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自16世纪耶稣会士入华，借助耶稣会的东方传教通信和出版机制，入华耶稣会士成为了“中学西传”的媒介。然而，欧洲学界并不满足于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语言笼统的介绍，凭借入华耶稣会士传入欧洲的中文文献，欧洲东方学家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致力于汉语研究，并在欧洲出版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日后欧洲汉学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文章探究欧洲东方学家汉语学习、词典编纂及在欧洲出版的机制。
关键词 东方学家 汉语 词典 编纂 出版
汉欧双语词典史从16世纪末罗明坚、利玛窦编纂汉葡、葡汉词典开始，直到19世纪初马礼逊出版世界上第一部汉英英汉词典，期间在中国流传的都是汉欧双语词典手稿。而在欧洲大陆，曾经出版过汉欧双语词典。在此，笔者对欧洲历史文化语境中出版的最早三部汉外词典做一介绍。
欧洲的汉语学习、词典编纂及汉语研究是在“中学西传”的背景下发生的。入华耶稣会士成功进入中国之后，急需吸收更多的人加入耶稣会前往中国传教。借助16世纪后半叶耶稣会建立起的东方传教通信出版机制，入华耶稣会士写给欧洲总会长的年度报告和给欧洲教会亲友的书信频繁在欧洲出版。对于在华耶稣会士而言，掌握汉语、了解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在华传教策略的必要基础，他们书信中对中国语言、文化、历史的介绍刺激了欧洲汉学研究的诞生；而对于广泛汲取知识的欧洲知识分子、对“异国情调”感兴趣的民众和致力于海外扩张的君王而言，在华耶稣会士的报道则满足了他们对神秘东方的好奇心。在这一过程中，在华耶稣会士与欧洲本土汉学家之间有着密切的学术联系。
一、基歇尔与欧洲出版的第一部汉法词典（1670）
这部汉法词典收录2493个词目，按照给汉字注音的拉丁字母排序，提供法语对应词。像所有早期汉欧双语词典一样，词目都是字、词和短语混杂的形式。这部汉法词典没有汉字，而是以汉字的拉丁字母注音替代汉字，它的出版也仅是为了满足欧洲读者的猎奇心理，基本上没有实用价值。
二、门采尔与《拉汉字汇》（1685）
《拉汉字汇》中的汉字是欧洲人书写的，因此，常有笔误或缺损增加笔画的。经笔者调查，发现门采尔《拉汉字汇》的汉字注音方案基本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注音相同，有些细节如注音符号等略有不同，更为蹊跷的是，同一个汉字在门采尔的《拉汉字汇》中的拉丁文对译词，往往与大秦景教碑中的对译词极为接近或相同。门采尔很可能是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底本，按照词表的编排法，重新进行了排列和整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汉拉对译版在欧洲汉学史上的影响力。
虽然门采尔的《拉汉字汇》看似非常单薄，但只有与同时期出版的另一部汉学著作相比，才能凸显《拉汉字汇》的价值。门采尔汉学老师柏应理1687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书。柏应理原计划在《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的译文中加入一些汉字，这也是欧洲学者们期待的，然而，由于在欧洲出版印刷方面的实际困难，他放弃了初衷。门采尔《拉汉字汇》中的五百多个汉字都是木活字印刷，而这些中文木活字的制作则要归功于门采尔之前的大选帝侯王室图书馆馆长米勒（Andreas Müller， 1630―1694）。米勒对汉语的研究主要靠基歇尔《中国图说》中的汉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他宣称自己找到了快速掌握中文的“中文钥匙”（Clavis Sinica），[3]因此获得大选帝侯慷慨的经费资助，在充裕经费的支持下，米勒制作了这批汉字活字并将其留给了大选帝侯图书馆。门采尔充分利用这批汉字活字出版了《拉汉字汇》，出版后还将《拉汉字汇》送给了柏应理，柏应理在回信中对门采尔的书大加赞赏。以柏应理的汉学学识来看，这种赞赏并非是对《拉汉字汇》本身的肯定，而是对门采尔孜孜不倦研习汉语的肯定，也有对他克服困难在欧洲出版《拉汉字汇》的肯定。从学术史上看，《拉汉字汇》的出版价值远高于它的学术价值。
