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一定时期内主要社会媒体刊载的图书广告是反映整个出版业发展趋势的缩影，论文以1937―1945年《大公报》刊登的3095条图书广告为线索，用历史叙述和数据呈现的方式，揭示此期出版业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征。
[关键词] 抗战时期 出版业 大公报 图书广告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7） 04-0114-05
A Glimpse of Publishing Industry in Anti-Japanese W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ook Advertisements on Da Gong Bao among 1937―1945
Wang Yimi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Wuhan，430072）
[Abstract] The book advertisements on main media could reflect the tendency of publishing industry. With the clue of 3095 book advertisements on Da Gong Bao among 1937―1945， this paper reveals the characters of publishing industry in this period.
[Key words] Anti-Japanese war Publishing industry Da Gong Bao Book advertisement
1 引 言
出版业禀赋鲜明的时代特征。1937年至1945年，正值民族危亡之秋，作为投枪匕首、提振人心的战场，抗战时期出版业烙下了深刻的时代印记。回望抗战时期乃至整个民国时期的出版业，英才辈出、空气自由、民营高歌，崇高化者有之；民生凋敝、党派拉锯、鱼龙混杂，贬低化者有之。究竟孰是孰非，也许只有历史本身才有资格作答，我们从管中窥见的，从来都只是历史的云烟和投影。
为了探寻史实，必须深耕史料，用数据说话。《大公报》《申报》《中央日报》是民国时期影响力巨大的全国性报纸，每期刊载有大量的图书广告。抗战爆发后，随着全国出版中心南移，《大公报》脱颖而出一度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图书广告阵地。一定时期内图书广告的刊登者、数量、类型变化等数据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某个历史节点上整个出版行业的动态起伏趋势。谨存是念，笔者以武汉大学图书馆所藏1937―1945年《大公报》影印本为样本，辑录了九年间《大公报》所刊载的全部图书广告（不含报刊及其他出版相关广告），共收录497家图书出版机构，收集到3095条图书广告数据，并依据广告中图书的主题对每条数据逐一进行分类，共分出文学类、抗战类、教材教辅、学术著作等33个类别。试图通过较为细致的史料挖掘和尚属详实的数据分析，揭示出抗战时期出版业发展变化的规律特征，以期透过历史的迷雾，窥得此期出版业的一鳞半爪。
2 抗战时期出版业发展大势概观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时代思潮为出版业带来了丰富的出版资源、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市场化的经营理念，加之特定历史背景下多元政治力量的博弈给出版业创造了相对自由的生存空间，民国时期出版业因此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民国出版的繁荣势头至1927―1937年达到巅峰，吴永贵在《民国出版史》中将这一时期称为民国出版的“黄金十年”[1]。本文选取的1937―1945年正是“黄金十年”的承续期，以“七七事变”为转折，民国出版中道崩落进入萧条期。
从笔者统计到的数据来看，1937年《大公报》全年共刊载图书广告544条，到1938年这一数据骤降到161条，直至1939年跌至谷底144条，而后经历了长达4年的低谷期，到1942年方出现转机，并于1943年_到峰值591条，此后又小幅回落。趋势图如下，下面结合“大公报馆”抗战期间的迁移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2.1 《大公报》汉口版时期（1937.9.18―1938.10.17）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接办，倡导“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原则，发扬“文人论政”的特点，报馆风风火火很有起色。逮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已增办《大公报》上海版，不过总馆仍在天津，本文选取之1937年9月前的《大公报》样本，即为天津版。
