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的80年代初以来，国内的美国文学 研究 界率先与国外接轨，对在美国流行的 文学批评的各种新思潮、新 理论 和新 方法 作了全方位的引进和审视，从新批评、现象学 批评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从读者反应批评(接受美学)到符号学、阐释学、叙述学— —这里面当然又包含了神话原型的批评、女权/女性主义的批评、精神 分析 学的批评、 新 历史 主义批评等，紧接着是铺天盖地的后 现代 主义，然后又是热火朝天的“文化研究 ”，后者不仅把早先的女性主义、少数族裔批评包容其中，而且又增加了后殖民的文化 批评。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战后美国文学所涉及的所有理论 问题 ，几乎都被我们审 视了一遍。这些新理论、新方法的引进，对于解放我们的思想，改变过去那种以意识形 态划线为指归的简单化的文学认识，对于更新我们的批评观念，拓展和深化我们的文学 视野，起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但是从90年代末开始，尽管国外重要理论流派的翻译出 版仍在继续，然而理论研究的总体势头却明显大不如前，国内一些研究学刊虽然仍不断 在刊发理论研究方面的文章，然而这些文章的大多数可以说只停留在对于七八十年代所 关注的理论问题的转述上，很少看到对一些新的理论问题的开拓和深入的探讨。这样一 种几乎原地踏步或低水平重复的局面其实已经延续了相当长一个时期，却没有引起我们 理论界的足够重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有很多，而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 从事国外思潮追踪研究的学者，往往只是盯着自己所熟悉的几位理论明星不放，而对那 边的学术状况缺少一种整体的和递进的把握。国内为数可观的理论研究论文的引述只局 限于有数的几位理论家最经常被提及的几部(篇)论著，而很少有对他们在学术期刊上发 表文章的引述即为明证。其实，美国学界所谓的“理论鼎盛”时期应该说早已经过去， 那里反对理论或对理论进行质疑的声音不仅早就存在，而且越来越响，现在甚至还带上 了一种近乎是“清算”的味道——主要是对以“解构”为代表的“理论”和以“ 政治 正 确”(PC)为代表的政治化倾向的清算，认为正是由于这些年理论的膨胀以及这些新潮理 论所加深的一种怀疑主义的氛围，导致了文学的衰落和整个美国人文 教育 的滑坡。美国 理论界的这样一种声音，在我们的理论研究界则似乎很少听到。而对于这样一派意见的 了解，不仅对于正确地把握美国思想理论界的现状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对于我们自身理 论研究的健康 发展 ，无疑也会提供非常有益的启迪。 最近，我的一个同事在楼道里碰到我，她对我说她非常高兴，因为她即将停止她讲授 文学课的学术生涯了。而差不多就在同一时候，另一位同事也告诉我，他实在想象不出 除了搞文化研究外，还有别的什么场合可以教文学——换句话说，文学文本就是最大限 度地用来说明一种意识形态的、历史的或理论的主题，与其他文化表述没什么两样。难 怪现在的本科生对主修文学表现出日益递减的兴趣。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他们进入大 学以后，比起过去一茬一茬的学生来，他们对学文学的兴趣要小多了，因为他们入学后 所遇到的老师，在不少情况下都是对文学文本没有兴趣或充满怀疑的。在这样的情况下 ，学生当然就越来越没劲了。(注：David F.Bell,“A Moratorium on Suspicion?”Publication of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PMLA),Vol.117,No.3,May 2002,pp.48 7-90.)
