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论述了语文辞书中字典、词典、语典三分的理论依据、事实基础，及其主要意义。认为“语词分立”是“三分”的理论依据。语典的大量编纂和出版，为“三分”奠定了事实基础。“三分”的主要意义是：有利于语文辞书编纂的分工，使字典、词典、语典各司其职；有利于语典编纂的研究和语典学的建立；有利于汉语语汇研究和语汇学的建立与完善。
关键词 字典 词典 语典 三分
2007年，笔者在“海峡两岸《康熙字典》学术研讨会”（山西，晋城）上宣读的《语典的兴起及其对文化传承的贡献》一文中，曾经提出“字典、词典、语典三分”的主张，指出：
迄今为止，汉语语文工具书有字典、词典之别，而无“语典”一说。语典不管大中小型，一概归入词典……这显然名不副实。语典和词典收条对象不同，根据“语词分立”的主张，应当把“语典”从“词典”里分立出来。这样，以字为单位，按一定次序排列，每个字注上读音、意义和用法的工具书称为“字典”；收集词汇加以解释供人检查参考的工具书称为“词典”或“辞典”；收集语汇加以解释供人检查参考的工具书称为“语典”。
（温端政 2007）
200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杨蓉蓉在“第二届汉语语汇学学术研讨会”（浙江，温州）上，宣读了《也谈字典、词典、语典三分》一文，指出字典、词典、语典三分是“语言学、辞书学研究的新课题”。文章深入分析了字典、词典、语典三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字典、词典、语典三分是词汇学、语汇学、辞书学理论研究的需要”，指出“有生命力的理论，不管面对多少困难，是一定会成长起来的，字典、词典、语典三分迟早是会实现的”。（杨蓉蓉 2011：163―184）笔者同意这些观点，并认为这个问题还有继续探讨的必
要。最主要的，是要进一步弄清字典、词典、语典三分的理论依据和事实基础，以及它的意义。本文试就这几个方面做一些探讨。
一、字典、词典、语典三分的理论依据
字典、词典、语典三分的理论依据是“语词分立”。对“语词分立”的基本含义，笔者曾经做过如下阐述：
3. 明确“词汇”和“语汇”的定义，确认词汇具有系统性，语汇也具有系统性。（温端政 2002）
这些论述充分说明，“语”和“词”是并列的语言单位，语不是“词的等价物”。
然而，近来有人不同意这个主张，称：“我们应该承认‘语’和‘词’这不同的语言单位之间既在一些细微之处存在差异又在根本的原则问题上相互一致，彼此交融渗透，并无根本上的大异。不可因为语和词之间一小部分的‘异’而过分夸大二者的区别，忽略它们大部分的‘同’，更忽略甚至掩饰‘语’内成员间的区别，否则，将有悖常理。”（刘静静 2011）
这里强调，“语”和“词”的差异只表现在“细微之处”，认为“语词分立”是“过分夸大”了“语和词之间一小部分的‘异’”，是在“掩饰”语的内部“成员”之间的区别。果真如此吗？
说“语”和“词”的差异只表现在“细微之处”，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上面对“语”和“词”异同的论述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这里我们再补充一点，是关于“词”和“语”的定义。
关于“词”的定义，有很多说法，例如：
我们把词看作是语言中有意义的能单说或用来造句的最小单位，它一般具有固定的语音形式。（符淮青 1985：1）
词是称谓上和造句上独立运用的最小单位。（武占坤，王勤 1983：9）
再看几本高校《现代汉语》教材：
词是代表一定意义的，能独立运用的最小的语言单位，它一般具有固定的语音形式。（林祥楣 1991：108）
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有意义的语言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 2003：195）
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张斌 2002：157）
再看几本有代表性的辞书的注释：
语言里最小的、可以自由运用的单位。（《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
语言中具有固定语音形式和特定意义的、最小的独立运用的单位。（《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2版）
语言里能独立运用的最小语言单位。（《现代汉语学习词典》）
所有这些关于“词”的定义，尽管表述有所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词”是“最小的”语言单位。而关于“语”的定义，则多未涉及，有的则是举例性的说明，如： 谚语；成语。（《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
特指俗语、谚语、成语或古书中的话。（《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2版）
谚语或成语。（《新华词典》2001年修订版）
这种举例性的说明，显然不是学术性的定义。只有《辞海》第六版关于“语”的定义，才是学术性的：“大于词、具有相对固定结构的叙述性语言单位，包括成语、谚语、惯用语和歇后语。”这种定义具有重要意义，它把“语”和“词”的性质从根本上区分开来。这一点，刘叔新（2005：33―34）的《汉语描写语汇学》里下列这段话也讲得很清楚：
词还必须是一种最小的完整定型的材料单位。所谓“最小”，就是本身不能再分出两个或更多个完整定型的语言建筑材料单位。“居心叵测”可以分出“居心”“叵”“测”三个完整、定型的材料单位，“囫囵吞枣”可以分出“囫囵”“吞”“枣”三个这样的单位；“杯弓蛇影”“一问三不知”“风马牛不相及”等都可以分出若干这类单位来。因此，它们都不是最小的完整定型的材料单位，不可能是词，而只能是大于词的固定语。
