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缺陷与局限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2omy , IPE） 作为在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产生的， 与传统国际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理论） 、政治经济学理论、国际经济学理论有着复杂渊源关系的新型交叉学科， 自20 世纪60 —70 年代在同属西方政治经济体系的欧洲与美国产生以来， 虽然研究范式日益规范， 研究议题日益明晰， 研究文献日益丰富， 但距离成为一门成熟而完善的学科还有相当的距离， 主要表现在以下3 个方面： 第二， 学科研究对象模糊。国际政治经济学科的开拓者罗伯特·吉尔平（ Gilpin） 把“追求财富与追求权力之间相互的动态关系”[ 4] 作为该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 有的学者则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学问。[5] 无论是财富与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 还是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 都是一个较为模糊的说法， 因为该叙述没有进一步明确互动关系发生的主体， 也没有对互动关系和相关关系进行明确区分， 更没有对互动关系的内在机制、衡量指标和影响效应给出说明， 学科研究对象的模糊性直接导致学科研究议题的泛化和广化， 造成学科边界模糊， 难于与其他学科特别是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作出明确的区分。
第三， 学科研究方法不规范， 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人文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思想意识为主要研究内容， 如果脱离了对人类个体和群体的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与思想意识的观察和解释， 则难于对各种人文社会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 大多数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文献叙事宏大、议题宽泛， 降低了理论的解释力与逻辑的严密性。
大多数学者认为， 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70 年代，[6] [7] 在20 世纪80 —90 年代获得了初步发展， 21 世纪以来中英文文献日益增多， 但仍然处于形成与发展过程之中， 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系统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学科体系。已有学者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述评。[8] [ 9] 现有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研究文献的特点表现在多个方面，但政治权力（国家） 与经济利益（市场） 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的内在机制与效应始终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内容。无论是以吉尔平为代表的第一代IPE 学者， 还是以基欧汉（ Keohane） 为代表的第二代IPE 学者， 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是研究的重要议题。[10]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支众多、体系庞杂[11] ,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与相互一致的研究范式， 既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缺陷， 也是该学科不成熟的主要表现， 更是研究内容拓展与研究范式建构的理论起点。
作为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基础的相互依赖理论、霸权稳定论、国家主义理论、依附论与世界体系理论， 拓展与丰富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视野与内容， 但仍然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需要进一步的丰富与完善： 其一， 主要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体系为研究对象， 以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互动为主要研究内容， 忽略了对当代世界体系中的重要国际行为主体———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其二，以国家和国际组织为主要国际行为主体的政治与经济互动行为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 以企业、家庭和个人为国际行为主体的政治与经济互动行为的研究文献则相对较少， 理论分析缺乏坚实的微观基础与严密的内在逻辑结构。其三， 偏重国际政治经济现象的长期、宏观与总量研究， 忽略国际政治经济现象的短期、微观与个量问题研究。其四， 还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得到广泛认可的分析工具， 各种理论体系和流派间的交流、比较与综合仍嫌不足。其五， 对国家行为理性与个人行为理性之间的区别与不一致性有所忽略， 建立在个人行为理性假设基础上的成本与收益分析方法并不能简单套用到国家行为模式分析之中。
二、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国际行为主体理性假设
国际社会由分布于全球的、以各种组织方式活动的人类共同构成， 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起来的个人及由个人组成的各种人类共同体是国际社会中从事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的主体。国际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国际社会中各种人类行为主体活动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动因、特征、规律与效应的社会科学， 包括人口、资本、技术、自然资源的生产要素（fac2tor） 和产品（product ） 的跨国流动与全球化配置， 是引致人类行为主体跨国活动的主要经济动因。生产要素和产品跨国流动与全球化配置中的权力获取、使用与配置是引致人类行为主体跨国活动的政治与制度动因。导致生产要素与产品跨国流动的根本原因在于： 一是具有稀缺性（ scarcity） 的生产要素与产品在世界各国及各国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配置和分布的不平衡性（ unbalance） 与非均衡性（un2equilibrium） ; 二是人类对生产要素与产品的需求偏好存在差异性与可变性。人类对最终产品需求的变化， 包括对同一类型产品需求规模增加、减少与不同类型产品需求结构的调整， 是引起产品与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根本原因。人类对最终产品的需求源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因此，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在于分析人类个体、群体与整个人类活动的经济动因与政治机制，也就是国际社会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家庭、企业、政府、国家、国际组织其行为的经济动因、政治机制及其相互影响效应。