美国大学文学系的衰落和人文教育的滑坡使美国的教育界尤其是人文学科领域众多的 有识之士感到忧心忡忡，其实早已是个不争的事实。被美国《 时代 》周刊选为美国最佳 社会 批评家的哥伦比亚大学 英文 系的德尔班科(Andrew Delbanco)教授于两年前发表长 文，对当下美国人文教育危机及其原因进行分析(注：Andrew Delbanco,“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Literature”,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Nov.4,1999.)。文中列 举了多个重要大学的校长和著名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那一年任美国现代语文学会主 席的赛义德痛心疾首地感慨说：“如今文学已经从……课程设置中消失”，取而代之的 都是些“残缺破碎、充满行话俚语的科目”；曾任耶鲁大学教务长、普林斯顿大学研究 生院院长、时任梅隆基金会人文学科顾问的科南(Alvin Kernan)教授在1990年时就出版 了以凭吊文学为题的专著《文学之死》；另如斯各尔斯(Robert Scholes)、埃里斯(John M.Ellis)、伍德林(Carl Woodring)这样的著名教授，他们也都发表了论述文学和 文学专业何以衰落的专著。在他们看来，文学之所以没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受到了一 波又一波的新理论、新思潮、新方法的冲击，是这些新潮理论将文学指涉“真实”的价 值一步步地掏空。正如耶鲁大学的斯各尔斯所说，这些年来，“我们听任自己被人说服 ，接受了所谓谈论‘真实’是不可能的说法”。现在文学成了与其他符号系统(如 时尚 、肢体语言、运动等)一样的东西。倘若说当初是解构主义抽去了文学的思想、道德、 情感的内涵，那么今天，一个反向的潮流又冲了过来，在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声浪 中，虽说强调了文学要同它这样那样的属性(民族、阶级、性属等)联系在一起考量，然 而我们却看到，文学研究被进一步“残片化”(fragmentation)的势头却有增无减。目 睹文学日益退场的严峻形势，毕业于英文系的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NEil L.Rudenstine )在1998年的全校毕业典礼上发出呼吁，号召要从教育的最本质意义的高度去认识人文 学科的重要性，并采取切实的措施对人文学科加以保护。 在这样一所深深卷入社会政治旋涡之中的大学里，发生贝尔教授所说的教授和学生从 文学系胜利大逃亡的情况，按说是不该让人感到意外的。但在人员流失和师生对文学兴 趣锐减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否还有更直接的原因，这倒是需要我们这些从事文化思潮研 究的人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贝尔教授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文学系的主导思想的 变革是这样描述的：70年代和80年代是所谓的“理论鼎盛”时期。各种文学理论据说都 是要教会我们如何去掌握文本，而不是被文本所掌握。但是，理论的武器很快就被掉过 头来，成了反对理论的武器，反而导致了本应让理论有效地包容文学文本的种种批评范 式的衰落。贝尔说，接下来是“理论鼎盛时期的结束”，在过去几年中虽也出现了对于 理论的反思，然而这些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理论年代所造成的对于文学和高雅文化 的怀疑。对于文学的怀疑是怎么形成的呢?贝尔指出，在这理论的鼎盛及衰落的整个历 史过程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对德里达解构主义来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简单化，它在美 国就被当成了对德里达思想的理解(注：See Herman Rapaport,The Theory Mess:Deconstruction in Eclipse,New York:Columbia
UP,2001.)。“任何文本都将会自行 解构”——这样一个被稀释了的、简单化的德里达主义造成了一种颇为流行的误解，那 就是所有的文本或多或少都是一个谎言，都是骗人的。但是，在理论的鼎盛期完结之前 ，解构主义的另一位理论大师德曼早年亲纳粹的历史污点被揭露，而德里达的理论在解 决这一时期美国大学校园政治问题上又显得不那么有效，不太令人信服，因而使得人们 渐渐把注意力转向了福柯。相对来说，福柯更重视控制文学话语形式的力量，他把文学 看成是一个由排斥性和禁令性力量所界定的角力场，一个与其他话语场一样的由各种力 量构成的话语场。但是，贝尔指出，这样一种看法却更加煽起了对于文学的怀疑之火。 而且，美国人在对待福柯时与他们对待德里达一样，也是持一种为我所用、急功近利的 简单化态度。他们往往把福柯的著作降格为“训诫控制”这一标识性的话语框架去理解 ，而福柯式分析的种种精妙之处，却都在这样的简单化理解中丢失殆尽。当然，要说一 点也没剩下，那也有点偏颇。不过，福柯的视角在理论鼎盛结束后之所以还能够剩下些 许，则主要是因为它可以比较便捷地嫁接到一种更加政治化的批评之上的缘故。
