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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职业指导；职业教育；理论；中华职业教育社
在民国时期，职业指导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鉴于职业指导在当时的中国乃是一新生事物，有关的理论尚十分缺乏。因此，诸多的教育家和知识分子极力开展对职业指导理论的引入、探讨和研究，尤其突出地表现在有关职业指导理论著作的编写、编译及撰写上。众多的职业指导理论著作，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无数仁人志士“职教救国”的心路历程，这本身就是中国职业教育近代化的一个缩影。
一、职业指导理论著作的初步编写(译)
这一时期，先是1917年5月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视职业指导为职业教育的先决问题，于1920年3月组织职业指导部，对上海等地实业界的职业种类和教育界的一些重要学校毕业生的基本情况作了一定调查，并将上海各实业界著名人物的谈话所得由陆规亮汇集成《职业实验谈》一册，于是年5月作为《教育与职业》临时增刊出版。 与此同时，中华职教社于1923年7月组织职业指导委员会，并于1924年4～6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星期职业指导运动”。在“一星期职业指导运动”中，为了进一步加深学生对自身的认识，引起学生对择业的认识，同时使各校的职业指导员更好地与学生进行个人谈话，由职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刘湛恩编辑了《择业自审表》，由青年协会书局于1924年3月出版：而邹韬奋则将这次职业指导运动的概况编纂成《职业指导实验》(第二辑)，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25年1月出版。 此外，在当时职教社同仁看来，“职业指导开端于小学时期之职业陶冶，完成于毕业以后之服务指导”。所以，早在1918年2月，中华职教社研究部即将“职业陶冶之性质及其种类”作为其第一个研究课题，随着报刊上有关职业陶冶的理论文章不时刊登，1925年7月，杨卫玉、彭望芬夫妇编译的《小学职业陶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26年7月，杨卫玉所撰写的《小学校职业陶冶纲要》又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印行。
在以上职业指导著作中，《职业智能测验法》、《小学职业陶冶》和《小学校职业陶冶纲要》是影响最大的几部。
《职业智能测验法》为“职业教育丛刊”的第二种，原著者为美国耶鲁大学教育心理学教授贾伯门博士。邹韬奋在该书“自序”中说，“职业智能测验法乃利用实验心理学以解决实际问题者也。……余以其与职业教育甚有关系也，乃发编译，介绍其原理与方法，冀引起国人对于职业智能测验之兴味，由此而殚精研思，用科学的方法，解决甄别职业人材与训练职业人材之种种问题”。黄炎培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则言道：“职业指导为施行职业教育之前一步工夫，而职业测验又为施行职业指导之前一步工夫。对于曾就职业者，因测验而识其知识与能力之程度，对于未就职业者，因测验而识其天赋才能长短优劣之所在”，对于职业指导中运用测验的方法再次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小学职业陶冶》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工艺教授勒维持(Leavitt)及芝加哥工业学校陶冶部教员布朗(Brown)所著的《Pre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Public school》一书其中之第6章并“以己意补充两章”而成，由黄炎培校订。内容包括：“职业陶冶之起源与目的”，“职业陶冶在教育上之趋势”，“职业陶冶与工艺陶冶”，“职业陶冶一般问题的讨论”，“儿童个性考查与职业陶冶之关系”，“职业陶冶实际问题之研究”，“职业陶冶的小学课程与训育”等。该书为“职业教育丛刊”第六种，黄炎培和邹韬奋特为该书作“序”，予之以高度的评价。
《小学校职业陶冶纲要》是杨卫玉据自己对职业陶冶的理解与认识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在杨卫玉看来，职业陶冶“就是使儿童于不知不觉中养成为己谋生、为人服务之兴趣与习惯”，它是小学教育的一种重要训练，每个人都应当受职业陶冶。其“实施大纲”：在课程方面，首先，“教材要含职业化”，即“使一切教材与书本上的学问，要与日常生活中一切事物互相联络起来，发生深切的兴趣”：其次。“教学要重实际”，即使儿童接近生活，并养成对事物的正确观察。如教电学参观电气厂，教种稻参观农场，教河流、山脉而举行远足等。在训育方面，则“要有社会化的环境”，“要有因地制宜的设备”(如城市的学校可设附属商店或实习工场，农村的学校可设农场)，并“组织训练团”：另外，还要定期召开家属恳亲会，及进行简易的职业智能测验等。 "