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所有行为主体的所有活动方式都提供政治和经济的理论与经验解释， 但必须对大多数行为主体的活动作出政治和经济的理论解释。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与信息条件下， 国际社会中的大多数行为主体都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所在， 也就是具有制度与信息约束条件下的行为理性（behavior rationality） 。当然， 国际社会中行为主体的理性行为是有限的，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理性行为主体虽然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所在， 但不可能对自己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进行无误差的精确计算， 只能是在一定误差范围内的估算。
因此， 对国际社会中的各种类型行为主体行为施加理性或者有限理性的假设限制， 有利于奠定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微观基础与研究范式创新， 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从行为主体理性角度出发， 也就是从个人理性、企业理性、组织理性与国家理性的角度出发， 从微观角度对国际社会中大多数政治与经济相互影响的现象进行逻辑一致性的理论解释； 二是能够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现有的各种理论学说进行逻辑一致性检验， 并利用经验数据与实证材料进行证实与证伪， 这有利于对现有理论进行比较与综合； 三是有利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系统性构建， 形成逻辑一致性的研究范式， 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研究工具进行综合与创新。以行为主体理性（有限理性） 假设为前提， 在吸收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学理论） 与政治经济学理论（国际经济学理论）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国际政治经济学逻辑一致性理论体系构建与研究范式创新过程。
基于行为理性或者有限理性假设， 国际社会中每一个行为主体在各种政治与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选择都会表现出一致性， 在行为选择方面具有一定的偏好序。也就是说， 在理性假设（有限理性） 条件下， 如何一个国际行为主体在选择其行为时， 都至少满足如下三个条件。其一， 充分的评价与比较能力。任何一个理性的国际行为主体对其行动的利益都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与判断， 在其可选择的各种可能的行动范围内的任意两个行动选择， 都具有明确的评价与比较能力。其二， 完全的逻辑推理能力。
也就是说， 任何一个理性的国际行为主体在各种可能的行为选择中， 通过对不同的行为进行评价与比较， 对各种行为总能形成一个偏好序， 不会在各种行为选择过程中出现犹豫不决、无法判断和不能决策的现象。其三， 稳定性与一致性决策能力。在相同的国际制度安排与信息条件下， 同一国际活动主体不可能同时选择相反或者相异的行动与决策， 只有在制度环境、信息条件和行为目标改变的情况下， 才可能选择其他的行动。
当把国际行为主体理性（有限理性） 假设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时， 并不表明各种类型的理性行为主体在相同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会选择相同或者相似行为， 因为在个体理性、群体理性、组织理性、政府理性与国家理性之间存在显著差别。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别， 不可能从个人理性简单推导出群体理性， 群体理性也不是个人理性简单的加总， 因为存在着“囚徒困境” （prisonerps dilema） , 即个体理性行动与群体理性行动之间存在不一致性和矛盾。个体理性与组织理性也存在着差别， 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 个体理性往往会导致特定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行为（利益最大化、效应最大化、目标最大化） , 组织理性假设条件下的组织行为选择不一定必然导致整个组织的最大化行为， 只有在构成每一个组织的个体行为目标具有高度一致性的情况下，个体最大化行动与组织最大化行动才能够相一致，在一个个体利益高度分散化的组织中， 组织的理性行为只与组织的部分成员甚至是少部分成员的最大化目标相一致。政府理性与国家理性也存在显著的差异， 政府理性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与国家理性保持一致， 政府理性具有短期性与政治商业周期性特点， 国家理性则具有长远性、战略性与稳定性特点， 存在着政府理性行为与国家理性行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 产生政府理性行为的“囚徒困境”现象。
因此，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视野中的行为主体理性假设， 是建立在作为国际行为主体的个人、家庭、企业、政府、国际组织具有可认识、可评价与可选择的行动集合的基础上的， 它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的逻辑起点与假设前提。但个人、家庭、企业、政府与国际组织的理性行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不可能简单地套用个人与家庭的理性行为分析范式对企业、政府与国际组织的行为进行分析， 同样， 也不能用分析政府与国际组织的理论框架简单地对个人、家庭和企业的行为作出解释。
三、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微观基础： 相互依赖的微观机制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在继承传统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 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国际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 虽然作为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流派， 相互依存理论、霸权稳定论、国家主义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之间存在显著的区别， 但彼此之间仍然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对现有各种理论流派进行比较与综合， 有利于构建起完整统一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范式。因此， 以国际社会中行为主体理论假设为研究的逻辑起点， 以现有的各种理论为基础， 在比较、综合与均衡分析的基础上， 构建坚实的微观基础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构建与研究范式创新的关键。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作为主要国际行为主体的国家（政府） 、企业（跨国企业与国内经营企业） 、国际组织、个人（家庭） 之间存在的经济与政治联系日益密切， 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主张相互依赖理论的学者并没有直接指出该理论的立论依据， 但相互依赖理论要有解释力， 必须以如下三个方面的假设为前提： 一是国际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国际行为主体（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个人） 都不可以仅仅凭借自己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满足自己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所有需要， 需要通过与其他国家行为主体的交往获取自己所缺乏的政治与经济资源； 二是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外部行动都会影响到任何一个国际行为主体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不仅包括国际行为主体本身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 还包括国际行为主体从外部获取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 ; 三是国际行为主体的外部行为具有不确定性。[12] 事实上， 在当代国际社会中， 国际行为主体数量日益增多， 类型也更为多样， 行为目标与行为方式也日益多样化， 彼此之间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分工合作也日益密切， 由“敏感性”和“脆弱性”导致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 这是由当代国际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
