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华语词典》是一部特点突出的新型工具书，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文章从收词与立目、字母词的处理以及词语的解释与说明等三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与说明。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几条思考建议：一是编纂此类词典时语言观（主要是规范观与发展观）的调整与更新；二是关于此类词典的定位问题，认为应该是规范词典与新词语词典的糅合；三是加强沟通协调以及语料库的建设和利用；四是对“全球华语大词典”以及相关工具书的期许，即“全球”与“大”名副其实、内容更加完备、有更多的衍生产品。
关键词《全球华语词典》华语词典词典编纂
然而，作为一部创新程度极高的新型词典，不仅需要在很多方面发凡起例，就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要考虑周全、处理得当，因此其难度可想而知。比如，《词典》仅涉及的华人社区就包括中国大陆、港澳、台湾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此外还有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地区，各地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以及风土人情，社会生活也是千差万别，所以情况相当复杂，再加上编纂时间较长、参与者众多，所以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
近一段时间，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笔者比较仔细地通读了《词典》，对发现的一些不足之处随时记录，同时还从宏观的角度，结合某些不足，围绕华语词典编纂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本文即是这一思考的部分记录。
以下主要讨论三个问题，一是收词与立目问题，二是字母词的处理问题，三是词语的解释与说明问题。
一、关于收词与立目问题
关于收词与立目的宗旨，《词典》在前言中说，“本词典尽可能记录各地有特色的词语和词义”；凡例中说，“主要收录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华人社区的特有词语……还酌收少量共有词语，如‘层面、促销’”。
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既然以“全球华语”为名，那么自然就应当而且必须具有全球视野，照顾到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使用的华语，这可以作为一个远期的理想目标；而比较切近一些的目标，应该是争取对世界各地大的或较大的华人社区的全覆盖。
不过，就已经编成、公开出版的《词典》来说，收词与立目方面引发我们思考的，却是有些词语该不该收入、该不该立目的问题，以下仅就这一方面，选择几个点来展开讨论。
1.关于“政治”类词语问题
上引《词典》前言和凡例的两段话中强调收录“有特色的词语和词义”以及“特有词语”，就前者来说，什么叫“有特色”，它应该如何界定？就后者来说，是不是所有的特有词语都在收录范围之内，并且都应该收录？
比如，有强烈意识形态和制度色彩的“政治”类词语如何处理？《词典》总的趋向似乎是避免收录，所以仅就大陆地区而言，就有大量的此类“特有词语”被排除在外，如“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文化大革命（文革）、毛泽东思想、三讲、保先教育”等。但是，即使如此，还是收了“邓小平理论、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四项基本原则”，此外还有“八荣八耻、五个一工程、五讲四美”，如果再扩大一点范围，还有“臭老
九、大跃进、插队落户、地方粮票”等少数“历史词语”。
对这类词语的处理，恐怕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一律不收，显然有违上述收词原则，且在技术上也有问题；如果“放开口子”，恐怕拿捏的标准和范围又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前一方面来说，这类词语大都是比较典型的“特有词语”，并且在某一时间范围内有比较高的使用频率，就是作为“历史词语”，往往也是了解某地社会生活及其发展变化的“关键词”。就技术层面来说，比如《词典》的释义中几次提到“文化大革命”，但是却未立目，这显然不符合词典的一般释词原则，极有可能造成读者使用的不便。
