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初以欧洲为主要地域产生的一股哲学思潮，是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资本主义变化、探寻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由于在实践需要、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历史条件、民族特点等方面存在不同，在表现内容与形态、体系化与方法化、客体化与主体化、解释世界与批判世界、政治化与学院化等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异。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存在各种不足和缺陷，但其所提出的问题，比如什么是哲学，以及对资本主义现实问题、对科技异化的关注等值得我们深思，其不拘于固定框架结构、汲取新的研究成果，以敏锐的眼光观照未来的探索精神和思维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科技异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初以欧洲为主要地域产生的一股哲学思潮，是在反对教条主义中与西方各种哲学流派结合发展起来的一个流派。我国系统地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从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开始的，现已有30多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变得更加个性化和多样化。国内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也引起了诸多争论。总的来说，我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既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也存在着不足，如缺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所处历史环境的整体把握，更多的是主观上的先入为主，缺乏客观的分析；长期停留于流派上的研究，缺乏专题性的、深入内部的研究，难以找到唯物史观的切入点[1]。本文拟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当代价值的探析，为马克思主义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以期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世界的多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比较大的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虽然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逐渐扩大的，但其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便形成了。从时间的线索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对中、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反思。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等，被看作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卢卡奇强调的总体性思想的前提是认识“现代”，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虽在俄国取得胜利，但在中、西欧遭到失败并转入低潮。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虽然在观点上各异，侧重点不同，但都强调了无产阶级意识的重要性。例如，卢卡奇[2]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在西方失败的原因是无产阶级意识发生了危机，过分信赖经济条件决定革命成败，将革命看成是自然进化，将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纯科学”，讲客观不讲主观，认物不认人，强调经济忽视辩证法、哲学；科尔施[3]提出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中人的主体概念、主客体之间历史的辩证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对中、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低潮，需要马克思主义者从新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审视。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的理论代表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新问题、新环境、新形势进行新探索的迫切愿望。
第四阶段：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以电子科技为主要标志的工业革命，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生产设施越来越自动化，工人阶级的工作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系列变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当时将目标转移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上，认为当时的资本主义是“富裕社会”，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但危机根源仍然存在，矛盾环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过程中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虽然认为社会革命是必要的，但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很多基本原理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社会，将剩余价值学说、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阶级斗争理论等摒弃，在总体上同传统马克思主义针锋相对，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提倡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学说相结合。此时关于马克思主义更多是从学术上进行理论探讨，而革命运动则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弃儿”。 第五阶段：对工人运动的指导。二战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以学者为主，即使是共产党员也是远离权力中心而单独进行理论研究，并没有通过组织和政党实践其学术思想。196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新左派”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特别是1968年爆发的“五月风暴”，代表了“新左派”理论的现实实践。“新左派”既反对资本主义，也不赞同十月革命模式，而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揭露的“生活富裕，人性丧失”等现实生活写照引起了人们的共鸣，极左思想更是迎合了个人主义狂热的青年知识分子的主张。此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不能算是革命的指导思想，但其对工人运动所发挥的引导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第六阶段：对科技革命引起的社会效应的思考。197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界的能力不断增强，但也受到了自然界的“惩罚”，出现了遍布全球的生态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此时将目光转向了现代科技的社会效应和生态问题，在与生态学结合后形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成为危机的“重灾区”，希望建立一个与自然相协调的稳态社会主义。同时文化也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的重点，当代人的精神匮乏、“文化工业”的庸俗等种种异化表征，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领域更加广泛，批判更加尖锐，反思更加深刻。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差异
虽同样面对马克思的哲学遗产，但因为实践需要、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历史条件、民族特点等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从劳动角度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一定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理解和理论呈现。
