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关键词] 苏联 文化传统 社会主义
[论文提要]苏联的解体涉及方方面面的原因，而不可忽视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其文化传统对其执政方式、执政理念等方面的影响。在苏联社会发展过程中，弥赛亚意识、浪漫的理想主义思想、教条主义传统、国家至上理论、沙皇崇拜、极权传统、专制作风、愚民嗜好、官办社会的传统等落后的文化传统的痕迹处处可见。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学术界对苏共失败的原因分别从教条主义、左的路线、计划经济体制、民主监督与政治体制、民族问题、对外关系、党的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苏共失败的原因，有助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刻理解。不过，笔者认为，除此之外，导致苏联共产党执政失败的又一深层原因在于其深受落后的文化传统的影响。
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苏共执政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传统有以下几个方面：
弥赛亚意识。弥赛亚是犹太教用语，指的是被上帝选中拯救世界的民族。俄罗斯人很早就有一种意识，即俄罗斯有着特殊的使命，俄罗斯民族是特殊的民族。在东正教的拜占廷王国衰落以后，莫斯科王国成为保留下来的惟一的东正教王国。俄罗斯是第三罗马。第三罗马思想是普斯科夫叶利扎罗夫修道院院长菲洛费伊于1510～1511年间在给瓦西里三世的奏折中提出的。依照其观点，基督教的世界中心逐渐地由“陈旧的”罗马转向“第二罗马”君士坦丁堡，再由君士坦丁堡转向莫斯科。前两个罗马由于它们对“真正基督教”的背叛而衰落。莫斯科仍忠于正教，不承认在佛罗伦萨商定的合并。因此，莫斯科如今是基督教的世界中心，是“第三罗马”，而第四罗马是“不存在的”。俄罗斯人“规定”俄罗斯是惟一的东正教王国。同时也是全天下的王国。俄罗斯的使命是成为真正的基督教、东正教的体现者与捍卫者。
浪漫的理想主义思想。别尔嘉耶夫承认，俄罗斯知识分子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整个地迷恋于理想，并准备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被处死。俄罗斯普通民众很喜欢朝圣。“朝圣是一种很特殊的俄罗斯现象，其程度是西方没见过的。”朝圣者寻找真理，追求天国。平民阶层总是从自己中间挑选朝圣者，但就其精神实质而言，俄罗斯文化最有创造性的代表者都是朝圣者，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和一切革命知识分子都是朝圣者。俄罗斯人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是“千年王国”说的信徒。这里所说的千年王国始终指某种终极的完美状态，他们认为这种状态应当取代恶的、不公正的、奴隶的世界。
教条主义传统。俄罗斯人不是怀疑主义者，而是教条主义者。在俄罗斯人那里，一切都带有宗教性质，他们不太懂得相对的东西。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西方是生物学命题，而在俄罗斯知识分子这里则获得了教条的性质，仿佛它讲的是关于拯救永恒的生命的问题。对黑格尔的倾慕也带有宗教迷恋的性质，甚至希望用黑格尔哲学解决东正教会的命运。人们相信，傅立叶的“法郎吉”已经接近于上帝的王国，年轻人好用谢林自然哲学的术语去解释事物也体现了这种特点。
国家至上理论。由于领土广大，人烟稀少，居住环境恶劣，俄罗斯历来就有国家至上的传统。在持续四个多世纪的侵略与反侵略的过程中，俄罗斯人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建立、维持和捍卫庞大的国家的需要，在俄罗斯的历史上占据着十分特殊、压倒一切的地位。”
沙皇崇拜。在16世纪下半叶的历史中，塑造了理想化的沙皇。“对沙皇形象的理想化不是别的，正是被奴役的农民大众对幸福命运、对正义降临的乌托邦式的希冀，他们认为只有一个好沙皇才能带来幸福和正义。”17世纪农民战争期间，农民阶级的意识表现为对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的服从。在农民天真的君主主义观念中，即在他们对于一个“好”沙皇的信念中，这种依赖性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类幻想得到了官方意识形态的支持。官方意识形态提出并论证了专制制度的超阶级实质这一命题。在17世纪上半叶的社会思想中，这一倾向体现在对皇权的全民承认这一思想中，在17世纪下半叶这一倾向体现在“共同幸福”的思想中。
极权传统。俄罗斯思维是倾向极权主义学说和极权主义世界观的，只有这类学说在这里才能有所成就。普通大众如此，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俄罗斯的知识分子经常企图自己制定极权主义的、整体性的世界观，通过极权主义思想，俄国知识分子探索现代生活，而不仅仅探索现代哲学、科学和艺术著作。斯拉夫主义者是君主主义者，甚至是专制的君主制度的拥护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认为，对于革命的知识分子来说，革命是宗教的、极权的，对待革命的态度也是极权的。因此，别尔嘉耶夫感叹：“俄罗斯思想就其意向而言是过分极权的。” 愚民嗜好。在俄罗斯人的意识中，什么事情都由沙皇设计好了，什么事情都由沙皇的奴仆——贵族老爷们办好了，所以下等人似乎就是可有可无的，他们惟一的职责就是按老爷们的意旨干好活，做一个老老实实的、会说话的牲畜。渐渐地，俄罗斯的“精英”就有了愚民的嗜好。在教育方面表现最突出。引入基督教后不久，弗拉基米尔就为王公和神职人员的子女开办了一所高级学校。受过高级教育的人不仅在宗教界有，在世俗贵族圈里也屡见不鲜。13～15世纪下半叶，城市中的商业居民和手工业居民都有相当的识字能力，但农民、农奴的子女却被拒之校门外。彼得一世改革时，曾建立了不少专业学校，起初招收包括平民知识分子子女在内的学生，后来也停招了。1714～1744年间。俄国建立了一些国立普通小学，招收各阶层(除农民)的子弟。直到十月革命前夕，农民是各阶层中识字率最低的。
官办社会的传统。由于普通群众都是“愚不可及”的“群氓”，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所以沙皇(国家)、官厅“不得不”直接替普通群众操办事情，逐渐地俄罗斯就形成了官办社会的传统。政府包办的事情可用事无巨细来概括。字母、探险、历史研究、舞会、音乐会，甚至连服装和胡须都由彼得一世和他的政府亲自管理。
以上这些落后的文化传统庸俗化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活生生的，是指南而不是教条，但经过俄罗斯落后文化传统的裁剪之后，马克思主义被简单化为一些教条。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论土地问题》等文章中指出，未来要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在俄罗斯人那里，国家就是一切，自然这个“社会”不会是其他社会主体，只能是国家，社会占有生产资料自然而然就变成了“国家”占有生产资料。不仅如此，俄罗斯人还根据自己关于人民(愚民)的看法，索性彻底一些，不但要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甚至大部分生活资料的管理、使用和处分也都由国家包办了。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等文章中认为，未来社会将在“合理的”计划基础上进行社会化大生产。俄罗斯以特有的浪漫主义、根据官办社会的遗风，将计划的范围无限地扩大，终于达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为了保证计划得到不打折扣的执行，根据俄罗斯极权主义的意识，苏联还首创了计划的法律化。