由此可见，“语”与“词”的性质的区别是带有原则性的。“细微”论经不起语言事实的检验。
再看几部标明“词性”的辞书。上面提到的《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都是“词”标明词性，语则不标。《现代汉语学习词典》则是词类和语类分别标注，做法是：把词分为12大类：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连词、介词、助词、叹词、拟声词；把语分为成语、俗语、惯用语、谚语、歇后语五类。
“语性”与“词性”的划分是如此不同，再次表明语和词的性质有很大区别。“语词分立”是汉语不可抹杀的客观事实。至于语的内部成员之间，包括成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之间的区别，是语内部各语类之间的区别，跟语、词之间的区别不能相提并论。把语、词之间的“差异”说成是“细微”的，说承认语、词之间的“差异”是为了“掩饰”语汇内部成员的“差异”，是站不住脚的。
语词分立，必然导致“语汇”和“词汇”的分立。上面提到的《也谈“语词分立”》一文说：“长期以来学界对语言的建筑材料向有‘词汇’、‘语汇’两种称谓”，学界一般也将“‘语汇’、‘词汇’视为异名同实”；并说“‘语汇’、‘词汇’异名同实的关系，是为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何必去改变呢。殊不知两个“异名同实”的术语的存在，起码是术语的浪费。更何况以上论述证明了“词汇”和“语汇”本来“异实”，“异名同实”的说法已经过时了。我们主张让“语汇”和“词汇”分立，用“语汇”来指“语”的总汇，用“词汇”来指“词”的总汇，这不是更加名实相副，各得其所吗？
语汇和词汇的分立，自然而然要求“语典”和“词典”的分立。“词典”收集的是词汇，语典收集的是语汇，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语典”和“词典”的分立，使语文辞书呈现字典、词典、语典三分的局面，这是语文辞书的现状，也是语文辞书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字典、词典、语典三分的事实基础
在这里，我们不妨着重分析商务印书馆和上海辞书出版社语类辞书的出版情况。试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系列语文工具书和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版”汉语工具书大系为例。
商务印书馆围绕《新华字典》《新华词典》出版的系列语文工具书，截至2008年已经出版的有《新华写字字典》《新华拼写词典》《新华成语词典》《新华新词语词典》《新华同义词词典》《新华反义词词典》《新华多功能字典》《新华正音词典》《新华谚语词典》《新华惯用语词典》《新华歇后语词典》等。其中语类辞书共4种（包括《新华成语词典》《新华谚语词典》《新华惯用语词典》《新华歇后语词典》），近三分之一。
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版”汉语工具书大系，共出版14种，它们是：《中国成语大辞典》《中国典故大辞典》《中国俗语大辞典》《中国谚语大辞典》《中国惯用语大辞典》《中国歇后语大辞典》《中国格言大辞典》《中国名句大辞典》《古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分类大词典》《新词语大词典》《同义词大词典》《反义词大词典》。其中语类辞书共5种（包括《中国成语大辞典》《中国俗语大辞典》《中国谚语大辞典》《中国惯用语大辞典》《中国歇后语大辞典》），超过三分之一。
（3）从网上书店语文辞书销售量排序来看，“当当网”前50位中，（古今）字典11种，（古今）词典10种，语典15种；“卓越网”前50位中，（古今）字典16种，（古今）词典17种；语典14种。
上述种种事实表明，汉语语文辞书已经出现字典、词典、语典“三分”的局面。只是“语典”还没有独立的名称，被称为“词典”或“辞典”，小型的称为“小词（辞）典”，大型的称为“大词（辞）典”。
收条对象虽各有侧重，但都是以语汇为收录对象，这表明以语汇为收录对象的辞书不仅已经大量出现，而且开始以“语典”作为正式名称。这是“语典”在名实结合上完全脱离词典的标志。
三、字典、词典、语典三分的主要意义
承认字典、词典、语典三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有利于语文辞书编纂的分工，使字典、词典、语典各司其职。
这种词典兼收语的做法，从当时来看，是合理的。但随着字典、词典、语典三分局面的出现，则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仅从立目的角度来看，至少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所收语类不够平衡。成语、惯用语收得多，谚语、歇后语收得少。
汉语的谚语非常丰富。《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收了“远水解不了近渴”“远水救不了近火”等谚语，但像“半部《论语》治天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吃水不忘挖井人”“大树底下好乘凉”“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功夫不负有心人”“恭敬不如从命”“活到老，学到老”“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姜是老的辣”“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强扭的瓜不甜”“清官难断家务事”“情人眼里出西施”“人怕出名猪怕壮”“人生七十古来稀”“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乌云遮不住太阳”“物以稀为贵”“习惯成自然”“现官不如现管”“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新箍马桶三日香”“新官上任三把火”“行百里者半九十”“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一口吃不成胖子”“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一年树人，十年树木”“远来和尚会念经”“远亲不如近邻”“宰相肚里好撑船”等一大批富有生命力的谚语，都没有收。