就后一方面来说，比如既然收了“邓小平理论”，那似乎就没有理由不收“毛泽东思想”，因为它们都曾经是一个时代的“主体思想”，并且似乎后者影响更大、持续时间更长；收了“臭老九”，似乎也就没有理由不收在“文革”期间同样被打入另册，甚至“性质”更为严重的“黑五类”“走资派”以及“牛鬼蛇神”等；收了“五讲四美”，那么也应该收当时同样广为流传的“五讲四美三热爱”以及“三要三不要”等。再推而广之，收了大陆的此类词语，那么其他华人社区的同类词语（各地自然都有一些此类词语，如党派、团体名称，重要的社会思潮及政治事件等），是不是也应“一视同仁”？
我们的意见是，这类词语如果一个都不收，恐怕不现实。比较切合实际的选择可能是适当多收一些，并且一定要充分考虑到客观性、必要性和均衡性。
2.关于立目的必要性问题 如果说上一个问题是比较宏观的，那么以下将要讨论的则是比较微观的问题。
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是：《词典》收词立目的依据是什么，是否经过词频调查？仅就“通宿生”来说，这一点显然是不明确的。
《词典》中还收了少量的网络词语，如“白骨精、斑竹、蛋白质、大虾、东东、骨灰级”等，它们的必要性体现在哪里？如果有必要性，那么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同类词语被收录？
此外，《词典》还收了“火柴、水果、手表、失恋、示爱”等常用词，如果连这样的词语都在收录范围内，那么“酌收”的共有词语恐怕就不会是“少量”的了。
以下再从“词义”角度讨论收词立目的问题。
3.关于收词的均衡性问题
前边讨论政治词语时，已经涉及这个问题。所谓均衡性，也可以理解为对应性，即收录了某一个词语，与之相对应的另一个或多个词语一般也应收入。
这种对应性大致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某一言语社区内部的对应性，二是不同言语社区之间的对应性。就我们所见，由于头绪繁多，《词典》在这方面确实有一些没有照顾到的地方。
另外，《词典》收了大陆作为构词成分的“嫂”，却未收相对应的“哥”，以及使用更多的“姐、”等；收“二把手”，未收“一把手”；收“二线”，未收“一线”；收“花冰（花样滑冰）”，而其他大量的体育简缩词语却未收录。
再比如，《词典》收“带鱼”一词，使用地区标为大陆，另收“白带鱼”，标为前者的异名词语，使用地区仅为台湾。这里很显然就有问题：如果其他地区也用这两个词或其中的一个，那么就应该在使用地区中反映出来；而使用地区没有反映，只能说明其他地区另有别的词（除非其他地区都没有这种鱼，而这是不太可能的），但是词典中却又未能列出。还有“因特网”一词也是如此：使用地区仅标为大陆、新马泰，也未列一个异名词语，更未立其他的词目，这样，一般的读者也就不知道如台港澳等地用的是什么指称形式了。
其他的再如收“简体字”，却未收“繁体字”和“正体字”；收“两文三语（香港）”，却未收“三文四语（澳门）”。
二、关于字母词的问题
对于各种当代语文工具书来说，字母词都是无法绕开的一类词语，对于《词典》而言，自然也是如此，并且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这个问题就显得益发重要和突出。然而，我们看到，《词典》对字母词的处理似乎并不尽如人意，因而有必要进行一些讨论与分析。
1.字母词进入规范词典的一般情况
2.华语中字母词的特殊性
与大陆的普通话社区相比，其他华语社区中字母词及其使用又有自己的特点，或者说有其特殊性，概括言之，大致有以下几点：[1]
第一，有些言语社区的字母词数量更多，比如香港和新加坡；数量多往往也意味着种类更多，其中有的还有明显的地方特色，比如《词典》中收录的“阿head、阿sir、低B、开O.T”等，以及被邵敬敏（2000）称为“香港洋泾浜英语”的某些形式。
第二，在语言交际和表达中的重要程度有所不同，这一点，一方面由数量显示，另一方面则主要由使用频率体现，比如在新加坡和香港，无论书面语还是口语（特别是后者）中，字母词的使用频率都远高于其他社区。
第三，总体上差异较大、较明显，比如有同形异义（如CCTV既指中国中央电视台，又指闭路电视）、同义异形（如IP―IP地址），此外还有字母词与汉字词的差异、英文字母词与汉语拼音字母词的差异，等等。