二、职业指导规范下职业指导理论著作的出版
(一)政府组织编写的职业指导书籍
1935年5月，教育部普通教育司首先编成《职业指导参考资料》第一卷，并要求各省市对之进行翻印，以为各省市实施职业指导之用。在教育部看来，“职业指导，并非凭空从外面指示一种职业。乃使各人之‘生活’与‘职业’合而为一，再谋‘职业’与‘人’依据科学的方式为合理的联系，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以增进个人生活之安定与国家社会之福利。”基于这一认识，《职业指导参考资料》第一卷计包括“职业指导之意义”，“职业指导设施标准”，“职业调查”。“个性调查”，“择业辅导”等方面的内容，虽然这本簿簿的仅有几十页的小册子内容并不十分丰富，但由于它几乎涉及了职业指导的方方面面，所以，仍然对当时各省职业指导的开展。有着极大的参考作用。
1936年4月，由教育部编著《青年择业问题》一书也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该书“弁言”中如此写道：“《职业指导参考资料》第一卷注重职业指导上一般问题之初步的叙述，如职业调查、个性调查及择业辅导等，均仅略述一二，以求对于各问题有基础之认识：本卷则注意于业务内容之探讨与其所需之适应的性能”。正基于此，该书不仅包括“职业之种类”、“择业与家庭之关系”、“择业与乡土之关系”、“自己之身体与职业”等职业指导的基本问题，而且还就有志于军人、铁道事业、通信业、教育事业、银行业、新闻事业、农业等的少年给予了建议。可见，标明为“职业指导丛书之二”的《青年择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乃是《职业指导参考资料》第一卷的重要补充。
(二)职业指导理论著作的翻(编)译
在开展职业指导实践的同时，多部国外的职业指导理论著作被翻译或编译出版。如潘文安、蒋应生译《职业指导之原则与实施》(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莫若强编译《职业指导与职工选择》(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郑文汉编译《职业问题之探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喻兆明编译《各国职业指导》(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三)职业指导理论著作的编撰 郎擎霄编《职业指导大纲》(上海泰东图书局1927年版)，《职业指导实施概览》(中华职业教育社1929年版)，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研究实验部编《民众职业指导》(江苏省立教育学院1930年版)。喻兆明、陈重寅编《中学职业指导及升学指导》(南京书店1931年版)和《中小学升学及职业指导》(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何清儒主编《职业指导论文集》(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甘纯权著《职业指导实施法》(中华职业教育社1935年版)，黄逸蜂著《铁路职业指导》(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特别是曾任上海职业指导所副主任的潘文安撰写或编译出版多部职业指导理论著作，如《青年职业指导》(上海大东书局1929年版)和《职业指导ABC》(上海世界书局1930年版)、《职业指导讲演集》(上海职业指导所1930年印行)，《青年升学指导》(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版)、《青年服务指导》(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版)、《职业指导》(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小学职业指导》(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职业指导讲演集》(上海职业指导所1930年版)、《青年成功之路》(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与陆凤石合著《青年成功指导》(上海大东书局1933年版)，与陈重寅、喻鉴清合编《小学职业指导实施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与孙祖城合编《女子职业指导》(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版)，等等。
