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宋国地处中原，地势平坦，水道纵横，行车驶舟方便，地理条件非常优越。宋民承继了先祖殷人重贾的经商传统，再加上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宋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是比较发达的。
一、悠久的经商传统
宋国是殷商后裔。根据文献记载，在殷商建国前的商先公时期，商族人就有往返各地进行物物交换的传统。
《管子轻重戊》云: 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这是说殷商先王建造牲口槽( 皂) 和牲口棚( 牢) ，驯化、饲养牛马。《世本作篇》云: 相土作乘马。这里明确指出，商先公相土为了对外族交往的方便，驯养马作为运载工具。又《诗经长发》: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汉郑玄笺: 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业，人为王官之伯，出长诸候，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尔整齐。这段话的意思是，相土在契之后，声名赫赫，连海外各国都表示臣服。但他的活动是否以经商为主，文献记载尚不明确。
至相土的四世孙王亥时，开创了商族从事商业贸易的先河。《山海经大荒东经》曰: 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纪年》: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又《楚辞天问》: 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干协时舞，何以怀之? 平胁曼肤，何以肥之? 有扈牧竖，云何而逢? 击床先出，其命何从? 恒秉季德，焉得夫仆牛? 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 昏微循迹，有狄不宁。何繁乌萃棘，负子肆情? 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
《吕氏春秋勿躬》曰: 王冰作服牛。陈奇猷注引王国维谓王冰就是王亥。综合这些记载可知，王亥亲自赶着牛群，载着货物，与周边部落进行交易活动，后来与有易部落发生矛盾冲突，王亥被有易人所杀。《周易》中也记述了有关殷祖先王亥曾驾牛车在各部落间进行贸易之事。《周易》的《大壮》卦六五爻辞云: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顾领刚先生以为，此爻记载的就是商先公王亥丧牛羊于有易的故事。又《周易》第五十六卦《旅》卦: 六二: 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象曰: 得童仆贞，终无尤也。九三: 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上九: 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啕，丧牛于易，凶。有学者对这段卦辞作如此解读: 王亥到有易之后，居住在茅屋之中，怀藏钱财，并得到了童仆照顾。后来，王亥遭人暗算，住处被火焚烧，虽然他在生意上曾经得意，结果却丢了自己的性命，牛羊也丢光了。
王亥之后，商族人仍然继续进行商业贸易，并逐渐形成了从事长途贩运货物的商贾。因为这些贩运货物的人来自于商部落，故称他们为商人，其交易活动就是商业活动。王亥作为最早进行贸易的人，就是商业的始祖，即商业、商人的祖先。不过，此时的贸易尚处于商业的萌芽阶段，而且由于没有货币，所以只是以物易物的简单交易活动。
商朝建立后，货币出现并开始在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的流通角色，商业也因此进一步繁荣起来。《尚书酒浩》中对殷人经商有这样的描述: 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意为牵着牛车远到外地去经商，以经商所得盈利来孝顺奉养父母。商代已经出现固定的商品交换市场，而且有可能出现了职业商人。上海博物馆有一饕餮纹青铜鼎，腹内图为一人荷贝立于舟中。张光直先生曾对商代的徽号进行过专门研究，认为商代有些族徽是其职业的象征，而这一族徽即表明该族的职业是商人。
货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殷商时期，主要的流通货币是贝，从出土情况来看，主要有骨贝、真贝、石贝等。考古发掘表明，商代还出现了人工铸造的铜贝。比如，1953 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出土铜贝三枚，形制和货贝完全一样，背部琢一大孔，大的长1. 7 厘米、宽1. 3 厘米，小的长1. 5 厘米、宽1. 2 厘米; 后来在殷墟西区平民墓M620 出土二枚铜贝，长1. 6 厘米，也是仿大孔式货贝铸制。我国的铜贝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金属货币。金属铸币的出现，在我国商业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表明商业行为在殷商人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比较普遍，成为其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殷人重贾的传统被他们的后裔宋国人所承袭，宋国出现了一批以盈利为目的、自备资本进行经营活动的大商人，实现了社会的第三次大分工。