其一， 虽然全球化导致了经济资源在全球的流动与配置， 但由于地理区位、自然与气候条件导致的全球自然资源分布与配置的不平衡性仍然存在，特别是能源与原材料产品全球分布与配置的不平衡性更是加剧了这种不平衡性， 而经济资源在世界各国之间分布与配置的不平衡性的加剧， 使得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企业仅仅依靠自己拥有或者控制的经济资源， 是不可能完全满足自身经济需要并实现政治目标的， 必须通过国际市场交易或者全球政治活动获得处于稀缺性的资源、经济产品和政治权力， 这是导致国际依赖性的客观原因。
其二， 国际社会中行为主体的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日益多样化， 目标范围更为广泛， 目标调整也更为频繁， 幅度也更大， 国际行为主体仅仅依靠一国的经济资源与政治权力已经很难满足日益多样化的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 必须依靠国际社会中的经济交易与政治权力博弈来获取本国原本没有的经济资源与政治权力。多样化的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需要多样化的经济资源与政治权力， 仅仅依靠既定的经济资源与政治权力已经很难实现处于不断调整中的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
其三，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发展， 在推动全球市场体系的形成与一体化发展的同时加剧了全球市场竞争， 也必然导致国际社会中各国、各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资源与政治权力配置的调整， 加剧了各个国际行为主体之间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分工合作与竞争。竞争会激发国际社会中各个国家、企业、国际组织、个人追求更多经济财富与更多政治权力的动力和积极性， 各个理性的国际行为主体的不满足性得到进一步强化， 相对于国际社会中各个行为主体不断扩大与增强的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而言， 国际社会的经济资源与政治权力资源在短期内则保持相对稳定， 这必然导致目标与资源之间的矛盾， 深化了国际社会中的“脆弱性”相互依赖。
其四， 随着技术进步及人类经济与政治活动空间范围的不断扩展， 国际行为主体经济活动与政治活动的国际外部性越来越显著， 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例如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变化、自然灾害、恐怖主义、移民问题、全球地下经济活动等， 仅仅依靠一国或者一个国际行为主体的力量已经很难妥善解决该领域的问题， 需要世界各国、各个行为主体的共同参与， 即全球公共治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由此导致一国或者一个国际行为主体对整个国际社会依赖程度的提高。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可能脱离当代国际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权力配置的现实， 国际社会中国际行为主体在经济与政治领域的相互依赖性构成了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现实背景。随着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 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会逐渐提高。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国际社会中经济资源配置与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平衡性也愈益突出， 理性国际行为主体的不满足感也会愈益突出， 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将不断提高，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相互依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在一个一体化和国际相互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国际社会中， 世界各国及各个国际行为主体的活动相互影响并相互制约， 国际行为主体经济活动与政治活动的外部性效应更为显著。
如何有效地发挥和充分利用国际行为主体的正外部效应带来的好处， 减少或者限制国际行为主体的负外部性所导致的国际冲突和损失， 是目前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只有构建起高效有序的国际治理机制（全球公共治理机制） , 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由于国际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引起的国际外部性内部化治理的需要。
简言之， 在当代国际社会中， 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程度的提高， 国际行为主体之间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国际外部性的提高是国际行为主体经济活动与政治行为理性选择的必然结果， 其必然导致对国际公共治理需求的提高。国际行为主体相互依赖性、国际行为外部性内部化与国际公共治理需求， 共同构成了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微观基础。
四、评述性结论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型的交叉性学科， 拓展与丰富了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视野和内容， 其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处于进一步构建与完善之中， 存在着诸多局限性和不足， 但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这表现在5 个方面： 一是虽然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仍然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但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发展经验也被纳入了研究视野； 二是以跨国企业、国际政治家、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文献日益增多， 微观经济学的一些研究工具与范式也为一些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所采用；三是案例分析、实证研究与计量分析方法被应用到国际政治经济现象的短期问题、微观问题与个量问题的研究之中， 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四是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各种理论体系和流派间的交流、比较与综合， 并进行了积极探索； 五是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国家行为理性与个人行为理性之间的区别与不一致性， 试图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构建一个较为坚实的微观基础。建立在作为国际行为主体的个人、家庭、企业、政府、国际组织的具有可认识、可评价与可选择的行动集合基础上的行为目标与方式设定， 是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也是构建理论体系的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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