(四)有关升学指导的理论著作 特别是上海职业指导所，为了对当时中学生的择业和升学更好地加以指导和帮助，编写了多种升学指导理论著作。如刘湛恩、潘文安编辑了《升学指导》(上海职业指导所1929年版)，潘文安编辑的《职业指导讲演集》(上海职业指导所1930年印行)，甘纯权编辑的《升学、就业指导》(上海职业指导所1932年版)和《青年职业指针》(上海职业指导所1934年版)，上海职业指导所编的《升学便览》(中华职业教育社1934年版)、《升学一览》(上海1936年刊印)和《升学指南(上下册)》(中华职业教育社1937年版)。所有这些升学指导理论著作，为当时青年的就业和升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以上职业指导理论著作，涵盖了职业指导多方面的内容，其中不少更成为职业指导发展史上的重要著作。 "
何清儒主编的《职业指导论文集》也是一部重要的职业指导理论研究著作。该论文集计收集近一两年国内职业指导专家发表的论著30余篇，如陈选善的《职业指导概论》、《职业指导的价值》、《智力与职业指导》、《兴趣与职业指导》，何清儒写的《实施指导的几个实际问题》、《青年生活与职业指导》、《职业指导的续行工作》、《主要兴趣测验》，钟道赞写的《职业指导与青年出路》、《职业指导与大学生》，杨卫玉写的《女学生之升学与就业》等。潘文安写的《升学与就业》，潘序伦写的《会计职业之选择与预备》等。这些论文，内容涉及职业指导的基本理论、方法，与职业指导有关的测验。职业指导与其他问题的关系等，既反映了当时职业指导理论探讨的水平，也是研究及从事职业指导者重要的参考资料。
三、抗战时期与战后的职业指导理论著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职业指导工作被迫转移到抗战所需要的人才问题和战争所带来的更为严重的失业问题上。1940年，国民政府社会部又特设职业介绍部，负责全国职业介绍事务。该部成立后，不仅在重庆设立了职业介绍所，而且在贵阳、西安、桂林、衡阳、内江、遵义等设有社会服务处的城市设立职业指导组，并制作职业统计表(卡)60余种，分发各地以供职业指导使用。随后广东、贵州、四川、陕西、甘肃等省也先后设立了职业介绍所(组)。而由于大片国土沦人敌手，职业指导工作主要在大后方进行。特别是通过内迁西南的中华职教社。先后创设了桂林职业指导所、重庆职业指导所、昆明职业指导所、贵阳职业指导所等，开展职业指导实践和理论探讨。抗战胜利后，出于经济建设的需要，职业指导受到了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的重视。1947年1月31日。行政院公布了《解决大中学生毕业后失业问题办法》；同时，中华职教社除通过新成立的比乐中学开展职业指导试验外，还通过随总社由重庆迁沪恢复工作的上海职业指导所开展职业介绍和指导工作。正因为如此，在抗战时期及战后，鉴于职业指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出现的新特征，职业指导理论的探讨也更为深入。 在这些职业指导著作中，何清儒著的《职业指导学》是一部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的著作。
何清儒的《职业指导学》是我国第一部以“学”来命名的职业指导著作。在作者看来，职业指导教材的缺乏，对于职业指导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欠，亦是职业指导发展上一个极大的障碍”，据此他根据自己多次在大学中教授职业指导的材料编著成《职业指导学》，以供作大学的教材。该书计分20章，分别是：人与事，职业指导的意义，个人差别，心理测验，面洽，分等评量，个别调查，职业研究，职业参考材料，职务资格的研究，职业训练，职业介绍，续行工作，教育指导，中学的指导工作，大学的指导工作，职业指导所的组织，校外的指导工作。职业指导的效果，职业指导的将来等。
综上可见，在中国职业指导的发展历程中，大批爱国的教育家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职教救国”思想指导下，在积极支持、参与乃至领导中华职业教育社等所发起、组织、开展的职业指导运动的同时：在极力倡导和宣传职业指导、躬身实践职业指导的同时：努力介绍西方国家职业指导经验和发展概况。矢志于职业指导理论的探索。竭力编、撰、译职业指导理论著作。这些职业指导理论著作，作为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们的出版，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当时职业指导的近代化，更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宝贵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