二、商业发展的表现
( 一) 商业城市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和工商业的发展，人口大量增加，城市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大小城邑星散于各国。战国中后期，更是出现了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 的稠密城邑格局。当时，宋国的主要城市有都城宋城( 今河南商丘市睢阳区西南) 、陶邑( 今山东定陶) 、相城( 今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 、蒙邑( 今河南商丘市东北梁园区蒙墙寺一带) 、彭城( 今江苏徐州市铜山区) 、丰邑( 今江苏徐州市西北部) 、吕邑( 今河南商丘市夏邑县) 等。而且有些城市已经发展成为区域商业中心。比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列举的邯郸、燕都、洛阳、陶、睢阳、彭城、番禺等地方都会，宋国就占据了三个: 睢阳是宋国的都城，时称宋城; 陶邑一直是宋国属地，在宋亡之后才别属他国; 彭城在春秋时期就是宋国城邑，战国时还曾为宋国都城。
宋城: 宋国都城，故城位于睢水北面，所以西汉称睢阳，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的大都市。考古发掘表明，宋都故城面积相当于现存明代所建归德府城的10 倍，归德古城的位置仅占据宋都故城的东北一角，北宋时的南京城则位于宋国故城的东南角。故城东墙长2900 米、西墙长3010 米、北墙长3252米、南墙长3550 米、周长为12985 米，面积为10. 2平方公里。据考证，宋城和当时的韩都阳翟( 今河南禹州) 、楚都陈( 今河南淮阳) ，人口均达到了10万以上，属于政治、经济、军事三位一体的国都和封君驻地。宋城是有名的手工业中心，聚居着本地众多手工业工匠和外地商人，设有专门的贸易市场，被称之为百工居肆的都市，故司马迁称睢阳亦一都会也。
陶: 古称陶，也称定陶。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有人对楚顷襄王说: 还射圉之东，解魏左肘而外击定陶，则魏之东外弃而大宋、方与二郡者举矣。圉即今河南杞县圉镇，大宋指的是宋国都城，即今河南商丘，方与在今山东鱼台，定陶就是《史记》其他篇目中多次提到的陶，即今山东定陶。《史记货殖列传》: 夫自鸿沟以东，芒、砀山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可见，春秋战国时期，陶和宋都睢阳都是地方商业都会。不仅如此，陶邑的富裕程度还要胜于睢阳，如《战国策齐策六》记载有富比陶卫之语。此语中的陶，并不是指陶朱公范蠡，而是指战国时宋国的陶邑。富比陶卫后来演变为一个成语，形容某地或某人非常富裕。著名史学家杨宽曾说: 宋国的定陶，在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可说是当时中原最繁荣的城市之一，范蠡就曾在这里三致千金。在齐国灭宋前，齐、秦、赵三大强国都曾想夺取定陶，引起了激烈的斗争。因为定陶是当时最富庶的商业城市，工商业税收比较多，便利于那些亲贵大臣的搜刮，所以各大国国君和亲贵大臣都想据为己有，于是定陶成为各国争夺的目标了。历史上一般把天下一统的政治都会称之为天下之中，陶邑作为一个经济都会竟然也称天下之中，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战国时期，陶邑能够迅速崛起，与运河开凿有关。《左传哀公九年》载: 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杜预注云: 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通运河邗沟，沟通江淮运输，并在邗沟上筑邗城( 今扬州) 。邗沟全长约185 公里。它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有确切纪年的第一条大型运河，为后来江淮运河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又据《国语吴语》记载，公元前484 年，吴王夫差出兵北征，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这条深沟沟通了宋、鲁之间的水运，拓深后就是后来的菏水。菏水的开凿，不仅联系了济水和淮水，实际上，使当时的江、淮、河、济即所谓四渎都联系在一起，意义重大，堪称水路交通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而对陶邑的发展影响至大，运河的开凿，使本来踞处于济水水边的陶邑( 今山东定陶县) ，成为水陆交通的枢纽。陶邑北是卫国，东是齐鲁，西是魏韩。运河开通后，它北临济水，东北有菏水沟通泗水，在济汝淮泗构成的交通网上，成为北南经济区的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的重要商业城市。 11
