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色苏维埃区域的建立与发展
二、贫农团等农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各地党组织及时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农村，致力于广泛深入地发动农民群众，恢复和发展农会组织。在其组建过程中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对国民革命失败后惨遭破坏或转入地下的农民协会予以恢复与整顿；一是进行新的组建。其间富有创造性的举措为组织贫农团。 “贫农团”名称最早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1930年6月，在《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与苏维埃区域里的土地革命任务有密切联系着的一个任务，是要组织雇农和乡村无产者工会，是要组织贫农团，而这些组织底目的，应当是把中农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并且使苏维埃机关底一切设施都有利于贫农和中农。”[6]同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苏区工作计划时，指示各苏区在党的领导下发起组织贫农团，并对贫农团的性质、组织、与雇农工会和中农的关系等作了规定，认为贫农团是用以进行反富农斗争而团结中农在其周围的“一种社会团体的组织，与雇农工会同成为乡村苏维埃政权的柱石。”[7] “因为只有有了独立的乡村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以及紧密地团结在它的周围在它的领导之下的贫农团的组织，才能坚决地进行推翻地主反对富农的斗争，才能将更广大的中农群众团结在苏维埃政权及一切革命群众组织的周围，才能真正进行建立苏维埃政权与红军的工作。[8]
尤其是1931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各苏区在红五月中必须在每个乡村将贫农团与雇农工会小组（包括苦力在内）……成立起来”[9]指示之后，贫农团这一新事物在各苏区纷纷涌现，成为各地划一的贫农群众的团体组织。
按其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在苏维埃区域内，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贫农团，而“在发展非苏区的农民运动方面，党应当建立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和斗争委员会，应当利用农民群众底任何形式的组织，去进行整个革命工作，应当加强自己的群众鼓动工作，尤其是因为饥荒更加扩大和军阀战争更加发展的缘故。”[10]但实际上此期各苏区建立的则是名称不一的农会组织，有的叫“贫农团”，有的叫“农民协会”，还有的叫“贫农会”，也有的叫“农民委员会”等。即便是名为“工会”的组织，其工人含义亦包括甚广，除少部分产业工人之外，大量的则是雇农以及手工业者和青年学徒。不过，尽管名称不同，其组织形态则无有大异，当均属于农会组织的范畴。
由于各根据地建立的时间有先后之分，且1934年后因受“左”倾错误的危害致使各省根据地在国民党“围剿”下先后丧失变为游击区，尤其是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后仅剩下陕甘一块根据地存在，加之革命战争年代各苏区留下的农会资料极不完整乃至缺乏，因此我们难以对苏维埃政权时期农会组织的总体数字做出全面而精确的统计，但称其有着较快的恢复和发展还是毋庸置疑的。在这里笔者只能根据尽可能搜集到的一些史料做一典型性的阐述。
三、农会组织的基本结构
在国民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环境下，由于各根据地处于孤立、分散的状态，且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权也仅存在不足三年时间，因此苏维埃时期没有建立完备的农会组织系统，即在垂直系统上没有建立一个统一指挥的最高组织机构，中央、省一级均没有设立组织机构。
对于农会的组建程序，中共六大决议强调：“农民协会的组织必须尽可能的民主化，极力纠正以党来委派农协委员的办法，使农协成为真正群众的组织。”[17]
总的来看，在苏维埃时期，无论是名为贫农团，还是名为农民协会等农会组织，其组织系统较为简单，最高只是设置到县（区）级，在中央、省一级均没有成立组织机构，有的地方如“赣东北苏区甚至只设村一级组织”，“没有独立的系统”。[25]
四、农会的主要活动及其影响
另从湘赣省委组织部1933年关于《湘赣全省三个月工作竞赛各县群众团体组织工作比较表之二》中来看，在调查表的贫农团“做了一些什么工作”项目栏下，永新、茶陵、安福、吉安、分宜、莲花、宁冈、攸县、遂川等9县计填有反富农、优待红属、扩红、送消息、带路、捉反动分子、能自己讨论贫农苦力雇农中农的利益、参加选举运动、监视苏维埃经济、改造合作社、参加分配土地、开荒田、修道路、督促春耕等14项活动。[37]
[1]参见龚书铎总主编、朱汉国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页。
[7]《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一九三0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一九三0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430页。
[9]《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红五月运动的工作决议案》（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参见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36页。
[11]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34-135页。
[22]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658页。
[25]中共赣东北特委扩大会：《关于群众团体工作的决议》（1931年5月9日），参见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36页。
[36]《赣、闽、粤三个地区文教事业发展统计》（一九三三年），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辑》第四册（1931、9-1937、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310页。
[39]参见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