第一，表现内容和形态差异。传统马克思主义多是单线的、一元的，以马克思主义领袖人物的著作为代表来宣传其思想主张，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论述。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学派，其中包含了多种流派和理论倾向。在历史观方面，与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阶级斗争看成历史推动力的苏俄马克思主义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多是以人为主，以人为中心，强调所有的社会现象研究都应从人出发，把异化的扬弃当成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在革命观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全面性、总体性革命，反对暴力革命，希望以阶级意识、生活方式和大众文化等为主进行“改革式”革命。在认识论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主客体的同一性，认为实践活动是主客体同一性下的社会历史活动，辩证法也是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恩格斯和列宁偏离了马克思的思想，因此要重读马克思著作，特别是通过对《手稿》等的解读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万金油”，在理论探索中积极吸收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哲学思想，以期进一步完善和补充马克思主义。
第二，体系化与方法化的差异。1870年代后，为了在工人阶级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发展为革命斗争的指导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段体系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成为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框架的基本形成。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强调内在规定性，简单化了基本原理，这有助于宣传和普及，但也逐渐成为一种教条式的思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寻找工人运动失败的原因和抵制斯大林哲学体系的过程中，认为“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反对一字不漏地背诵和一成不变地理解，坚持批判地接受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流派众多，在某些问题上也存在一定分歧，但其普遍倾向则是对“方法”的认同和强调，虽然看似削弱了教条式模式，恢复了实践特质，却产生了很多空洞的理解，在理论和实践中难以找到切实可行之路。
第三，客体化与主体化的差异。以教科书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解读有两个主要问题：“自然决定论”和“客体决定论”，前者主要是脱离人的实践活动，将自然作为哲学的出发点，看不到人的实践活动的基础意义，最终将物质决定意识推断为自然决定人；后者主要是通过认识论和价值论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阐述，将物质等同于客体，过分强调客体的决定性作用，忽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把人类的发展看作自然的历史过程，对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多样性重视不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之相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化、人道化，认为重建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任务是恢复主体的地位和作用，重点放在实践性和异化学说，强调实践对人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例如，霍克海默认为主体是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重要区别；萨特主张将“主观性”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这些观点都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倾向于主体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四，解释世界与批判世界的差异。传统马克思主义在革命问题上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充分挖掘了其辩证法思想。但在其上升为国家哲学后，由于现实需要，传统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成了政治模式、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辅助工具。传统马克思主义尽管对资本主义一贯地坚持批判的态度，但这种批判的前提是意识形态的冲突，批判的科学性被人为地掩埋，在这种掩埋下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多的是以一种解释论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一种批判哲学，视其为强大的批判武器，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地批判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批判作为自己理论的根本出发点，从马尔库塞的“一体论”到其他的批判理论，都始终坚持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端，谴责其“人性丧失”的病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不遗余力的社会批判是其理论中的精华部分，是批判哲学突出的本性特征。但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只停留在批判上，缺少实践层面上的操作，并不能为改造社会提供科学途径。
第五，政治化与学院化的差异。较强的政治功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职能，不与政治联系的哲学是不存在的，但把哲学等同于政治，将“哲学的诉说”变成“政治的言说”，必然会导致原本生动的哲学原理变成生硬的教条。在哲学政治化的背景下，任何哲学的创新与发展都可能对政治构成挑战，学术争论会变成阶级斗争，哲学创新可能变成少数人的专利，从而最终导致理论与现实不符乃至完全脱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带有明显的“学院气”。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同工人阶级运动联系甚少，虽然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很少参加党派活动，更不用说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了。他们主要以大学教授和学者的身份出现，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或思潮来看待。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回避现实，其著作里深奥难懂的语言也呈现出资本主义的变化，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彰显了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命运的关注。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书斋气息浓厚，但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关注的问题几乎都进行了探讨，并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回答。 第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特点。一是哲学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对“什么是哲学”众说纷纭，但都普遍认为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更有甚者将哲学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这种“哲学至上”的观点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内容，在抹煞剩余价值理论等基本原理后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二是现代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作为自己的使命。他们主张“部分舍弃”，认为在20世纪资本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的某些论断已经不适合当下社会，此时的首要任务是分析资本主义，将不能与实践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摒弃，要求利用政治的、理论的、历史的观点剖析社会，确保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三是开放性。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绝对论”，认为任何学说都有其相对性，坚持追溯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同时将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某些观点充实到马克思主义中，如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西方哲学等，逐渐形成具有多维观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四是激进性。