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成为热点。这一研究曾一度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每个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解读。但21世纪初以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在整体上却陷入三重困境，故丧失了直而时代问题的能力。而突破困境、发展理论的根本出路在于要实现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重构。在此，本文从方法论层而，就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代重构的原因、逻辑环节与重要突破点等问题陈一管之见，为推进包括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内的我国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意见。
一、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代重构的原因
应该承认，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现有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基本内容的挖掘及对该理论方法论意义的阐释。而在当代，无论是解释纷繁复杂、真伪难辨的全球化理论，还是回应当代世界历史进程发展中存在的种种现实问题，现有的世界历史理论都而临着前所未有的令人遗憾的乏力感。这种乏力直接来自于当代中国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所处的三重困境，这三重困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代重构的直接原因。 困境之一没有摆正世界历史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致使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存在合法性被削弱。
为什么需要摆正世界历史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因为，从学界探讨的现实情况来看，当代的世界历史理论总是围绕着各种全球化理论兜圈子，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呈现出一种向全球化理论研究转移的趋向。然而，我们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全球化与世界历史是等同的吗?如果等同，为何会有两种理论?如果不等同，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是否可以作为一种解读全球化的理论?甚或是否可以被全球化理论取而代之?导致学界对这一问题视而不见的深层原因在于，多数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一种潜在的共识:世界历史就是全球化，全球化就是世界历史。正是这种所谓共识使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越来越成为全球化研究的一种旧的理论资源了。这种所谓共识既错误理解了全球化，更错误理解了世界历史，从而有意或无意地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存在的合法性，堵塞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发展路径。从方法论上看，这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衰微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事实上，全球化是世界历史整体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出现的一种现象与一种趋势，绝不能将两者简单画等号，否则，对当代社会也广泛存在的反全球化和非全球化的事实又该如何解释?因此，要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存在的合法性，就必须首先搞清楚世界历史与全球化的关系，进而科学构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指导全球化及其发展研究的逻辑环节。 困境之二:囿于西方全球化理论的局限。
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各类西方全球化理论的著述在中国学界被广泛翻译和介绍。应当承认，这些翻译和介绍是必要的，当代西方的各种全球化理论也确有其合理性，但由于我们缺乏批判性的借鉴，致使学界的相关研究无法突破西方学界的话语模式，从而加深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困境。其主要表现是:我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己经陷入西方全球化理论的案臼束缚于西方学界相关研究的范式和话语，故在很大程度上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了，充其量只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相关词语中对西方全球化理论的一种转述。这不仅会引起我国学界相关理论探讨的混乱和滞后，更有可能导致实践中的危害。
笔者以为，从方法论上来看，西方全球化理论尽管有不少合理的成分，但它们毕竟是形成于西方的社会和学术背景，对其照搬，当然经济和方便，但东施效肇损害的是我国学界的相关理论研究。此外，具体到某种西方全球化理论科学与否，还有待甄别。实际上，连一些西方学者自己都承认他们的全球化范畴及其理论被过度贩卖了[l〕。近年，西方学界己经开始了这种反思，甚至出现了去全球化浪潮。先不论这种观点是否成立，仅就其中所包含的对既有全球化范畴及其理论的批判精神，就值得我们借鉴。现有的各种西方全球化理论都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存在一种西方中心论的倾向，如果我们一味照搬，就难免会堕入其中的陷阱。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摆脱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困境与打破西方全球化理论的束缚，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而。 困境之三:与当代中国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一样，目前学界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原始创新乏力，没有形成能够解释当代世界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新范式。
世界历史发展至今，己经呈现出很多新现象，涌现了许多新问题。比如，各民族、国家、地域之间的联系日趋广泛、快速和紧密的同时，各民族、国家、地域间的不平衡发展也日益凸显，世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跨国家、非政府的组织与机构，且这些次国家组织日趋活跃和壮大，故以民族国家为基本主体的国际社会受到了挑战;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问题愈演愈烈，故围绕全球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出现了全球社会问题与各种全球运动等。究竟该如何认识这些现象和问题?其中的联系、规律和机制是什么?社会主义中国又应如何确立自己在这一世界历史进程新阶段的发展路径?这一系列的问题函待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回答。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由于上述两个方而困境的制约，学界鲜有对这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世界历史理论层而的探讨。