贝尔在对美国学界过去二十来年的大致状况作如上回顾后，接着又对当下的美国学界 状况作了这样一番切中肯綮的归纳： 我在这里之所以要原原本本援引贝尔教授的陈述，乃因为我发现他极其言简意赅地勾 勒出了文学如何在当下美国大学中一步步失落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原因，这与我这些年来 对美国当代思潮进行追踪研究过程中所获得的印象也完全一致。然而，对于我们所研究 的对象国中人文思潮所发生的这样一种变化，原先被掩盖的思潮逐渐抬头甚至又卷土重 来的倾向，我们却视而不见，那我们研究的价值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美国的特殊地位，我们对美国问题的研究一直给予极大的重视。在文化研究方面也 不例外，对美国的文学，对美国的文化思潮、文学理论动向，我们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然而，我觉得十分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的研究太侧重于前台，太关注当下和表面的 热闹，谁善于吸引眼球，我们往往就把注意力投向谁，而缺少一种兼听、兼顾的沉稳和 成熟。造成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的媒体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因为媒体往往希望简单 明了，希望能单刀直入地把一种理论、一种倾向说得个泾渭分明，希望越多的外行能明 白越好。而在这样一种心态的驱动下，我们上面所谈的问题多年来在我们的外国文学研 究领域中只属于一股不为人们所重视的潜流。 布鲁姆把文学看成是没有任何社会功利性的“无为之物”，显然也有其偏颇之处。但 是，他所使用的“愤懑派”一语，则被当代美国最重要 哲学 家之一罗蒂(Richard Rorty )接了过去，后者又特别就“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阅读”这一话题，在美国 现代 语文 学会的1996年年会上做了一次专题演讲。会后，他把这一演讲整理成文，正式发表在《 高等 教育 编年史》上(注：Richard Rorty,“Point of View:The Necessity ofInspired Reading”,in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Feb.9,1996.)。罗蒂本 人虽然是哲学家，却从来不认为哲学只应是理念与逻辑的组合，他认为哲学中也应该充 满浪漫的想象，因而他在自己的哲学探索中素来对文学和文学想象厚爱有加。他认为， 文学本该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功用。然而令他不安的是，他发现当下的美国大学文学系 和文学研究学界已越来越被一种以“知晓”(knowingness)为目的的倾向所控制，他心 目中文学的那种令人凛然起敬、令人焕发热情的功能则不见了。而这样一种情况正发生 在布鲁姆称之为“愤懑派”的这样一批大学文学教师的身上。罗蒂说，这些教师所走的 这条道路，正是几十年前哲学家们放弃“灵悟”(inspiration)而转向专业化的道路。 这样做的结果将怎样呢?罗蒂回忆了在他年轻时哲学领域中发生的由艾耶尔(A.J.Ayer) 取代怀特海(A.N.Whitehead)而成为英美哲学家仿效典范的过程：在罗蒂的心目中，怀 特海是那种具有人格魅力、天才型的、浪漫的、华兹华斯式的人物，而艾耶尔则属于逻 辑型的、容不得任何一点杂质、追求彻底知晓的那样一种人，艾耶尔希望哲学成为一种 科学 团队式的工作，而不是靠英雄人物发挥想象去取得突破。他承认怀特海是一个优秀 的逻辑学家，但认为是诗歌把他给毁了。为此，艾耶尔把一切令人凛然起敬的情绪统统 视为神经性的毛病。而正由于这一缘故，罗蒂指出，是艾耶尔使英美哲学界渐渐形成了 一种“干涩”的氛围，默多克(Iris Murdoch)在她《反对干涩》(“Against Dryness” )一文中曾对此有过严厉的批评。罗蒂认为，现在美国文学领域也在重复着这一转变， 其结果就是如布鲁姆所说的那样，“文化研究”取代了文学研究，把文学研究变成了又 一个“沉闷的社会学科”，使文学系变成了一潭学术死水(注：Richard Rorty,“Point of View:The Necessity of Inspired Reading”,in The Chronicle of
HigherEducation,Feb.9,1996.)。
说到这里，我觉得有必要作一点声明，我这么左右开弓地援引布鲁姆、罗蒂这些大牌 教授的话，其实也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至今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布鲁姆把“文化研 究”一概视为垃圾，我也是不同意的。但我觉得他所指出的问题中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 注意：一是文学的彻底 政治 化，二是一窝蜂地扎堆。什么事情一旦政治化，那就成了非 此即彼，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一个国家的大学讲堂，其最主要的使命就是要弘扬这个 国家优秀的民族文化，使其精华得到传承。而在当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所看到听到 的则是对自己文化传统的一笔勾销，是所谓“古人、洋人统治着我们的学校，封、资、 修统治着我们的课堂”，而基于这样一个估计，我们的任务当然就被确定为“把颠倒的 历史 再颠倒过来”。