1937年7月30日平津沦陷后，接着年底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大批出版机构纷纷向大后方转移，大公报馆、申报馆、正中书局、生活书店等随之迁往武汉。据统计，战前武汉地区共有15家主要出版机构，抗战初期新创和迁入的出版社计48家，武汉一时间成为全国文化出版中心[2]。《大公报》汉口版即在1937年9月18日创立。
据笔者统计数据显示， 1937年1月1日至8月5日迁往武汉前，天津版《大公报》在7个月内共刊登图书广告494条。与之对比，自1937年9月18日《大公报》汉口版创办至1938年10月17日武汉沦陷汉口版停刊，13个月内《大公报》仅刊载图书广告203条，近两倍的时长广告数却不及天津版一半，可见抗战初期出版业所受创伤之巨。
此外，尤须注意的是，在汉口版《大公报》203条图书广告中，“抗战类”图书广告多达85条，占比将近42%，这说明出版业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广大文化出版工作者正是通过书、报、刊等出版物的宣传引导功能激发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掀起全民族同仇敌忾联合抗日的热潮。以邹韬奋等人创立的生活书店为例，1938年5月18日汉口版《大公报》上刊登了一则由生活书店创制的“全国抗战书报联合广告”，以“联合广告”的形式将当时国内主要的抗战类图书、报刊集合在一起，增强了抗日宣传效果，产生了“集群效应”。其广告词写道：“积七年的代办经验，负责为文化界服务”，“出版抗战书报四百余种，分支店办事处布满全国”[3]。 2.2 《大公报》重庆版时期（1938.12.1―1945.12.31）[4]
汉口版《大公报》停刊后不久，重庆版《大公报》于同年12月1日创刊。重庆为战时国民政府的陪都，为当时的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从笔者统计的数据来看，重庆版《大公报》时期出版业的发展起伏不断，颇耐人寻味。
图3依据重庆版《大公报》各年度、月份图书广告数据所绘制，反映了该时期《大公报》上图书广告数目增减的基本趋势，借此可以侧见战时出版业的发展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到，抗战时期的民国出版业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9―1941年，是战时出版业发展的低谷；第二阶段：1942―1943年，是出版业的快速恢复期；第三阶段：1944―1945年，又出现小幅回落。
先来看“1937―1945”全样本的情况，笔者对九年间收集到的3095条图书广告逐一进行类别定义，按照不同类别广告出现的频次进行降序排列，得出频次最高的四大图书广告类别分别是：抗战类342条，占比33%；文学类291条，占比29%；教材教辅类238条，占比23%；学术著作类153条，占比15%。统计如图4。
需要交待的是，笔者所统计的“抗战类”图书是指与抗战形势、时局变化有直接关系的图书，严格来讲，包含文学、教育、军事、科技等各种类型，如1940年8月2日中国文化服务社刊登女作家白朗的《老夫妻》一书，虽是小说，但内容反映战地人民的不屈斗志，故仍归入“抗战”而非“文学”类；再如1939年4月18日开明书店刊登的《童子军初级课程》，虽属教材，仍归入“抗战类”。而图中“文学类”“教材教辅”“学术著作”各类别则是与抗战无直接关联的图书，如大中华书局刊登的《福尔摩斯新探案大全集》、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股份有限公司刊登的《会计学教科书》。
“1939―1941”低谷期图书广告出现频次类别排序情况是：抗战类230条、教材教辅类51条、学术著作类27条（见图5）。从图4和图5的主题类别结构对比中可以发现，“低谷期”抗战类图书广告数量占绝对地位，严重挤压了其他类型的图书广告，尤其是在全样本中占比29%的文学类图书广告，此期占比仅为1%。通过“低谷期”图书广告类别结构的这种“非常”表现，可以看出在抗日战争爆发的时代背景下，公众对纯文学、纯艺术等消遣类图书的阅读需求锐减，而抗战类图书数量的激增却并未等比例地刺激公众对此类图书的阅读需求，最终导致整个出版市场严重萎缩。因此，“低谷期”图书广告类别结构呈现出的这种比例失衡的状态，一方面是民国出版业进入“低谷期”的表现和结果，同时可看作形成这种“低谷期”的部分原因。
如果说抗战初期民国出版业陷入“低谷期”是顺理成章的事的话，那么1942―1943年民国出版何以会迎来快速“恢复期”就是值得推敲的了。还是先来看此期《大公报》所载图书广告的主题类别结构（见图6）。
很明显，文学类图书广告在四大类中跃居榜首，说明在这段时期读者的阅读偏好回归常态。所谓“常态”，据《民国时期图书总目》的统计，在整个民国