第四，有些字母词在各地的发展变化不平衡，由此而形成某些新的差异。比如，我们曾经讨论过“OK、卡拉OK、DIY”等的使用情况及其表义（刁晏斌 2006a：278―280），结果发现它们已经与源语言中的意义和用法有了相当的距离，而同样的变化，在其他一些华语社区中却并未发生，或者是没有那么明显。 因此，字母词是全球华语词汇中非常有特色的部分，因此理应引起《词典》编纂者们更高程度的重视。
3.华语词典的特殊性
我们理解，与一般的汉语语文工具书相比，华语词典有其特殊性，就与此处讨论内容相关的方面而言，大致有以下两点：
一是收词范围的特殊性，即超越了单一言语社区的限制，而以整个“全球华语”词语为对比、考察和收录的对象，因此要求有“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眼光、气度和魄力；
二是目标读者的特殊性，它以对全球范围内以华语为工具进行交际，或者是以华语为目标语言进行学习的人提供帮助为目标，因此必须最大限度地考虑到读者所在区域的语言实际和交际需求，以求有更强的针对性、更大的实用价值。
正因为有上述特点，所以余桂林（2012）指出，编纂华语词典的主要目的是方便华人社区对华语的使用，促进沟通，增强了解。
如前所述，既然学者们已经承认字母词的汉语词语身份，那么它们就应该在华语词典中有自己的地位，否则，如果不收或少收的话，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述目的有所影响。
4.《词典》中存在的相关问题
其一，名实不副。即如连晓霞（2012）所说，所谓“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应该指西文字母与汉字相结合的词语，否则“开头”一词即没有意义，而实际上，这161个词语中有相当部分都是全字母词。名实不副的另一种表现是“张冠李戴”：《词典》所收161个字母词语中还包括6个以阿拉伯数字打头的词语，即“360度电影、3D、3G、3T、916金、985工程”，把阿拉伯数字混同于“西文字母”，系明显失误。
其二，数量太少。《词典》不会定位为规范词典，所以自然也就不应该比照规范词典如《现代汉语词典》（即使比照《现代汉语词典》，所收条目也仅多于第3版和第4版，而少于第5版和第6版）。收词数量太少，对字母词的反映就不充分，具体地说，就是漏掉了一些应该收录的字母词（部分用例详下）。比如，《词典》收了少数汉字打头的字母词，这或许还是受了《现代汉语词典》“传统”（收“阿Q、三K党”）的影响，所收的有“阿head、阿sir、低B、卡拉OK、开O.T、开band、开p、考G、落D、夹band、去p、实Q”等。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常用且在不同言语社区有一定差异的此类字母词，比如仅“维生素”系列的就有“维生素A、维生素C、维生素E”，简缩式的“维A、维C、维E”，以及全字母形式的“VA、VC、VE”等。
其三，自乱体例及给读者带来不便。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未能立目，二是未能作为异名词语列出。这主要是由于《词典》因仍上述两部规范词典的做法，把“西文开头的字母词语”打入另册，不纳入词典正文所致。
比如，《词典》收“彩超”一词，释义为“‘彩色B超’的简称”，但是下边却未按惯例作“见‘彩色B超’（×××页）”，而是直接给出进一步的解释。因为后边的“彩色B超”未立目，所以只能这样处理，由此就造成了自乱其例。
再如：“创可贴”的使用地区列为大陆，下边未列异名词语（“创可贴”在台湾称为“OK绷”，《词典》“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中收此词，释义即为“创可贴”）。 “海盗版”下的异名词语列“盗版”，未列“D版”。 “汉考”“汉语水平考试”分别立目，但是使用频率更高的“HSK”却未列为异名词语。
另外，在《词典》的释义中，分别出现了“参CD、参DVD、参DNA、参SIM卡”等，但是也都未立目，或者是在异名词语中列出。
其四，不能准确反映语言运用实际。我们指的主要是，某些字母词本来在某地比同义的汉字词语更为常用，但只是因为前者“长得不像”汉字词语，所以就或者根本不立目，或者“打入另册”，而不在正文中作为异名词语收录，从而造成《词典》对语言运用实际反映的“失真”。
《词典》编者应该也意识到了上述
3、4这两个问题，所采取的补救措施是对在正文释词中出现的字母词加星号标注。但是这也仅仅是补救措施，在正文中出现与在附录中出现，其效果显然不会完全相同。
三、关于词语的解释与说明问题
我们把一个词条下边的所有内容统称为该词条的解释与说明。在这一部分中，准备讨论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释义，二是使用地区，三是异名词语。