歇后语被认为是汉语中十分富有表现力的一种语言表现形式，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像“半夜吃黄瓜――不知头尾”“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得自家人”“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狗掀门帘――全凭嘴”“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韩信将兵――多多益善”“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孔夫子搬家――净是书（输）”“聋子的耳朵――摆设”“猫哭老鼠――假慈悲”“门缝里瞧人――把人看扁了”“木匠戴枷――自作自受”“木匠的斧头――一面砍”“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外甥打灯笼――照舅（旧）”“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小葱拌豆腐――一青（清）二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竹篮打水――一场空”等一大批富有表现力的歇后语，也都没有收。 二是所收的“语”，标准不够明确。汉语里，“语”的数量很多，相对来说，有常用和不大常用之分。就是常用的，也往往顾此失彼。笔者在《论语词分立》一文中曾经以《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远”字所收条目为例来说明。这里再以“近”字为例。《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近”字下共收36个条目，其中属于“语”的有“近亲繁殖”“近水楼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3条。而以“近”字开头的“语”，常用的还有成语“近火先焦”“近在眉睫”，谚语“近不过夫妻，亲不过父母”“近人不说远话”“近山识兽，傍水知鱼”“近水楼台先得月”等，次常用的有成语“近悦远来”“近在咫尺”，谚语“近寺人家不重僧”“近处菩萨远处灵”“近亲结婚，祸延子孙”“近家无瘦地，遥田不富人”“近邻不可断，朋友不可疏”“近河不可枉用水，近山不可乱砍柴”，惯用语“近人说远话”“近路不走走远路”“近山无柴烧，近溪无水舀”，歇后语“近视眼锄地――禾草不分”“近视眼过独木桥――且顾眼前”等。
词典收“语”之所以不能兼顾，根本的原因是“语”的数量相当多，如果尽收，并不比词少，占了大量篇幅，甚至喧宾夺主，改变了词典的性质。理想的办法，是词典只收“词”，“语”收入“语典”。这样分工明确，各得其所。
应当着重指出，我们主张只收词，让语典去收语，这是从收条的科学性着眼的。辞书编纂还要考虑实用性。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考虑，词典适当收语无可厚非，有其可取之处，不宜一概否定。正如韩敬体先生（2009：95―98）所说的：“辞书作为一种工具，首先要求它有实用性。提高辞书编纂的科学性，又要提高其实用性，正像吕叔湘先生肯定过的，二者虽然并不矛盾，但侧重点是不同的。”
2.有利于语典编纂的研究和语典学的建立。
与字典、词典编纂的理论研究相比较，语典编纂的理论研究要薄弱得多。字典、词典编纂研究方面不仅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而且出版了许多专著。而语典编纂研究，不仅未见专著，论文也不多。语典理论研究的滞后，与“语典”未能从“词典”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品种有关。实行字典、词典、语典三分，建立与字典学、词典学并行的语典学便势在必行。
事实表明，语典编纂有不同于字典、词典编纂的规律，探讨语典编纂的独特规律是语典学的主要任务。
语典编纂的独特规律不仅表现在总体设计上，而且着重表现在立目和释义方面。
在立目上，语典不收字，不收词，只收语，这跟词典也收字是不同的。语典立目有三条基本原则：一是划清语与词的界限；二是划清语与自由词组的界限；三是在语内部划清成语、谚语、惯用语、歇后语之间的界限。而要划清这些界限，必须进行理论研究。
语典的释义，必须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释文的叙述性原则。语是叙述性的语言单位，因此，语的释文必须具有叙述性。过去有的学者，受语是词的“等价物”的观点的影响，误把语也看成是概念性单位，认为：居心叵测=阴险，一帆风顺=顺利，千钧一发=危险，虚怀若谷=虚心，风马牛不相及=无关，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巧遇。按照这个说法，释文变成概念性的，显然不可取。
二是释文内容与“语性”相统一的原则。语有表述语和描述语之分。表述语（包括谚语和表述性成语）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特点是具有知识性，既有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也有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经验，因此，释文必须具有知识性；描述语（惯用语和描述性成语）的特点，是描绘人或事物的形象、状态，或描述动作行为的性状，释文不能具有知识性。如“挨着大树不长苗”是谚语，“哀兵必胜”是表述性成语，释文都应具有知识性；“挨板子”是惯用语，“爱不释手”是描述性成语，释文不应具有知识性，而应具有描绘性。