时期所收录的124040种图书中，数量排名前四的分别是文学（16.95%）、政治・法律（15.37%）、经济（12.92%）、教育・体育（11.55%）[5]。可见，在常规时期，读者的阅读偏好主要集中在文学、教育等领域。读者阅读兴趣的回归是民国出版进入“恢复期”的表现，同时是出版业步入正轨的原因。
从当时的具体社会背景来看，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得日本的战略重心向海外转移，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因此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抗日形势出现进一步转机。社会背景和国际局势这种振奋人心的变化，激发了大后方人民的高昂斗志，促成了^发向上的社会风气，从而将抗战中期的出版业送入迅速恢复的快车道。
然而，若依照上述抗战局势好转推动出版业发展的逻辑，1944年1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按理说出版业应当取得进一步发展，可实际的情况却是1943年图书广告数目达到峰值后又出现了回落的趋势。个中缘由为何，透过1945年6月14日重庆版《大公报》所刊登的一则由“重庆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发出的“出版业紧急呼吁”可以探明真相：“战时出版业因受物价狂涨影响，已濒毁灭，无法继续维持，吾人敬向政府、社会、读者，提出沉痛之呼吁！自开年以来，出版成本一再飞涨，土纸售价上涨七八倍，印刷工价更见惊人，一月之内，数度调整，一书所费，动辄百万，名轶巨著，更非三四百万莫办。姑不问吾人无此经济能力，即令勉强出版，真不知如何定价，售予谁人，今若依照成本定价，则全国向学之士将永无读书机会，吾人自身之生命亦将从此斩绝矣……” [6]。 7月11日，《大公报》又刊载“出版业为文化危机向参政会诸公紧急呼吁”，文中亦称：“出版业因受物价飞涨及种种困难限制，已陷无法维持之绝境，本年六月十四日发表紧急呼吁后，曾蒙有关当局予以关切，自深感激，惟迄无切实具体之改善办法，势无难能，而种种危机又日益加重，同业等为延续战时文化出版事业之最后呼吁，亦为谋自身生存之万一，实难缄默，已趋绝境……” [7]。
显然，抗战后期物价飞涨是造成此期出版业恢复劲头减缓甚至回落的主因。笔者根据秦孝仪所著《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所载数据资料，绘制了“抗战时期全国批发物价指数增长趋势图”，作为战时物价飞涨的明证[8]（见图7）。
由此图可见，1944―1945年确是抗战时期物价涨幅最大的阶段。有数据为证，再结合前述《大公报》所载重庆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发出的两则“紧急呼吁”，1944―1945年因何成为战时出版业的“回落期”便不难理解了。
3 抗战时期出版业的特点
3.1 时代性特征明显 出版物作为承载社会精神文化的载体，具有强烈的反映现实的特性。抗日战争时期特殊的社会现实，给出版业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笔者在给9年间全部图书广告进行分类时发现，在3095条数据中抗战类图书广告多达342条，占比11%，排名首位。尤其是在抗战爆发之初，1938―1939年抗战类图书广告占比超过半数，达52%。与之相应，在常规时期数量最多的文学类反而屈居第二。为了更清晰地说明这两种类别图书广告数量的增减变化，笔者结合全样本的情况，如图8：
从图8中可以看出，抗战类和文学类图书呈现出交织变化的趋势，文学类图书广告数量的变化与全样本曲线几乎完全吻合，从而说明：
（1）读者对文学书籍的需求受时局影响十分显著，在抗战爆发之初需求量下降最剧的就是文学类图书，时局渐稳之后需求量恢复最大的也是文学类图书；
（2）一定时期内图书市场中文学类书籍的构成比例是反映整个出版业发展状况的晴雨表，文学类图书占比过低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版业发展失衡（见图5低谷期文学类占比情况），文学类图书占比上升标志着出版业发展回暖（见图6恢复期文学类占比情况）。
而抗战类图书广告数量的变化趋势恰好是全样本曲线的翻转，这再一次揭示了前述“低谷期”和“恢复期”出版业之所以呈现出萧条或回暖趋势的原因。
3.2 出版机构之间的联合现象突出
抗日战争的爆发对出版业造成严重冲击，首当其冲的就是为数众多的中小型出版机构。笔者统计了9年间各年份见载于《大公报》的出版机构数量，发现在抗战初期出版机构数量的变化趋势与图书广告数目的情况基本一致。
由图可见，从出版机构数量的维度也可以看到抗战时期的出版业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衰退和复苏过程。1938―1941年低谷期，见载于《大公报》的图书出版机构数量锐减，大批中小型出版机构在战争的波及下要么关张倒闭、要么走向联合。
