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农业现代化的程度远远落后于其他部门经济。应当注意的是，农业经济历来是其他部门经济的基础性支柱，农业经济的现代化直接关系到其他部门经济的深化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研究领域内取得了较多较大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农业现代化模式、农业现代化技术、农业现代化指标等方面。从根本上来说，这些都只是在微观经济学的视域下来探讨农业现代化问题。事实上，农业现代化问题自19世纪时便已经成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其表现为古典土地问题，亦或称之为耕地问题。在当前阶段，有必要重新开启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维度，重新审视当代中国的土地问题，在一个更为宏观的高度上认识农业现代化。同时，应结合新常态思想，以创新发展的思路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
土地问题的理论意义
尽管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土地问题的表现维度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土地问题从未消失，也从未得到根本上的解决。从本质上来说，土地问题是土地异化的结果。因此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土地问题便不会得到根本解决。此外，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金融资本以各种方式渗透到世界各地，其必然会影响到我国的经济领域，从而产生中国的土地问题。由于土地问题存在着各种极具差异的维度，如果仅仅从部门经济学或其他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不完整的。尤其应当注意的是，土地问题历来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其具有一个极为广阔的政治维度。事实上，从全球范围来看，由于土地问题所引发的政治动荡不在少数，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土地问题的政治维度。在这一点上，部门经济学及其他类型的微观经济学都是无法达到的，必须依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才能做到这一点。
在政治维度上分析土地问题，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及成果。在毛泽东思想中，有关于土地问题的分析，至今仍旧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调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基本原理，尤其是在肯定农民阶级的革命性上，突破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偏见。在基于土地问题的分析及解决过程中，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从根本上废除了旧的土地制度，在解放生产力及发展生产力方面效果显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制度入手，解决了一些土地问题，同样取得了十分良好的效果。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农业现代化被提升到战略高度，这种高度也不仅仅是经济战略的高度，更是政治战略上的高度。因此，对于土地问题的认识及理解，必须有一个政治维度。而想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依靠马克思政主义治经济学理论。
当代中国的土地问题
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土地工业化问题。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农业是贫困的根源，只有走工业化的道路，国家才能摆脱贫困。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工业发展实则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没有依靠海外殖民地的农业原始积累，西方国家根本不可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因此，正视农业与工业的关系，是解决一切土地问题的关键。在我国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农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农业不仅为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资源，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农业的这种贡献被工业化成就所覆盖了，工业化等于现代化成为了一个神话，一则不可动摇的公理。正是基于这样的公理，我国农业现代化始终落后于工业现代化。因此从现在起，应当高度重视农业现代化的问题。
第二是农民主体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金融资本的冲击下，土地异化的程度十分严重。土地异化不仅表现在生产方式的异化上，同时也表现在农民阶级主体意识的异化上。回顾历史，农民阶级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始终是先锋，其主体地位是毫无疑问的，农民身份可以说是令人高度自豪的。然而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民阶级成为了一个附庸阶级，其主体地位被瓦解了。正是由于主体意识的丧失，才会引发大规模的离农、厌农、弃农现象。农村劳动力的流失是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因素，而重塑农民阶级的主体意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第三是土地生态问题。生态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而是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从根本上暴露了只重视工业不重视农业的弊端。同时我国工业基础原本比较薄弱，在西方金融体制的挤压下，只能依靠一种高污染、高能耗的方式发展。这种畸形的方式直接造成了农业资源的紧张与生态环境的恶化。我国人均耕地资源本来已经十分紧张，加上工业化过程中的破坏，我国的土地质量也已经恶化，其势必会影响到农作物的产量及质量。我国还是一个水资源紧缺的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造成的水体污染，不仅严重影响农业灌溉，而且进一步恶化土壤质量。最为严重的是由此而引发的生物链与生态链破坏。土地与水是生物链及生态链的基础，一旦其遭到破坏，必然会产生连锁反应。地球上每小时都有物种在消失，在不久的将来二分之一的农作物会灭亡。因此土地生态问题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也是突破农业经济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 当然，当前中国土地问题并非仅限于上述三个方面。但是，上述三个方面是最突出，最具有典型性的。事实上，土地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它是同时期各种矛盾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认识土地问题、理解土地问题时，必须站在一个高度宏观的角度上，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必须有一个全球化的视角。应当理解到，中国的土地问题，并非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世界性土地问题的一个分支，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对于解决世界性土地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农业经济的转型发展对策