虽然学界也有一些相关创新，但都拘泥于枝节和表层，不能真正形成与西方全球化理论范式相抗衡的气候。这说明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缺乏原始创新。原始创新重在相关新事实、新概念、新定律和新理论的发现与创立。对于基础理论研究而言，它更强调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的构建，这是新!日范式转变的前提与基础。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原始创新乏力，不仅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低水平重复，而且也使我们现有的相关研究沦为对西方全球化理论的注释。 世界历史客观进程的发展和变化呼唤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而这种创新和发展的前提必须首先是对现有理论研究困境的破除，即重塑当代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存在的合法性，摆脱西方全球化理论研究范式及话语模式的束缚，以及构建能够科学解释世界历史进程发展中的新问题的新范式。而这些都不是通过对相关理论细枝末节的修改或者简单的扩展就可以实现的，它事实上要求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重构。
二、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代重构的逻辑环节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重构是由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构成，即对现有理论的重新清理和对新理论范式的重新构建。对现有世界历史理论的重新清理是指对这一理论最基本的理论预设、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基本问题等，从时代的高度做出新的考察、反思与检验，进而剔除其过时的成分、厘清模糊的部分、诊释新的意义等。而对新理论范式的重新构建是指通过对世界历史理论这一研究领域中一些最基本的预设、理论、范畴、问题、方法等的改变，在新的基础上重新构建该研究领域的过程。重新清理是重新构建的前提，重新构建则是重新清理的目的。事实上，在重新清理中往往蕴含着重新构建，在重新构建中又实现了对现有理论的清理。而无论是重新清理还是重新构建，都需要一系列理论的我们而对新的世界历史变化和世界历史事实时，我们就会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制定新范畴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些新范畴有些是完全新制定的，有些是对现有范畴的彻底改造，有些则是对现有范畴的重新运用等。当然，新范畴的产生需要一个过程，因为每一个新范畴都是在新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对新的世界历史事实及其关系的新概括，这绝不仅仅是言辞的变化。
在我国，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持续了二十几年，但其基本上还未突破经典著作中的相关范畴。近年，一些学者将西方全球化理论中的很多范畴无批判性地引入相关研究，又制造了不少混乱。因此，如何在新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制定一套新的世界历史理论范畴去概括当代世界历史的新变化，是十分必要的。
三、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代重构的突破点
概观我国当代学界，有一些学者己开始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代重构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且其中一些论述涉及如上两个环节的变革，这标示着我国学界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当代重构的征兆，是对既有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重要突破。这些重要突破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重构在方法论上提供了一些可供选择的思路。 突破点之一:一些学者开始对原有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进行前提性预设的反思与批判。 一直以来，学界对这一前提性预设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论述较少，大多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进行重复性或常规性研究，就是泛泛地论述全球化、全球社会等问题。虽然也有少数学者对两者的区别进行了一些论述，如世界历史与全球化有不同的内涵、不同的产生时间、不同的发展线索、不同的发展趋势、不同的主体结构等团。但这些论述却普遍存在这样两方而的问题:一是分析不深入、不彻底。
虽然表而试图论述两者的不同，但因为对世界历史以及全球化没有形成准确的认识与定位，因而始终未能明确全球化与世界历史间实质性的区别，最后只能又落脚到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旧命题。二是一些观点简单化、片而化。比如，一些学者主张，世界历史与全球化的区别在于主体的阶级性，世界历史的主体是无产阶级，而全球化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因此，两者的发展趋势必然也不相同。无论从历史还是逻辑来看，这种观点都是不合理的。再如，一些论述认为，世界历史的主体是民族国家，而全球化的主体除民族国家之外，还有跨国公司和各种社会组织等。
但世界历史的主体从来都不仅仅是民族国家，且其主体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因此，这也不是所谓世界历史与全球化的真正区别。导致如上这些论述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它们都试图离开界历史双重结构，这一新分析框架，指出，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国际社会和全球社会及其相互关系越来越凸显出来。应该说，这一新分析框架准确地把握了当代世界历史新的结构性特点及其发展的主线。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而对全球人口增长、全球贫富两极分化、全球贫困和失业的增长、全球环境问题、全球能源危机、全球犯罪、全球核安全问题、全球资源医乏等新问题，所有民族国家确实都受国际社会与全球社会矛盾及其发展的制约。近年联合国每一个关于解决全球问题的框架公约的制订与形成，实际上也都是在这两种相互渗透的社会关系中寻找平衡与共识的结果，因此世界历史双重结构，这一新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但世界历史双重结构，这一分析框架也存在很多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比如，世界历史双重结构形成和发展的具体机制是什么?世界历史双重结构对世界历史各种类型主体的影响有何不同?等等。
因此，其还并不完善，但它对当代学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研究开始出现原始创新的标志，其不但摆脱了目前学界相关分析框架的单向性和绝对化，而且打破了长期以来以西方为尊的分析框架。如果我们日后能继续深入探讨和解决这方而问题，且围绕这一新分析框架提出更为系统和丰富的理论，那么，我们就将有可能构建一种既能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精神，同时又能科学反映和概括当代世界历史主体及其结构特性的当代世界历史理论新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