如果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定位，那么“极左”一词是最恰当不过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流派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甚至提出“大拒绝”的口号，主张对资产阶级的一切全部抵抗。这些激进思想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当年“五月风暴”的指导思想之一。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多种流派反映了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多样化格局。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践和理论运用，实质上是对不同于俄国、中国条件下的西方工人运动的理论探索成果。可以说，它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表征之一和重要组成部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能简单肯定或否定，而是要分析其理论得失，总结其发展规律，汲取其有益营养。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逻辑分析、实证原则、关于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精细研究、科学发现和证明的方法、理论的检验和评价，对潜意识、直觉、本能、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关注，对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本质主义的批判，对人的心理因素、认识机制、认识功能、主观能动性的阐述等，都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的地方。
马克思主义具有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内在本性。这种内在本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具有各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这个维度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质上是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社会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虽然其确有各种不足和缺陷，但其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的真正思考，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索与反思，并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与工人阶级面对的现状联系密切，他们的理论探索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引申的马克思主义，承认其马克思主义性质并不代表完全认同。任何引申的理论都有其地域性和时代性特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多的应是认识其方法，探索其理念，以开放性的心态汲取其合理内核，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1.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理论问题值得深思
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脉络，可以归结为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资本主义变化、探寻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三个部分。在这三部分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首先，什么是哲学。卢卡奇的总体辩证法，葛兰西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相统一的思想，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辩证法，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几乎都反对“经济决定论”，同时也提出了如下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是人和实践还是物质？强调的是辩证法还是客观规律？这类问题也是苏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歧所在。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点不难发现，其主体性思想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人的主体解放的实践。受苏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事实上是以列宁哲学思想为代表的认识论模式哲学，更多的是对唯物史观方面的强调。“苏马”和“西马”这两种模式代表了不同社会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取向。在意识形态日趋复杂的今天，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从不是问题变成了问题。以往一直强调哲学的价值性而忽略了其科学性，很多哲学问题最终以政治模式解决，使马克思主义丧失了其应有的反思性和超越性。若不解决意识形态与科学性之间看似矛盾的关系，必然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力量的作用。
其次，对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十分重视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的研究，其理论可以说是西方社会新问题、新情况的“风向标”。在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未因物质水平的提高而视资本主义社会为无矛盾的理想社会，而是在肯定资本主义矛盾依然存在的前提下，总结出新的矛盾形式，认为古典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今天已演变成生态危机、精神危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危机就不会消失。
再次，对科技异化的关注。科学技术引起的人的境遇危机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重点。科学技术带来的是巨大的物质财富，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盛行，工人阶级过分追求物质享受，产生虚假追求，丧失了否定资本主义、批判现实社会的能力。同时由于科技理性过度张扬，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呈现断裂状态，人逐渐受制于科学技术，科技异化逐渐成为异化的主题。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再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都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重点。因此，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能够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种种问题和矛盾。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但资本主义国家的很多问题在我国已出现苗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理论分析能给我们提供有益借鉴。
2.理论思维方面的借鉴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的首要任务，在这种情形下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不是多余之举，反而显得更为必要。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知识的辨析、传播和积累，更重要的是能锻炼和培养理论思维。一个国家和民族要想确保长治久安，
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个民族要想培养和提高理论思维能力，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之外没有其他的更好办法[5]。如今我国正处在社会改革攻坚期，各种思潮交错，矛盾和困难凸显，很多人在迷茫困惑之中出现了信仰危机。在这个时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更要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能力，排除各种错误干扰，澄清模糊认识，分清是非原则，消除错误观点，增强理论自信。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中，我们要厘清哪些是有助于我们发展的，哪些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以摒弃其错误的成分，汲取其正确的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虽在实践上并不成功，但其能够不拘于固定框架结构，在汲取新的研究成果的同时以敏锐的眼光观照未来，这种探索精神和思维方法能够给我们很多启迪[6]。坚持用辩证的态度认识、了解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