对于中国土地问题的认识必须上升到一个全球化的高度，立足于世界范围来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当前世界经济环境；另一方面要积极吸取世界先进经验。当下世界经济发展形式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持续放缓；二是发达国家主要依靠金融投机来实现经济增长；三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将出现普遍的持续增长。因此未来中国的经济将遭遇到更多的挑战，只有积极应对这一态势，才能实现经济转型及持续稳定的发展。那么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下，实现农业经济的转型发展呢？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大力推进农业产业链的形成。农业之所以落后于工业，是因为农业一直未形成一个产业链。在当前阶段，应当摆脱简单的用工业所得来补贴农业的思路，而是用工业技术去改造农业，发展农业。具体做法：一是大力发展多个产业链，由此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目前，亟需要形成的产业链包括粮食及农副产品产业链、畜牧及水产品产业链、林业及林产品产业链及秸秆综合利用产业链。产业链一旦形成后，农业资源将得到充分的利用。二是打造优质的农业产品品牌。品牌是工业化产品特征的集中体系，品牌的背后往往是一连串的工业标准。中国目前的农产品大体上有1500个，然而得到国际市场认可的产品都很少的，这并不全然是由于西方的歧视或是抵制，而是我们没有按照西方的产品规则生产产品。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要进行深刻的反思。三是发展规模经济。我国农业经济从总体上来说是一种小农经济，而西方农业经济已经到了高度工业化的阶段。推进农业经济的规模化，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步骤，也是形成农业产业链的重要一步。作为同样是发展中国家的巴西，近年来积极推进“家庭农场”模式，并且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巴西模式的成功在于成功地解决了土地流传的问题，而我国当前土地流转率不足30%。尽管巴西模式有成功之处，但是其高度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严重损害了一批农民的利益。因此，我国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克服其弊端，在不伤害旧经营主体利益的情况下，进一步推进以家庭为单位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四是加快农业产业链的配套服务。当代法国理论家福柯将当代西方政治归结为一种生命政治。生命政治的核心目标是人口再生产，在人口再生产的过程中，土地再生产无疑是具有基础性作用的。因此，当代西方的农业已经摆脱了附庸于工业的地位，相反工业、服务业等都是为农业提供服务的，都是基于农业经济展开的。而在现阶段的我国，农业的支柱性地位并没有体现出来，农业配套服务业相当落后，由此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另一方面大量的农产品出现滞销。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依靠信息化的手段，建立一条信息化的农业服务网络，从种子研发到市场销售，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第二，积极培养职业农民。农民阶级是一个重要的主体，只有充分调动农民阶级的积极性，使其继续成为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主体，才能实现农业经济新常态发展的目标。具体而言：一是要加强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相较于西方国家12年制的义务教育，我国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在年限和质量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农民素质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民素质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因此即便投入再多的资金、技术，在没有相应人力资源配套的情况下，资金与技术最终都不可能充分发挥促进农业生产的功能。由于没有受到良好的职业教育，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没有竞争实力，只能从事一些较为低端的工作。低收入与低社会地位，进一步恶化了农民阶级的主体意识。农民阶级整体上的消极，将严重不利于社会稳定及经济持续发展。二是优化农民组织结构。农村基层的组织结构，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组织结构，同时也是一个经济组织结构。早在民国时期，晏阳初等人在山东地区试点的新农村运动，便是从改变农村基层组织结构入手的。尽管，其实践存在着乌托邦主义的情结，但是也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经验。同时在《资本论》的第二卷中，恩格斯便强调农村合作社形式的重要性。然而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村地区的组织形式被自然瓦解。只有将农民阶级重新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合力，才能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及优势。三是提高农民收入。从总体上来说，农民阶层的收入是很低的。据不完全估计，中国至少还有500万人处于国际贫困标准线下。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的收入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农民只有脱贫致富，才能从根本上树立起主体意识，才能自发地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在解决收入问题上，一是可以增加土地性收入，即充分落实农转非土地的补偿，让农民享受到由于土地增值所带来的收益。二是降低农产品销售成本，提高农产品的采购价格，让农民从生产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第三，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农业经济发展问题，实则是土地、人力与资本的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会造成农业经济的停滞不前。农业经济领域中的资本短缺，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个普遍现象。究其原因，是因为农业经济回报率远远低于工业及其他一些产业。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例，其主要的收益来自于金融投机。在投资农业方面，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比我国做得要好，印度目前的投资率在20%左右，而我国仅在5%左右。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是要突破当前的金融体制，为农村地区开辟一条金融河流。具体做法上，一是建立政策性金融的保障机制，务必将钱用到农民身上；二是鼓励和规范民间金融借贷。农村地区的资本需求很大，在现行体制下，国有银行根本不可能将大额款项贷给农民。事实上，也不可能指望国外资本来投资中国的农业。在这种情况，如果一味限制民间借贷活动，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也不利于农村经济自发发展。此外，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人际交往的黏度很高，非常适合发展民间借贷，但是必须在法律上、经营上加以规范。
第四，加强农业经济生态管理。农业生态是农业产业的基础，农业生态链是农业再生产的基础。在现阶段，农业经济想要常态化发展，可持续发展，必须重建农业生态链。在生态链的建设过程中，一是要从自然生态链出发。例如在转基因问题上，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其是否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而是要考虑其是否会对自然生态链造成破坏。在世界范围内，由外来物种给自然生态链造成危机的事件不在少数。如果只考虑到解决当前的吃饭问题，而不考虑到长期的发展问题，那么转基因很可能成为一种彻底毁灭农业的技术。二是重视粮食主权的问题。基辛格曾经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便控制了一个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便控制了全人类。”这种说法，虽然很直接，甚至充斥着一种霸权暴力，却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应当注意的是，西方国家从未停止过扩张，只是从军事演变为资本，甚至是粮食。事实上，我国目前正面临着巨大的粮食主权危机。一方面西方国家利用雄厚的资本向我国倾销大量的农产品；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转基因作物不断地渗入到我国的种子市场中。如果再不加以控制，未来中国农业生产很可能将完全被西方所主导，届时我们的农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将彻底失去定价权和话语权。三是农药及其他残留管理问题。在土壤污染问题上，主要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管理问题。西方国家的农业生产过程中有着一整套严格的管控机制，而在我国大多都是小农生产，几乎没有任何土地管理意识，更加谈不上保护意识。因此土壤污染十分严重。在未来，在一种基于大规模、集约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上，加强农药及其他残留物的管理，必然会有效地降低土地的污染程度。同时应大力发展新型生物科技，研发高抗性的作物，尽可能减少农药的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