对于曾经有过切身经历的我们来说，看到今天美国大学校园中正在 发生的一切，看到“文化研究”把昔日的文学传统基本上定性为所谓由白人、男人主宰 的“毒黄蜂”(WASP)(注：“毒黄蜂”(WASP)四个字母取自“White Anglo-SaxonProtestant”的首字母，意为由“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构成的英美主流文化 ，“政治正确”(PC)运动就是要对这样一种压迫妇女、压迫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压迫 同性恋者的主流文化进行清算和批判。)，把文学文本认定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喉舌 ，把文学批评作为为“地位低下者”(subaltern)行使代言的使命，所有这一切都让人 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然“文化研究”也有做得好的，比方说，赛义德的对东方主 义的揭露和批判，再比方说，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对莎士比亚的研究，从 中窥见伊丽莎白时代阶级力量的此起彼伏等。然而，学术大腕们播下的龙种，收获的却 很可能是数量可观的跳蚤，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一窝蜂地扎堆，照葫芦画瓢。说来也有 好几年了，翻开美国的主要学刊，几乎满眼看到的都是这种“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的清算批判性文章。这股风当然也刮进了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界。人家搞女权主义/ 女性主义，我们也搞女权主义/女性主义，人家搞非裔美国文学，我们也搞非裔美国文 学，像托妮·莫里森或艾丽丝·沃克这样的作家，既是黑人，又是女性，于是就愈加左 右逢源，一下子红遍了天；人家那里据说是华裔文学走红了，我们这边也一阵风似的追 赶，《戈勇士》、《喜福会》、《唐老亚》……对于重要的经典作家的研究也不是没有 ，然而研究的视角却基本上都是政治性的，看重的是作品告诉了我们什么——要么是明 言的，要么是隐含的——总之，即罗蒂所谓的“知晓”：读康拉德，从他书中去抠对待 殖民主义的态度；读福克纳，读的是美国南方在对待农奴、黑人、妇女等问题上的态度 ；读亨利·詹姆斯，读他对待古老的欧洲与美洲新大陆两种不同文化的态度，读他对于 笔下女性的态度，甚至他的一些极为次要的短篇小说中的儿童形象，也硬要把他们阐释 成由其父母所代表的男女两性性别冲突的牺牲品…… 如果说，把文学再一次从浓重的社会政治化的阴影中解放出来是我们需要去做的第一 件事情，那么，另一项当务之急就是要对业已过去的这场“理论热”进行反思。我这里 指的反思，还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热”这一现象本身，而是要在寻回被放逐的“文学 ”的同时，对过往的各种文学理论切实作深入一步的质询。现在就不能再把一些现成的 结论性的评价作为自己认识的出发点了，这些老生常谈的口头禅早已成为思维的印辙， 只会把我们引向那些活力全无的认识偏见。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种认识的提升，当年理 论鼎盛时期所听到的一些评价，现在往往已经过时而不再适用，其实理论家们自己也在 发展 和变化。例如，现在的德里达与1967年他的《论书写》等三部论著同时问世时就有 了很大的不同。如果我们看不到这样的变化，仍一味停留在他们针对当年那特定的需要 而说过的一些故意立异鸣高以与前人划清界线的言论上，那可就是最大的“时代误置” (anachronism)了。
去年德里达来 中国 访问，他在离开中国前为上海的一份文学报刊的题词中，意味深长 地自称是“过路人”。对他的访问，我曾写过一点没有署名的文字，现在看来，正好可 以嵌入此文，作为我对于美国文论热思考的一部分。德里达访华期间，在北京大学、中 国社会科学院、三联书店《读书》编辑部以及上海复旦大学作了几场学术讲演。让人们 颇感意外的是，他讲演的基调与多年来我们心目中所持有的那个“解构”印象，好像有 不小的错位和落差：我们期待的“解构”多是锋芒毕露的批判，而德里达的运思却集中 在“宽恕”的可能；我们期待的“解构”是一种所向披靡的激进姿态，而德里达却毫不 掩饰自己的“保守”……这也就难怪了，一些听众反映，在聆听了解构大师的讲演之后 ，愈加感到被泼了一头雾水。原因何在?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自己没有认真去读大 师自己的论著，没有追寻着他长期以来一贯的思想轨迹，将他前后各个阶段的著作联系 起来阅读，而只听信了我们媒体上刊发的本来就已经是二手介绍的转述。
不可否认，20世纪的最后三十年，拉康、巴特、福柯、阿尔都塞和德里达这五位法国 思想家，把整个西方思想理论界搅得个疑雾迷漫，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巨大 影响 是毋 庸置疑的。然而，他们所遭遇的批评和反驳，其激烈程度也是空前的。这种思想的交锋 和砥砺(并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陈说)，使当代西方思想文学理论、政治话语和文化研究 着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与此同时，他们激进的理论也在悄悄地修正着自己，在时隔 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看来，原先激进的理论锋芒早已所存无多。德里达本人就是一个最 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正像德里达自己反复咀嚼的那句“文外一无所有”所隐含的意思一 样，“解构”也是断然不能跳到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之外进行的。