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文本本身是一方面，如何阅读文本则更为重要。作为思想史 研究 来说，它与其它学科最大的差异就在于要有“ 历史 ”的视野，即要将文本放在一定的语境下来解读。
以往的思想史研究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孤立地研究某一个思想家，或者某种观念，这种研究被称为聚焦于“观念的单元”（Unit Ideas）。 这里的“观念的单元”意指西方思想传统中那些基本的和经久不变的观念。
在这样的研究 方法 下，历史学家的任务主要是把每个人的 政治 思想系统化，并从中推演出一些结论或他们对某些基本观念的态度。然后，历史学家便将几个思想家作比较，不管他们是否关心同一 理论 抽象层次的 问题 。
他们的相似之处或“共同观念”都被当作历史延续性的表现；他们的不同之处则被看成历史变化或 发展 。西方学者将这样的研究批评为，政治思想史变成了一些基本观念的历史，并被归结为一种单一的、发生在高度抽象层次的历史，是一种“理性重建”。
而现在，我们应该在更宽广的背景下，和在不同的语境下来研究文本，即重新回到历史，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去考察那些思想观念的演进，进行“历史重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地理解文本，把握其主旨，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史。
第二，注重对“概念”的梳理和考察。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应该要去考察思想观念的演变，但是，这种演变体现在什么层面上，或者说，我们要注重的不仅是人们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了什么观念，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什么“基本观念”，但是这种“基本观念”并非是泛泛的，它的核心和基础是一系列的“概念”。
因此，观念就体现在一系列的“概念”上，体现在对“概念”的定义上。人们如何在自己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系列“概念”，如何给这些“概念”作出定义，并且运用这些“概念”来认识和理解现实的世界。
例如，当我们要研究人们的 社会 主义观念时，我们就必须要研究“社会主义”这个基本概念，它的基本内涵是什么，这个概念的定义如何产生和演变，并且作为一种概念又是如何进入到人们的头脑中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思想观念史的研究实际上可以变成为“概念史”的研究。
对此，国外的学者已经按照这样的方法来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了。在德国有科泽勒克，在英国有斯金纳。
例如，斯金纳在对“自由主义”的研究中，重点考察 “自由”概念的变化。在近代早期，公民的自由指的是一种地位，在 法律 和社会意义上的独立状态。
到了18世纪，这种理解发生了变化，被这样的观点所取代，即公民自由仅仅被看作为缺乏干涉。尽管19世纪的很多思想家想扩展自由概念的 内容 ，将此视为人们真正利益的观念，但是并没有动摇18世纪时的定义作为唯一的主导。
并且，从此以后，这种定义就一直主导着我们的观念，成为唯一性的定义。 对思想史研究来说，这种“概念史”考察的意义在那里，或者说，我们在思想史研究中为什么要重视“概念”的研究。
这是因为，在人们头脑中所形成的任何“概念”都有其历史的演进，并被不断地添加或减少其含义。因此，作为思想史的研究，我们就不应该仅仅只是紧随现在通行的概念，而是要考察这个概念的含义究竟在何时形成，并固定下来和成为了我们通行的一种接受。
同时，既然任何一种概念的内在含义都有着历史的演进，即它的定义会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发生变化，那么，为了理解这个概念及其定义，我们也就需要运用历史学的方法来对此进行研究，在“概念”的演变中理解思想观念的历史演进。 重视“概念史”的研究，和在“概念史”的研究视野下，这就要求我们要对长期以来一直习以为常的一些概念进行梳理和重新界定。
例如，我们通常用的“封建专制”，“国家”、“自由”、“公民”“人权”等等。只有对这些概念进行历史性的梳理，我们才能正确的理解这些概念的基本含义，以及它被我们所接受时我们对此的理解。
也正是在这样的梳理之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思想观念的变化与演进。 第三，加强对思想史理论方法的研究，重视对国际学术界思想史研究成果的翻译和介绍。
目前 ，国外学术界特别是西方学术界对思想史研究不管在理论方法论还是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都已经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例如，在理论方法上，就有“概念史”研究，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语境”和“修辞”转向，新社会文化史对思想史的新诠释等等。
因此，为了跟上国际学术前沿，缩短与国际学术界的差距，我们就必需要大力加强对思想史这些“元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引进和吸收国外思想史研究的成果，这样才会使我们的思想史研究在一种自觉的状态下进行，将思想史研究发展成为具有学术内涵和学科规范的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 当然，在引进国外学术成果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做的就是要对这些学术成果进行评介，以便为人们所理解。