1.释义
《词典》的释义有一些不够完善，似可进一步斟酌或补充。究其原因，可能比较复杂多样，以下仅就与历时发展因素相关的问题举例说明。比如：
赤脚医生〔名〕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基层的医务人员，因亦农亦医，经常下田劳动，故称。
按，这一释义基本来自《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释义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指农村里又务农又行医的医务工作人员”），然而两个释义中“指”的位置不同，意思也有所不同。按《词典》的释义，“赤脚医生”只指那个时代的农村基层医务人员，因此应该是一个“历史词语”，但实际上它直到今天仍在使用，例如： 沧州青县，好人扎堆。为了让身体不好的母亲不孤单，“大孝儿子”张强9年来坚持带母亲谈生意；为了让乡亲们看得起病，“大仁村医”周桂祥放弃外地优厚待遇甘当赤脚医生。（《人民日报》2012―08―06）
之前，全县不少大药房和赤脚医生私自开设诊所，边卖药边治病。（同上2004―08―30）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虽然仍不完备，但起码明确了此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所指，这一点是没有错的。
再比如“快递”一词，《词典》列两个义项，义项一是名词，为“特快专递”的简称（“特快专递”条下释义为“专门递送时间性特别强的邮件的快速寄递业务”），义项二为动词，即通过“特快专递”服务递送。
按，在当今的使用中，“快递”经常用于邮政业务以外，此时并非“特快专递”的简称，表示的是“快速递送”义，例如：
前者大多采用自营的方式，自己建仓库，直接卖东西，当当书店、卓越网等都是如此，由于缺乏一个成熟的覆盖全国范围的物流体系，主要委托形形色色的快递公司或邮局承送商品，很难避免交货延迟的现象。（《人民日报》2003―06―20）
如果用作名词，大致就是指由快递公司提供的服务了，例如：
此外，洗衣、彩扩、快递、报刊、快餐、家政以及网上或电话购物等多种便民服务也是便利店的增值服务项目。（《人民日报》2003―05―09）
以上两例中，前一例“快递”与“邮局”并列，而后一例中“快递”则是便利店提供的服务，显然用的都不是《词典》的释义。
其实不仅在大陆，其他地区也有此用法，以下是台湾的用例：
为了展现玉荷苞的新鲜快送服务，杨县长当场将集合九十九颗玉荷苞的“爱荔九九”花束，交给直排轮族，快递送至高雄。（《自立晚报》2004―05―04）
按，此例前用“快送”，后用“快递”，二者表义相同。
此外，“快递”还经常用于抽象事物或动作，这也体现了此词使用范围的扩大，例如：
仅在《人民日报》中，就有“文化快递、背景快递、北京快递、新作快递、时讯快递、文博快递、心语快递、法制快递、警务快递、信息快递、时尚快递”等栏目，用的显然也不是《词典》的释义。
以上意义及用法，有必要补入《词典》中。
2.使用地区
余桂林（2012）曾经列举了《词典》的三个创新之处：
一是通过设置“使用地区”栏，注出每个词语的使用地区，方便读者了解词语的主要使用地区；
二是通过设置“异名词语”栏，显示华人社区有差异的词语，指出同一事物或现象在不同社区的不同说法或写法；
三是通过设置“知识窗”栏，反映华人社区之间用词用语的相互影响和吸收，体现出汉语的影响力和向心力。
以上三个方面中，最切合全球华语及其使用的是前两个方面，因此它们的设置意义重大，当然难度也很大，并且涉及的头绪太过繁杂，所以出现各种问题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一些。
我们对《人民日报》含“嗜好”的前20篇文章进行抽样调查，共有22例，用于“不好”方面（即含贬义）的仅3例，其他均不含贬义。另有4条以“不良嗜好”形式出现（全部713篇含“嗜好”的文章中一共有94篇含这一形式），这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如果是贬义的话，那就不应该再与“不良”共现了，而能与之共现，正表明“嗜好”本身是中性的。
以下是《人民日报》的中性用例，我们名词、动词各举一例：
俄罗斯人喜食鱼子酱，日本人嗜好生鱼片，法国人爱吃蜗牛。（2007―12―19）
台湾的情况与大陆基本相同，比如下面一例：
当然可以投入正当的兴趣及休闲，培养个人的嗜好，这不是不务正业，更不是罪过。（《自立晚报》2006―03―12）