彭城: 古大彭国的最早封地、发源地。春秋时期，彭城邑属于宋国，归属年代与过程，史阙未详。战国时期，彭城曾为宋国都城。彭城，也就是徐州，从古至今都是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汴、泗交流，山冈四合，接齐、鲁之疆，通楚、梁之道，诚南北之咽喉，攻守之要区也。交通的便利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彭城南贾苏州，北贾临淄，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所谓东有海盐之饶，主要是指其煮盐业的发达; 章山之铜，说明铜的冶炼和铸造业先进。彭城作为江东都会，当时也是比较繁荣的商业城市。
宋城、陶邑与彭城，这三个都会鼎足而立，交通发达，形成了内则互补、外则通达的货物集散格局。宋国这一独特的商贸优势，在当时诸侯各国中都是独领其先的。
宋国商业的发展及其商业都市的出现，主要原因还是依赖水陆交通的便利。从水路上看，宋国境内水系颇多，泓水、获水、泗水等河流穿境而过。《管子地数》记载齐国修河济之流，南输梁、赵、宋、卫、濮阳，说明宋国境内以及和其他诸侯国的水上交通是非常便利的。地处中原的宋国陆路交通更具优势，不仅是中原各国通往东南吴越的必经之地，而且楚通齐鲁、晋联吴制楚，都要通过宋国。公元前544 年，吴国派季札出使中原各国，除了在鲁国观乐，季札的这次外交活动，足迹遍及当时所有的中原大国，说明其时吴晋之间的陆路交通已经通畅，鲁国的北上交通已经打通，而宋国的彭城在吴晋交通线上据有枢纽地位，吴、晋往来必由彭城。
此外，春秋时期，诸侯数次会盟于宋，这体现了宋国公国地位的尊崇，同时也说明了当时宋国交通的便利。
( 二) 经商范例
交通的便利和城市的繁荣，使得各国商贾往来于宋国。宋国亦四通各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战国时期的宋国人尊其先祖殷商习俗，习惯带一种名为章甫的礼帽。这一史料说明宋国和诸侯之间的贸易很发达，宋国商人曾远到越国去贩卖帽子。宋国的大小城镇，从事商品贩卖的小工商业者更是比比皆是。比如《吕氏春秋召类》记载了一个以制鞋为业的小商人，他是宋国贵族司城子罕的邻居，司城子罕要他搬家，这位邻居说: 吾恃为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国之求鞔者不知吾处也，吾将不食。愿相国之忧吾不食也。 由此可知，这位以制鞋为生的小商人历经三世，有一定的收入，故不愿从事他业。另外还有悬帜甚高的酤酒者、世世代代以经营不龟手之药[为生者等。值得一提的是，那位经营不龟手之药的宋国小商贩，后来把自己的祖传秘方以高价卖了出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出售商品专利。这一事例说明宋国人的经营理念也是超前的。当时除商贾外，一些使者、士人为其政治需要，也奔走于各国，这使得宋国的旅馆业非常发达，文献中阳子之宋，宿于逆旅__J抺便是明证。
宋国商业的繁荣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吸引了很多其他诸侯国的商人来淘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范蠡。范蠡，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国宛人，故里在今南阳市宛城区三十里屯。范蠡早年与文种一起前往越国，因其文武才干突出，受到越王的重用，后功成身退，隐居于齐，自谓鸱夷子皮。他以耕种、煮盐为业，很快成为当地一名巨富。齐王以其贤拜他为相，范蠡深知久受尊名不会有好下场，遂又辞呈相印，将部分家财散与知友乡党，毅然来到宋国的陶邑。范蠡之所以移居陶邑，是因为陶邑居于天下之中，诸侯四通之地，是一块经营商业的风水宝地; 另外，越国灭吴之后，归吴所侵宋地于宋[，宋国自会对主管外交的范蠡心存感激。
蠡在此经商，自有种种方便之处，起码会有安全感，这当然也是一种择人而任时。范蠡定居陶邑后，不愿为世俗所扰，为避人耳目，又以陶朱公自称。他一家人除耕种和养殖外，将主要精力用于商品贸易，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范蠡虽然不是宋国人，但他晚年一直居住在宋国陶邑，在商业经营上获得了巨大成功，对陶地乃至整个宋国商业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带动和引领作用。范蠡是一个善于观察时机、把握时机、利用时机成就功业的人，他曾留下久受尊名不详 得时无怠，时不再来等名言。范蠡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淡泊功名利禄的高贵品质以及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也是留给后人的重要精神财富; 他的自主意识和独立人格，是他身上所展示的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 三) 商业管理
西周时期，工商业管理的基本制度是工商食官制度。《国语晋语四》韦昭注工商食官曰:商，官贾也。《周礼》，府藏皆有贾人，以知物贾。食官，官禀之。可见，在这种制度下，当时的手工业者和商贾都是官府管的奴仆，他们必须按照官府的规定和要求从事生产和贸易。到了春秋时代，工商食官制度逐渐瓦解，从官府中解放出来的商人有了更多的自由，促进了当时商业贸易的极大发展。
商业的繁荣敦促各国政府都要对之进行有效的管理。商业的发展重点是人群集中的城市，在城市里，商品交换有固定的场所，叫作市，设有专职官员管理，统称市官。各国市官名称不一，鲁谓贾正 楚谓市令 齐谓市掾 宋、郑、卫等国，管理市场的官吏则称为褚师。《左传昭公二年》载有请以印为褚师，杜预注: 印，子皙之子。褚师，市官。《左传襄公二十年》载: 季武子如宋，报向戌之聘也。褚师段逆之以受享，赋《常棣》之七章以卒。杜预注: 段，共公子子石也。逆以入国，受享礼。杨伯峻注: 褚师，官名，此以官为氏。依春秋礼仪，季武子在鲁国为上卿，作为郊迎的宋国官员，按照对等之礼，爵位也应相当于卿。由此可见，褚师段虽然只是管理市场的官，但地位是很高的。而能够以官为氏，则说明段( 子石)担任褚师这一官职时间很长且为人所熟知。《通志氏族略以官为氏》云: 宋共公子子石为褚师，因氏焉。又有褚师子服。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国对工商市场管理是非常重视的。
