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语境是一种广义的说法，其一般指西方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关于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文化思潮所产生的语境特征，又被学界称为“后学”研究。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当代文学开始有选择性地介入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后学”理论思潮，并用30余年的时间完成了对后学思潮的选择、借鉴、应用、影响。这期间，二者碰撞所产生的理论融通与对话困境仍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一、选择与借鉴：“后”语境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接受取向
同其他理论思潮一样，后学思潮在中国的理论传播与影响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后学思潮被一些外国文学理论研究学者引进到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中。1979年，《世界文学》杂志率先刊登了汤永宽先生翻译的索尔贝娄的后现代长篇小说《赛穆先生的行星》。随后的1980年，《外国文学报道》杂志，先后介绍了美国几位著名的后现代小说家，同年，发表了董鼎山的两篇文章《后现代派小说》和《所谓后现代主义小说》。1983年，《读书》杂志发表了董鼎山的文章《60年代以来美国小说后现代主义及其他》。1987年《世界文学》杂志推出了后现代主义文学专栏，并发表了钱青的文章《当代美国试验小说的技巧》。这一时期，学界完成了对后现代小说的引进，但总的来讲，此时的后现代小说研究仍停留在对形成过程、创作特征、社会背景等方面研究的基础阶段，尚未从精神特性上形成具有深度理论水平的宏观后现代主义。相对于后现代小说来讲，作为一种文学思潮的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一开始就显现了整体接受特征。这同中西方访问交流所催生的理论热潮密切相关。1983年，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哈桑受邀到山东大学演讲。1985年，杰姆逊在北京大学展开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讲座。1988年，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的专著《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文版出版。同年，易布思与佛克玛合著的《20世纪文学理论》出版。1989年，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的专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文版出版。这些文化交流活动和理论著述引起了中国文坛的极大关注，并直接带动了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具有“后学”特征的理论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二、转折与变革：“后”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范式的转变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学”思潮的兴起以及“后”语境的形成为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为此我国当代文学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格局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和表现，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从文学研究观念以及思维方式上来看“，后学”思潮中所倡导的反本质主义、反宏大叙事、反传统以及反多元化的思维方式对后语境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范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促使其形成“反本质主义”的理论范式。其认为本质化的文学理论禁锢了作者的思维方式，阻碍了文学的创新发展，应解放思想，追求个性化、细节化、创新化的文学创作。其二，我国当代文学理论范式的转变不是一蹴而成的，它具有自己复杂的转变过程，这种复杂性不仅仅体现在理论思维模式的转变上，更是体现在对文学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原则重视度的提升上。这一时期出版的《无边的挑战》《隐蔽的成规》《表意的焦虑》等著作都对传统的文学理论的创作原则以及研究方法都提出了深入的批评，并指明了“后”语境下我国当代文学研究方法以及创作原则的发展方向。其三，批评实践形式以及价值观念上的多元选择。在后现代主义以及后学思潮的影响之下，我国当代文学在实践批评形式上也走向了多元化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打破了既定陈规，更是对传统“体系情节”理论研究方式的一种有力反抗，有助于当代文学的重新建构。
三、危机与重构：“后”语境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重构
在“后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发生了重大转型，伴随着转型而来的不仅是文学思想的融合与发展，还包括理论范式、理论传统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及多重理论资源间整合的焦虑与压力、不同理论话语之间求异、趋同的危机与挑战。从这一角度讲，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仍是消化、整理包括“后学”思潮在内的当代西方文论新现象、新趋势、新发展，以增强中国文论研究的生命力。曾繁仁先生曾指出，“后”语境下的文论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逐渐走向的建构，尤其是对唯科技主义、唯经济主义等不恰当现代性主义的反思，更是可圈可点，这使得中国文学理论研究走向了一种创新与共生的理论形态。
四、结语
综上所述，“后”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了选择与借鉴、转折与变革、危机与重建等发展历程之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创作方式和理论模式，为我国当代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创作了机会，同时也奠定了我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理论界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