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镇压了剥削阶级残余的反抗之后，国家就要逐步地“消亡”。俄罗斯人根据形势需要，再加上国家至上传统的影响，不但没有使国家消亡，反而将国家职能加强到前无古人的程度。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文中，设想未来社会应当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在有着极权主义、愚民嗜好悠久历史的俄罗斯，自由人的联合体设想自然鲜有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引带”、“螺丝钉”精神。
落后的文化传统极大地阻碍了俄罗斯进行及时的改革。不可否认，苏联社会主义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有些连资本主义国家也为之瞠目。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苏联社会主义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不过，初始阶段存在不足是正常的，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曾出现这种情况，只要能进行及时、成功地改革，出路是有的。不少学者认为，苏联共产党至少有三次较好的改革机会。一次是在二战结束、斯大林的声望如日中天之时，他完全可以凭借自己无可挑战的地位对以前包括二战中发现的不足和弊端进行较彻底的改革。第二次是在赫鲁晓夫时期，斯大林逝世后也是改革的好机遇。第三次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各方面的弊端已经一目了然，他完全有可能进行及时的甚至是成功的改革。然而，斯大林晚年非但不改革，反而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将苏联在特定时间、特定条件下一些不得已的做法公式化、教条化，上升为不可动摇的规律，并宣布，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不容置疑，对于一切具有人数相当多的中小生产者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条发展道路是使社会主义获得胜利的惟一可能的和适当的道路”。赫鲁晓夫虽进行了改革，但却是草率、惟意志论的乱改一气，白白地浪费了大好的改革良机。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的时机非常成熟，只是他在执政初期进行了小修小补" 后，浅尝辄止。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时期，改革的大好时机已经不存在了。
人们不禁要扼腕叹息：为什么苏联共产党不能进行及时改革?为什么苏共不能进行成功的改革?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错过改革的大好时机?笔者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还是可以在落后的文化传统对苏联的影响中找到。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和圣地。二战结束以后，苏联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社会主义革命的摇篮、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旗帜。在苏联人民的心目中，在世界所有向往社会主义的有识之士的心目中，无不期望苏联早日取得一个又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可企及的伟大成就，无不期望苏联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这种有意无意的期望重新唤起了苏联(俄罗斯)人的弥赛亚意识，这种意识好比一副有色眼镜，很能发现别人(资本主义国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不足，很难平等地处理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但却很难发现自身的严重问题。弥赛亚意识使苏共很难发现自身的严重不足，即使发现了也会在这些不足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上大打折扣。历届苏共领导人在决策时，不得不顾及这种意识的无形的又无时不在的影响。
由这种意识衍生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社会“无冲突”论也非常不利于苏共进行及时、成功的改革。斯大林多次表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性质是完全适应的，前者对后者的适应就能完全排除任何矛盾。这一观点长期制约着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种矛盾问题的科学分析。在这一认识指导下，苏共领导人真的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因此斯大林才会在十八大上向全世界宣布苏联已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下一步要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苏共才会在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纲中庄严地宣告：“这一代的苏联人将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才会使勃列日涅夫将“发达社会主义”写进1977年苏联宪法，并指出这种社会主义“是开始向共产主义逐渐过渡的完全巩固了的社会主义”。尽管安德罗波夫头脑比较清醒，但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他也不敢退得太远，只能提出“完善发达社会主义”。
更令人遗憾的是，以上两种意识恰恰存在于一个源于传统的、权力绝对集中于中央和领导人的政治系统中，这种几乎替下级、普通党员和群众包办一切的机制，完全排除了通过政治沟通、大众政治参与来推动及时、成功的改革的可能性，致使苏共在毫不在乎地错过三次改革的良机后，又经过戈尔巴乔夫的折腾，最终不得不吞下失败这枚苦果。
苏联共产党执政失败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执政党一定要认清国情，特别是要辨清文化传统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影响。一定要静下心来，细心甄别国家的文化遗产，吸取精华，坚决屏弃糟粕，使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能用真正的社会主义意识(而非其他主义的)来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