周朝设有司门一职，掌国门之启闭，检查经过物品，征税并没收违禁物品。《周礼地官司徒》载: 司门掌授管键，以启闭国门。几出入不物者，正其货贿，凡财物犯禁者举之。春秋以后，各诸侯国都设市官征收工商税。除了市场税外，还于边境设关收税，而且对外的关税被各国所看重。据《左传》记载，公元前616 年，宋公于是以门赏耏班，使食其征，谓之耏门。杜预注: 门，关门。征，税也。孔颖达疏: 必知关门者，以关门征税其数既多，故昭二十年逼介之关，暴征其私。是关禁之重异于城门。此云食其征税，故知关税也。 以一个门关的税收赏于功臣，可见关税收入之丰。依据这一史料，宋国向商人征收关税在春秋诸侯国中应该是最早的。宋国征收关税较早，可能是其地处交通要道，往来商人较多的缘故; 另外，统治者看到征收关税有利可图也是重要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商品市场的扩大，跨国经商的大商人不断出现，他们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为了保护各国之间商业交流的正常运行，诸侯会盟时屡次强调国与国之间不得设置障碍，一定要保证道路畅达，以便互通有无。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召集鲁、宋、卫、郑、许、曹等国在葵丘会盟，盟誓中有毋壅泉，毋讫籴 的条款，即规定诸侯之间不要随便修筑堤坝壅塞水流，并禁止各地阻止粮食出境。公元前579 年，宋国执政华元撮合晋、楚两国于宋都西门外相会，盟约中有一条款为交贽往来，道路无壅 ，就是规定两国以后要保证交通往来的畅通。公元前562 年，晋、鲁、郑、宋、卫、曹、齐、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国在宋国亳地会盟，共同约定: 凡我同盟，毋蕴年，毋壅利，毋保奸，毋留慝，救灾患，恤祸乱，同好恶，奖王室。 毋蕴年是说毋积粮而不救邻国之灾，毋壅利指不得专山川之利，就是各同盟国要保证彼此之间粮食和山林川泽产品相互流通。
这些有利于商品正常流通于各诸侯国之间的条款，具有国际公约的性质，在保护商人利益、保障列国间正常的商贸活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 四) 金属货币
货币是商品交换长期发展过程中分离出来的特殊商品，是商品交换发展的自然结果。我国的货币起源很早，据考古发现和文字记载，我国最早的原始货币出现，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以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商代时已大量使用货币，以贝为主要货币形式，并且出现了金属货币。至春秋特别是战国时期，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货币成为支付工具和商品交换的尺度。各诸侯国已广泛使用金属货币，黄金已行使货币职能，目前出土的铜钱几乎遍及各诸侯国旧址。据文献记载，战国时在大商贾和上层统治者中间，金货已广为所用，而且黄金从这时的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成为一般等价物，成为货币了。货币皆以黄金为换算标准，而且是各国间的通用货币。如《国语周语下》: 将铸大钱。韦昭注引汉贾逵曰:虞、夏、商、周，金币三等: 或赤，或白，或黄，黄为上币，铜铁为下币。黄金的使用，一般是以斤、镒等重量单位来计算，也有以金为单位的，一金就是一块金币。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的地租收入以及由地租而产生出来的地价，都有以黄金计算的情况。地主商人的家产也往往用黄金来估价。如《庄子列御寇》有千金之家，《战国策韩策三》有其家万金，《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有黄金千溢等记载。
宋国故地即今商丘市所在地，是历史上著名的黄泛区，河流泥沙淤积，地层深厚，考古发掘异常困难。但在商丘地区也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铜钱。比如， 1976 年，柘城县文物工作者在郭村冈遗址采集蚁鼻钱1 枚，时代为战国; 1991 年，又在柘城县城关镇北关旧城湖出土蚁鼻钱7 枚。1985 年，在永城市鱼山出土有战国时期宋国平首平肩方裆方足布64件。在永城出土的铜钱，也有人释为旆钱当釿或旆钱而釿，是战国时期楚国北境的地区铸币。战国时期，永城为楚宋的交界地，其南部为楚国北境。这批钱币的发现，为研究战国时期的商品交通和永城地区的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国外的货币大量流通于宋国，也说明战国时宋国商业是相当繁荣的。
总之，宋国在春秋战国时代，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未能跻身于强国之列，但在商业贸易上却是引领当时时代潮流的，宋国引导商业发展的措施及管理商业的经验被列国诸侯所欣赏并加以效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