生活书店创制的联合广告。生活书店的联合广告始创于1932年，到抗战时期，由于众多中小型出版机构受时局影响力单难支，联合范围逐渐扩大。且看1939年2月16日重庆版《大公报》刊载的“生活书店创制――全国抗战书报联合广告渝第一号”，就是由生活书店领衔，集结了时与潮社、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上海杂志公司等一批中小型出版机构而形成的新型广告形式。联合广告一方面利用这种整版刊登的形式节省了中小型出版机构的广告费用，同时依托生活书店的品牌优势壮大了自己的声势、增强了广告效果。生活书店创制的这种联合广告刊行到“渝第十二号”，而后于是年五月底由国民党旗下的中国文化服务社接手，并一直延续到1943年年末。
“七联处”“重庆新出版业联合总处”。然而联合广告毕竟是一种较为松散的联合形式，参与联合的出版机构流动性往往较强。相对而言，1943年4月成立的七家发行国定中小学教科书的联合供应处（简称“七联处”），则是在官方主导下形成的较为稳固的书业联合体，包括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中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文通书局七家大型出版机构。
七联处的经营范围仅限教科书领域，且带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性质，而1943年12月成立的“重庆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则是广大中小型出版机构自愿组成的经营全品种图书的民间联合体。重庆新出版业联合总处起初由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上海杂志公司、群益出版社等13家发起，后来又陆续加入新成员，发展至33家。据笔者统计，重庆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在1944年2月25日《大公报》上刊登第一号联合广告，至1945年9月抗战胜利，共刊登联合广告19条。
出版机构之间的这种联合现象是战争催发的出版“新业态”，体现了抗战时期出版人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意志，是这一时期出版业发展的新特点。
4 结 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鹫的结束，并未使民国出版业迎来期望中的复苏，民族矛盾的暂时消歇终于使得阶级矛盾暴露无遗，旋即上演的国共内战宣告了民国出版业的落幕，所谓的“黄金十年”“自由报人”都已尘封作土，成为再难追慕的久远记忆。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天津版《大公报》停刊；5月27日，上海版《大公报》宣布“新生”，收归人民所有；11月30日，重庆解放，重庆版《大公报》停刊；1956年合并后的天津版《大公报》迁往北京，1966年9月终刊，至此，中国大陆境内各版《大公报》消失在历史舞台上。新时代的开启，宣告延续近半个世纪的出版模式的终结，出版业从此迎来翻天覆地的大变革。
毋庸讳言，本文仅以《大公报》刊载的图书广告来t望民国出版，难免有井中望月、得其一隅之弊，虽是这样，从史料和数据的视角作探针式发掘，为研究民国出版史提供一扇新窗，让历史原貌投照过来，则差可补陋矣。
注 释
[1][5]吴永贵.民国出版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54，77-84
[2]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三卷）[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93-95
[3]生活书店.全国抗战联合广告[N].大公报，1938-05-18
[4]说明：重庆版《大公报》创刊于1938年12月1日，停刊于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后，此处以1945年12月31日作为截止日期，是依据本文所选样本而定，并非重庆版《大公报》实际起讫时间。
[6]重庆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出版业紧急呼吁[N].大公报，1945-06-14
[7]重庆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出版业为文化危机向参政会诸公紧急呼吁[N].大公报，1945-07-11
[8]秦孝仪.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M].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715-7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