到了80年代之后，德里 达的“解构”也许已经明确地定格为一种坚持思想自由、探索意义之可能性的 方法 。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在1993年发表的《马克思的幽灵》(Specters of Marx)中，心悦 诚服地承认自己也属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 对于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也一样，如果直到现在仍停留在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的 “深描”说到福柯的“历史断层”说，仍然在格林布拉特的“商讨”(negotiation)、 怀特(Hayden White)的“历史为话语的建构”说以及芒特罗斯(L.A.Montrose)的“文本 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等概念上兜圈子，那就太没有意思了。这种新历史主义批评 ，从20世纪80年代经由格林布拉特、芒特罗斯、伽勒赫(Catherine Gallagher)等英国 文艺复兴研究学者之手，形成了一种博学、高雅而且充满机智的批评写作，在此后几乎 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内，模仿者蜂起，却至今未有能出其右者。对这样一种批评，现在看 来，它其实主要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如格林布拉特从一开始就始终坚持的那样 ，它主要是一种批评实践。为弄懂这批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家何以以这样一种方法来看待 和重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本，我们或许是需要化一点时间来探讨一下他们的认识假设， 他们所采取的批评方法的理由和具体的做法，但要说这里面有多少理论深度，则实在说 不上。相反，如果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把它当作个理论问题去深究，那倒是大大的本 末倒置了。而实际的情况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在实践的层面上，对于这一批评 的批评也日益增多。1999年，哥伦比亚大学专门研究莎士比亚的凯斯坦(David ScottKastan)教授发表《理论之后的莎士比亚》一书，对所谓“过了景”的新历史主义提出 了相当激烈的批评。他声称新历史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说这一批评是属于上一代的、 业已消亡了的一段形式主义的插曲，而现在它“既算不上新，也算不上是历史，因此不 再有用”；他还说这一批评所惯用的“轶事嫁接法”(anecdotalism)已是“臭名昭著” ；他希望看到一种“事实更加充分的历史”，但又不要回到先前那已经被废止的传统历 史主义的老路上。 对于凯斯坦对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克尔莫德似乎并不领情。因为在他看来，这位凯斯 坦所使用的话语仍然充满了新历史主义和其他时新理论的术语，而一旦离开这些术语， 他的一套批评就寸步难行。与某些新历史主义者一样，他也把他们之前的历史称作“实 证主义”、“无理论依托”一类，认为“传统的历史主义都简单地以为它们的建构是对 过去清晰明了、客观公正的表述，没有受到考察者兴趣倾向的过滤”。但这一句“露怯 ”之语使克尔莫德发现，凯斯坦的 参考 书目中居然连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和伽 里(W.B.Gallie)这样的历史学大家也不曾提及(笔者注：科林伍德早就有言在先：历史 是一门人们在自己的心灵里重新体验往事的学科；历史学家只有深入事件后面的心理活 动，在自己的经验范围内重新思索过去，才能发现各种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模式和动态) 。克尔莫德于是不无讽刺地说，他俩的论著《历史的观念》和《哲学与历史理解》分别 发表于1946年和1964年，对于当下的现代思想家们来说，这些著作或许已过于陈旧而使 他们兴趣杳然，而这样一疏忽，他们也就能把历史撰写要受考察者的兴趣和先定假设的 影响说成是他们自己的发现了。 限于篇幅，我无法对所有的理论派别一一涉及，但情况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理论热 ”的消退已断然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个事实。然而还有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这就是 我们经过这一番“理论的洗礼”之后，则再也无法回到前理论的纯真时代了。也正因为 这个缘故，对于理论的反思是绝对必要的，惟如此，文学研究才能像凤凰涅ｐáｎ@① 一样，从理论的烟灰中再一次地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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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上般下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