这样一些“反革命要人”都谈了自己耳闻目睹的情况。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历史杂志的领导人和社会主义学院的委员们往往是象梁赞诺夫这样的自由主义的布尔什维克，或是从前的孟什维克苏汉诺夫、叶尔曼斯基、拉林、阿克雪里罗德等人。
在二十年代还出版了革命的目击者外国大使们的书籍和回忆录。还有关于旧政权最后几年和几个月情况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以大臣们和皇室成员的证词、回忆录和日记为依据的。
（三）列宁逝世以后
“三驾马车”及其同盟者立即用《为列宁主义奋斗》来回答托洛茨基。他们虽然无法否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十月革命的事实，但却竭力抹煞分歧，硬说托洛茨基夸大了自己在十月革命中的作用，说这位孟什维克企图“用托洛茨基主义偷换列宁主义”。
虽然托洛茨基的话更可信，但却开了在苏联把历史学当作夺权工具的先河。而“三驾马车”则起了更加恶劣的作用，用伪造历史的方法来为夺权斗争服务。
二、斯大林时期
（一）波克罗夫斯基及其学派
波克罗夫斯基是个死扣教条但很多产的历史学家。其代表作是《俄国历史概要》。关于十月革命问题，他批判了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提出了一种观点：二月革命已是社会主义的了。他还断言：“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在1917年三月就已经在俄国确立了”，十月革命的意义仅在于它使无产阶级专政定型起来罢了。他还提出了在1917年发生了两种革命（城市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农村的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他故意贬低十月革命是为了讨好斯大林，但好像不合斯大林的口味，后来遭到批判。
（二）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及其《联共（布）党史》
三十年代初，斯大林亲自给当时主要的历史杂志《无产阶级革命》写了一封《致编辑部的信》，他在信中揭露了深藏在该刊内部的“自由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托洛茨基分子”（后来，这些人不仅在思想上被打垮，而且有一部分人甚至在肉体上被消灭）。一场“消除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运动迅速展开。
雅罗斯拉夫斯基不得不对他的书进行改写，使它完全符合斯大林的精神，且指明该书是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写成的。
《国内战争史》第一卷于1936年出版，它是斯大林镇压异己思想的工具，没什么重要的学术价值。书中无非是毫无根据地批判异己的“错误”和抬高斯大林的个人声望。
1938年，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炉，并被译成各种文字，出版了5000万册。这本书在当时甚至以后的苏联被誉为“无与伦比的”、“最完美的”革命历史著作。雅罗斯拉夫斯基把此书比作《共产党宣言》，这并不过分。在全部文学史上，从来没有哪一本“教科书”得到过如此广泛的传播。
这一阶段，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些专门颂扬斯大林的“政治工具”外，几乎没有发表过一部关于十月革命历史的真正研究性著作。
三、斯大林以后的时期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等人打倒了贝利亚、莫洛托夫等斯大林的追随者，掌握了权柄。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通篇严厉揭露和谴责了斯大林。于是在文学、历史学等领域出现了“解冻”。在历史学领域出现了很多揭露斯大林“罪行”的著述。很多史学家认为，这是苏联历史学领域的转折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一）苏联历史学界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
这些揭露和批判可以归纳如下：
早在革命初期党内便有人对斯大林表示怀疑和反感。一九一七年三月他从流放地回来后，只因其党龄长才进入中央俄罗斯局。然而他只有发言权，因为他的“某些个人品质”让别人反感。他被派到《真理报》编辑部后，毫不客气地删改或干脆不登列宁的《远方来信》。列宁回国前，斯大林同加米涅夫一样是“妥协派分子”，都倾向于有条件地支持临时政府，甚至同孟什维克合作。
斯大林不仅把党的成就归于自己，还剽窃了“列宁理论中极其重要的原理”。“四月提纲”在斯大林时代被说成是“列宁―斯大林提纲”，但有文件表明，斯大林在列宁回国前和其后头几天并不支持这个提纲。在七月事件后，斯大林仍采取两面派立场，躲在芬兰的列宁要求采取武装起义方针，而斯大林却动摇不定，无论对苏维埃还是对临时政府，都仍然抱有幻想。
“个人崇拜时期”的历史学家А.М.潘克拉托娃曾断言：“十月革命的全部准备工作都是斯大林领导的。”然而此时却大胆地揭露斯大林的错误。这些历史学家还揭露了斯大林的另一桩“罪名”：在十月革命一周年之际，斯大林在《真理报》上写道，十月起义的直接领导者是托洛茨基，这些历史学家指责斯大林过分颂扬和夸大托洛茨基的作用。
这些历史学家对斯大林的指责虽然有些地方是错误的，但总的来说是正确的。然而，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一个历史人物表示出如此强烈的个人愤恨是不恰当的，这显然是受政治环境的影响。
（二）布尔德扎洛夫事件
“解冻”被认为是苏联历史学的转折点，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布尔德扎洛夫事件”。
布尔德扎洛夫在斯大林时代曾任《历史问题》杂志的副主编，并于1948年严格按斯大林精神写了一本关于革命历史的小册子。但在1956年他就写出了一本《论一九一七年
三、四月间的布尔什维克的策略》，揭露了一些历史真相，引起了苏联内务部的不安。
布尔德扎洛夫首先证实，列宁回国前布尔什维克内部是一片惊慌失措。当时威信不高的中央俄罗斯局同在工人中有影响的彼得堡委员会发生了冲突，中央局要求不理睬苏维埃，直接成立临时革命政府，而彼得堡委员会则倾向于支持苏维埃和有条件支持临时政府，甚至倾向于护国主义，即倾向于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妥协的政策。
在加米涅夫、斯大林和穆拉诺夫从流放地回来后，布尔什维克温和派力量壮大，这三人把持《真理报》编辑部，开始执行“半孟什维克”政策。列宁在《远方来信》和《致个别同志的信》中表示强烈反对。列宁回国后提出的“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几乎完全孤立无援，完全支持列宁的唯一党员是女布尔什维克柯伦泰。
列宁回国后，加米涅夫公开反对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不成熟，军队还应保卫祖国和革命，许多老党员都支持加米涅夫。斯大林曾认为，列宁的提纲不过是一个“没有事实根据的提纲”。在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对列宁的提纲只有两票赞成，十三票反对，一人弃权。
从布尔扎德洛夫所谈的事实就会得出如下结论：除列宁外，党及其领袖们和中央委员会所有的人都错了，只有列宁一人纠正了大家的思想！这个结论和当时的政治气候格格不入：赫鲁晓夫批判了个人崇拜以后国家由“集体领导”掌管，作为先锋队和集体智慧的党同一些个别人不同，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结果布尔扎德洛夫遭到批判，在苏联杂志上消失了好几年，还被解除了原先担任的职务。
综上所述，在苏联的政治背景下，历史学成为政治（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苏联的历史学家大都是见风使舵的能手，没有作为历史学家应有的独立人格（当然并不能苛责他们，在苏联的政治环境下他们也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他们构建的世界史理论和关于十月革命的理论与史实是不能让人信赖的，对此我们应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