三是“从语料中来，到语料中去”的原则。语料是语典编纂的基础。语典编纂要从收集和分析语言事实入手，在正确理解语义的前提下进行描写，然后又用语言事实来验证。这是语典释义的基本原则，也是基本做法。只有充分利用语料库，在分析语料上下功夫，才能确保释义的正确性。如“八九不离十”，《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解释为：“几乎接近（实际情况）”，举例是：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猜也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这没错。但除此义项外，还有一个义项：指与所追求的目标或所要求的标准很接近。下面用例足以证明：
吃饭中间，郭祥看到他们两人相亲相爱，猜想事情已经八九不离十，就笑着问：“朴东木！我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呵？”（魏巍《东方》）
马名骓能双手打枪，虽不是百发百中，却也是八九不离十。（刘绍棠《敬柳亭说书》）
不久，他就学得八九不离十，只差上下车不太自如了。（王琳《将军和诗人》）
因此，此语宜解释为：指接近实际情况；也指距离所追求的目标或所要求的标准很近。
四是释文慎用“比喻”的原则。根据我们的经验，下面三种情况不能用“比喻”：
（1）体词性成语，中心语素与释文里的中心词同质的，宜用“指”；
（2）语目里有“如、似、若”等比喻词，表明是由比喻手法构成的，宜用“指”或“形容”；
（3）释文不是指事物，而是描绘性状的，宜用“形容”。
因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的下列释义都值得商榷：
不刊之论 比喻不能改动或不可磨灭的言论（刊：古代指削除刻错了的字，不刊是说不可更改）。
如日中天 比喻事物正发展到十分兴盛的阶段。
波澜壮阔 比喻声势雄壮浩大（大多用于诗文、群众运动）。
第6版都把“比喻”改为“形容”，是正确的。
语典的释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除了立目和释义之外，举例也很值得研究。
我们在编纂《新华语典》的过程中，开展了语典编纂的初步研究。已经发表的有温端政的《〈新华语典〉立目和释义的思考》，吴建生的《〈新华语典〉惯用语立目问题研究》，巫建英《略谈〈新华语典〉惯用语例句的编写》，辛菊、杜雪芬的《〈新华语典〉成语的立目和释义》，张光明的《〈新华语典〉歇后语的编写实践》，温朔彬《创新思维在〈新华语典〉编纂中的运用》等。当然，这些只是个开始。随着字典、词典、语典三分的实现，语典编纂的研究必然会出现新的局面，这将为语典学的建立打下基础。 3.有利于汉语语汇研究和语汇学的建立与完善。
语典编纂和语汇研究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
语典编纂为语汇研究提供了大量基础资料。语典编纂有两个基本环节，一是收集语料，筛选出语目；二是对语目逐个做具体研究，撰写出释文。这两个环节为语汇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语汇研究反过来又指导语典编纂。
这些成绩的取得，当然不能完全归功于字典、词典、语典三分，但是，语典的大量编纂和出版，无疑为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做出了贡献。
然而，上面提到的《也谈“语词分立”》一文，却看不到这些事实，称：“在‘语词分立’基础上从事‘语汇学’这一新学科研究的学者，迄今为止，似乎只有包括温先生在内的一小部分人”；语汇的“具体的理论研究成果也还太少，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也是不可否认地存在的”。上面所列举的事实，证明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站不住脚。该文还说，“‘语汇学’一旦独立出‘词汇学’，不仅限制了‘词汇学’的研究范围，对词汇学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对‘语汇学’本身的研究和发展也会埋下隐患”。这也是言过其实！从近几年全国性的词汇学学术研讨会来看，会上交流的论文绝大多数都是词汇学方面的，有关语汇的文章不多，把“语汇学”从“词汇学”分离出来，不仅不会损害词汇学，而且使词汇学集中研究词汇，更有利于词汇学的研究和发展。把“语”从词汇里分离出来，实现“语词分立”，把语典从词典分离出来，实行字典、词典、语典三分，不是更有利于语汇学的研究和发展吗？怎么倒会给语汇学的研究和发展“埋下隐患”呢！
人们不会忘记，首届汉语语汇学学术研讨会召开的时候，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侯精一先生代表中国语言学会在“贺词”里所说的一段话：
近年来汉语语汇学作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温端政教授的《汉语语汇学》等著作的出版标志汉语语汇学已经成为汉语语言学大家庭的新的一员。汉语语汇学有丰富的内容和发展前景。
语汇研究和语典编纂的繁荣，证明了这段话的正确性和前瞻性。可以期待，在字典、词典、语典三分的指引下，语典编纂将进一步推动语汇研究，促进汉语语汇学的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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