不仅《词典》在不少词语的使用地区项下漏收大陆，也有一些漏收台湾及港澳地区的情况（以上“嗜好”就是一例），只是因为我们对上述地区的语言使用情况不是特别了解和熟悉，因此没有做更深入细致的调查。
此外，由于漏收使用地区，也使《词典》的编纂者有可能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关于这一点，我们下边再讨论。
3.异名词语
与上一小节讨论的漏收一些词语的使用地区相仿，异名词语方面存在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即漏收一些较为常用的异名词语。王世凯、方磊（2012）提到，有一些比较常用的异名词语没有收录进来，包括异说和异写两种情形，例如“出风头（大陆） ―出锋头（台湾）”“海归派（大陆） ―海龟派（台湾）”“公元（大陆） ―西元（台湾）”等。我们也发现不少异名词语当收而未收的情况。 比如，《词典》收“消防栓”一词，释义为：“〔名〕消防用水管道上的一种可以开关的机件。供救火时接水龙带用。”使用地区标为大陆、台湾，异名词语列“灭火喉（港澳）、消防喉（港澳）”。
按，这里大致有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大陆另有“消火栓”一词，《词典》漏收。查《现代汉语词典》，收“消火栓”而未收“消防栓”。前者的释义是“消防用水的管道上的一种装置，有出水口和水门，供救火时接水龙使用”，可见正与“消防栓”同义。
其二，“消防栓”的异名词语只列出两个，使用地区均标为港澳，由此人们可能会问：其他地区（如新马泰）有无异名词语？如果没有，那么上述三个同义词语所标注的使用地区就不应仅仅为大陆、台湾和港澳；现在所有的异名词语下均未标明上述四地以外的其他地区，则说明其他地区一定另有别的异名词语（除非其他地区没有这种东西），但是《词典》中却并未列出，前边提到的“带鱼”和“白带鱼”也是如此。
仅就大陆地区而言，当收而未收的异名词语确实有不少，再比如“银屏”，下边未列“荧屏”和“荧幕”，而《现代汉语词典》三词并收。
如果再加上一些技术性的失误，这种情况可能就更多了。例如：“入座率”，释义为“〔名〕上座率”，但却未在异名词语中列出后者（通常情况下都是列出的）。
四、相关的几点思考
1.关于语言观问题
语言观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不是本篇文章所能谈清楚的，这里只就其中与《词典》编纂密切相关的两个方面，来做一些讨论和分析。
我们认为，上述规范观的发展与进步，理应在语文工具书，特别是华语工具书中有所反映和体现，我们在编纂这些工具书的时候，可能首先要面对一个观念转变的问题。
《现代汉语词典》在第6版修订时，不收有歧视性的“剩女”等，或许有它的道理，但是如果把这一观念沿袭到《词典》中，可能就并不一定合适了。比如，《词典》中“妈咪”的释义有二，其一为“妈妈”，使用地区标为港澳、台湾、新马泰；其二为“夜总会、舞厅或酒吧的女领班或女老板，也指鸨母”，使用地区标为港澳、新马泰。按，此二义在大陆地区均有使用，《词典》漏收，以下各举一例：
对设立陪侍女客厅（房）或者有“公关经理”“妈咪”组织介绍陪侍女的，将视为情节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要加以重处同时吊销营业执照。（同上2001―10―15）
上文提到，《词典》中有将近200个词语在使用地区项下漏收大陆，有一些就与此有关，除“妈咪”外，再如“性工作者、性侵、性侵犯、买春、卖春、基、色诱”等。
二是发展观的问题。
郭熙（2006）指出：“我们过去更多的是静态地观察汉语，忽略了变化中的汉语。”这一点在《词典》中恐怕也有一定程度的体现，比如上文所举“赤脚医生”与“快递”在释义上的不足，大致就是如此。
2.关于《词典》的定位问题
关于《词典》的定位，它的“前言”中说：“《全球华语词典》是一部描写性的词典。本词典尽可能记录各地有特色的词语和词义，尽量将某些词语在各地的不同说法加以对照，以便于华语使用者的沟通。”从这段话中，可以提取以下三个关键词：描写、对照、沟通，前两个大致是手段，而后一个则是目的。
针对以上表述，冯学锋（2011）进一步补充道：“《全球华语词典》既是一部描写性的词典，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规范性词典。强调实录的‘描写性’是词典的编撰手段，而‘规范性’则反映了词典须客观反映语言事实这一编撰要求。”这句话进一步突出和强调了客观反映语言事实，另外还指出了描写的“实录”性质。