看起来作这样的评介似乎没有多少学术含量，但一篇好的评介 自然 是要在把握和了解学术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写出，当然也就具有其较高的学术价值，并且也为人们点明了这些成果的学术价值到底在哪里，这对推进学术发展的意义自不待言。这里，想以 著名思想史家 斯金纳的著作为例。
2002年，著名思想史家剑桥大学昆廷·斯金纳教授的代表作《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经过重新翻译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我看来，这本书的出版本应会在 中国 的学术界带来热烈的反响，但是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这让人深感遗憾。这不禁促使我在思考这一现象，我们学术评论究竟缺失在哪里？实际上，其原因就在于，我们还没有很好地把握斯金纳这本书所具有的学术意义。
1978 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斯金纳教授两卷本的著作《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第一卷为“文艺复兴”，第二卷为“宗教改革的 时代 ”。此书出版后，立刻 获致好评， 自1978到1982年，共有35篇书评出现，写书评者大多都是研究思想史的大家，如波考克、奥克肖特等人。
无论是赞同还是提出批评，但他们都带着无比敬重的语调来评论在当时才38岁的年轻学者的著作。直到现在，这本书仍然被认为是当代的经典著作，是思想史研究中的一场革命。
斯金纳也被看作为不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而且也是思想家。甚至有的学者这样认为，在当代，斯金纳是可以排在前十名的思想家。
在这本书中，斯金纳改变了通常的思想史研究重视抽象“观念”的方法，而是更加具体的将“一般的观念”集中于体现“观念”的“概念”上来进行研究。同时，他还为我们显示了“概念”内含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仅体现在“语言”的使用上，同时还表现在“社会”的三个方面，第一不断变化的社会信仰和理论，第二，社会认知和意识，第三为社会的价值和态度。
因此，只有在“语言”和“社会”的两方面下，我们才能理解和把握“概念”的形成过程，以及不同和变化。因此，从方法论上来说，斯金纳改变了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开拓了新的研究范式。
直到现在，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仍然没有人能够超越斯金纳这本著作，甚至模仿斯金纳这本书的方法来写一本类似的书。这毫不奇怪，不仅因为要掌握这样一套理论方法，而且按照他这样的方法来写的话，对历史材料的熟悉和掌握的程度也都是要求非常之高。
我们只要读一下斯金纳的这本书，即可知道他对历史材料的掌握和处理所体现的历史学功底是多么的深厚。 第四，思想史研究的公共知识取向。
目前，在历史学的各分枝学科中，思想史的研究基础非常薄弱，研究人员较少，研究成果也无法与其他学科相比，同时，研究者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气馁，要充分认识思想史研究对“解构”现有的思想观念和重塑当代社会的思想观念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并且，在思想史研究的定位上，既要考虑到思想史学科自身的发展，同时，也要思考思想史的研究将要为别的学科，甚至社会提供“公共知识”。就是说，思想史的研究既要有自己的学科式的学术导向，又要有一种公共知识取向，让思想史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和社会重要的学术文化资源和基础。
目前，思想史研究正在日益受到大家的重视，据我保守的估计，思想史研究的复兴将要到来。当我们在审视我们的思想史研究时，深切感到，由于多年对思想史研究的不重视，和国外，特别是西方学术界相比，我们已经落后了很多。
在这样基础薄弱，现在重新起步的思想史研究中，我们不能够奢望一下子能够取得多大的成绩，我们的目标和定位应该是，将西方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我们的研究介绍过来，将在西方学术界中已经成为公认的知识变成为我们整个学术界，甚至社会，而不仅仅是历史学界自身的公共知识。 对于“公共知识”问题，平时我们对此重视不够，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定位下来研究思想史，首先服务于学术领域，服务于社会，然后，在此基础上，经过若干年的努力，通过思想史自身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积累，借以实现在某些研究领域的突破，取得能够同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的成果。
写到这里，想起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杨声茂先生的话，“就外国史学而言，‘鉴别吸收’也是治学的硬工夫，也是不断追求‘勇于和善于吸收’的大目标。通过‘鉴别’，才能有所创新，才会摈弃译文组合，才可领会‘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意境。
”因此，在目前，我们要不怕我们的研究水平较低，要从“公共知识”的角度来从事我们的研究工作。相比过去，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很多关于西方的知识，这些都与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史学研究者的工作密不可分。
正是他们通过对西方历史的研究，才把很多学科性的知识变成了“公共知识”。我想，和世界史研究一样，思想史研究的旨趣就在这里，同样，未来思想史研究进步的起点也就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