图6是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汉字字模，全部为木活字，保存良好，有专门定制的柜子收纳汉字字模。值得注意的是，正方形、大字活字字模因带边框，并不适合中文印刷出版，而图右下角的一些长条形汉字模板，很可能被门采尔用于中文出版。[4]
三、巴耶尔与《中文博览》（1730）
巴耶尔在《中文博览》中首先分析了他所知道的汉字起源和本质，之后是汉字篇，继后是语法篇、漳州方言篇，还收录了在欧洲流传的《大学》《小儿论》中的短篇作为课文。从该书的布局来看，巴耶尔想要写一部全集全解性质的汉字汉语著作。然而，由于该书有限的篇幅，以及巴耶尔所具有的有限的汉语水平，他的目标并未完全实现。他对这些汉语文献的来源非常坦诚，多次提到门采尔关于汉语的文章及手稿，门采尔收藏的那部Francisco Diaz的手稿汉拉词典，《大学》中的两节译文也摘自门采尔，此外，他还参照了欧洲出版的在华耶稣会士如卫匡国、柏应理等人的著述。
巴耶尔研究了巴多明送给他的在华传教士编写的汉拉词典抄本后，认为这部汉拉词典的汉字词目编排方式对欧洲人来说几乎无法使用。其实，这部汉拉词典抄本是按注音排序的，对在中国生活、与中国人有直接接触的欧洲人在听到陌生汉语字词、查阅汉字来说是最有效的工具书，但是远在圣彼得堡以汉字读写为主的巴耶尔更青睐中国传统字书（如《字汇》）根据汉字字形归纳的部首排列法编排词典。巴耶尔向来视汉语的214部以及部首排序法为解读汉字奥秘的必要工具，无视在华耶稣会士友人对他的告诫：在欧洲没有中国老师教授的情况下自学汉语是无法完全理解汉语语言的，汉字的书写并不同于中文字书的印刷体，这也是婉转批评他的《中文博览》一书，然而巴耶尔仍执着地继续他的汉语研究和《汉拉大词典》的编写，从《字汇》中翻译一部分内容以补充汉拉词典，直至1738年巴耶尔的早逝才使得《汉拉大词典》的编纂不了了之。
四、结 语
回顾历史上欧洲早期出版的三部汉外词典以及它们的出版过程，这一段历史与欧洲早期汉学史有很多交叉。欧洲东方学家的汉学研究是继入华耶稣会士之后，与入华耶稣会士的研究大相径庭的一个独特的学术传统。这些学者都未来过中国，都是著名的东方学家，仅凭入华耶稣会士提供的信息和文献就致力于汉语的研究，求知的勇气可嘉。与入华耶稣会士相比，他们没有机会亲临中国学习汉语，但他们却对汉语研究十分专注和好奇，因此，在汉语著述极度匮乏、对汉语充满各种奇异猜想的欧洲，[5]欧洲本土东方学家的汉语研究和著述仍具有一定的价值。藉此，欧洲人才得以一窥汉语的奥秘，基歇尔、门采尔、巴耶尔等人的汉学著述仍然是欧洲人了解中国语言的钥匙。从这个意义上看，基歇尔、门采尔、巴耶尔是欧洲汉学史上当之无愧的启蒙人物，他们的汉学著作也是欧洲汉学史的里程碑之一。
这些欧洲东方学家的汉学研究，虽然曾受到欧洲君主的资助，但在18世纪初期，尚不具有萨义德所说的具有殖民、统治色彩的东方学内涵。18世纪的欧洲对东方语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东方语言主要指的是欧洲近东地区的语言，如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埃塞俄比亚语、亚美尼亚语以及波斯语等，远东的语言如汉语、日语都已经进入了欧洲东方学家的视域。在本文中，门采尔和巴耶尔对远东语言如汉语的研究，多是出于学识广博的语言学家个人的兴趣和热情而进行的纯粹学术探究（虽然支持他们进行汉学研究的机制或赞助人或许具有某种企图），他们的汉学研究也会受知识和观念的主观局限，然而，他们的汉学研究是以学术求知为终极目标，学术性超越政治性。
附 注
[3]笔者在欧洲遍览米勒的书，他的书中极少出现汉字，据此可以判断他的《中文钥匙》有夸大之嫌。1748年他去世后出版的书中竟然把日文字母当作汉语字母“Alphabetum Chinese”，其余汉字短文也都是抄自入华耶稣会士。
[4]这批木活字藏在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汉学书库库内，张国刚称其为镇库之宝，认为这批字模没有真正用于印书。笔者图中所示的左边大字字模基本上如张国刚所说，并非是中文出版所用。但是，笔者在汉学书库查看这批珍贵的木活字字模时，注意到处于一角的长方形字条，如图中右下角所示，这些很可能是17世纪欧洲用于出版汉字的字模。笔者曾与日本高田时雄教授探讨过，他赞同笔者的推断。
参考文献
2.卜弥格著.卜弥格文集.爱德华・卡伊丹斯基，张振辉，张西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3.张西平. 神奇的东方――中译者序.∥中国图说. 河南：大象出版社，2010.
5.Lunbk K， Bayer T S. Pioneer Sinologist. Virginia：Curzon Press， 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