以上定位首先应该在《词典》的收词上反映出来，梁冬青（2006）说：“编纂华语词典，决不能只把国内现代汉语词典与华语特有条目简单相加。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具有华语特点的词语和例句，是华语词典编纂的基础。”笔者非常赞同这一观点。我们认为，《词典》既不同于现代汉语的规范词典，又不同于一般的当代汉语新词语词典，大致应该是介于二者之间，更多地糅合二者因素的一种新型工具书。基于这一认识，在收词立目方面就有以下两个要点：
第一，与规范词典相比，可以适当（甚至较大幅度地）放宽收词标准，比如“政治”标准（如前述的“政治”类词语）、“道德”标准（如上举的“妈咪”之类），以及时间标准（酌收一些新词语）、类型标准（如字母词语）等。 第二，不必（实际上也不可能）像某些新词语词典那样几乎逢词必录。比如周清海（2002）认为，新加坡华语词汇中约有几千条词语和大陆普通话的有差异，这些显然不可能一一收录，一是词典的篇幅不允许，二是也没有必要。那么，收哪些不收哪些，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了。
3.两个亟待加强的方面
上述词语解释与说明方面存在的几个问题，基本都与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有直接的关系：一是各方面的沟通与协调，二是语料方面的基础和条件。所以，我们认为这两个方面亟待加强。
先看第一个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华语社区众多，由此决定了全球华语词典的编者不可能是某一个人或几个人，而必然是一个地区覆盖面尽可能大、人数较多甚至很多的群体，这样，在编纂的过程中，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就变得非常重要，并且应该贯穿在每一个环节中。比如字母词，各地应根据事先定好的标准提供一个最低限度的词表，然后去掉各地相同的部分，再进一步斟酌损益、综合平衡，方可编纂词条。如果有了并且严格按这样的操作规程进行操作，上述问题基本就可以避免。由此推而广之，用于整个词典的编纂，我们相信上述各方面的很多问题也都可以避免。如前边所说“两难”的存在，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参编各方沟通协调不够，而这涉及另外的工作思路和流程：比如就“互联网”来说，可以而且应该先确立一个“参照词”，然后大家分头考察并确定各地与之相对应的不同指称形式，汇总后再去同存异，上述的问题自然也就不会出现了。
4.对“全球华语大词典”以及相关工具书的期许
目前，在《词典》基础上的“全球华语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已经启动，我们期待着这样一部规模更大、水平更高、质量更好的工具书早日面世，在此表达我们的几点期许：
第一，“全球”名副其实，考察及取材范围更广，及于每一个华语社区，真正实现对全球华语的全覆盖。
第二，“大”名副其实。从宏观角度来说，能够真正体现大的视野、大的气魄；在微观层面，希望能在《词典》的基础上有一个新的飞跃：比如收词更多、释义更全、使用地区和异名词语更加详尽。
第三，内容更加完备。比如对字母词进行合理的处置，注音及释义等更加准确地反映各地的语言运用实际，“知识窗”的内容更加丰富，等等。
第四，有更多的衍生产品。在这方面，大致可以有两个角度和思路：一是着眼于全球范围，可以开发一些不同品种的全球华语词典，比如全球华语学习词典、全球华语专科术语词典、全球华语外来语词典等；二是着眼于某一华语社区，由此可以开发一些立足于某地的全球华语词典，比如适合中国大陆读者使用的全球华语词典，适合新加坡读者使用的全球华语词典，等等。前者用缩小范围来换取描写颗粒度的进一步细化，同时在保证词典实用性的前提下提高它的研究性；后者在内容的取舍、词条的确定（如主条、副条的确定），乃至释义的体例、所用语言以及风格等方面，应更多地考虑当地读者的阅读和接受习惯，以及当地的社会及政治、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特殊性，从而获取更强的针对性和更佳的实用性。
附注
[1]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此处只是约略言之。
[2]《词典》“嗜好”的释义应当是受了《现代汉语词典》的影响，其第5版释为“特殊的爱好（多指不良的）”，第6版未做改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未加感情色彩的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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