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理解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争论焦点，是进一步推进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必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论争的主要焦点集中在“概念之争”、“性质之争”、“关系之争”、“标准之争”和“终结之争”五个方面。其中“概念之争”表现为左翼激进主义思潮说与含糊可疑概念说之争、否定派与肯定派之争；“性质之争”表现为反马克思主义说、非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主义说与具体分析评价说四者之争；“关系之争”表现为与列宁主义关系之争和与现代西方哲学关系之争；“标准之争”表现为基本原理说、原本意义说和具体条件说三者之争；“终结之争”表现为肯定论和否定论之争。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争论；横向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之争
在中国语境下如何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我国学术界的争论由来已久。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左翼激进主义思潮说”和“含糊可疑概念说”之争、“否定派”和“肯定派”之争两个方面。
（一）“左翼激进主义思潮说”与“含糊可疑概念说”之争
“左翼激进主义思潮说”是徐崇温一贯坚持的观点，影响广泛而深远。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地理学概念，而是一个社会思想史概念，一个意识形态概念，所以“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当代西方社会的一种左翼激进主义思潮”。[3]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徐崇温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进行了描述，他指出：“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十月革命胜利而西方革命相继失败的背景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出来的一种学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既反对第二国际的新康德主义，又反对共产国际的‘机械唯物主义’，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同于列宁主义的见解。在哲学上，则提出了不同于恩格斯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要求重新发现马克思的原来设定，主要表现为‘左’的思潮的意识形态。”[4]
针对徐崇温的观点，以杜章智、张本和张翼星等人为主要代表的“含糊可疑概念说”则提出了不同看法。在杜章智看来，由于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是从安德森手里借鉴改造而来的，所以，它与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一样，存在着如下几个含糊可疑之处：第一，该概念带有严重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第二，徐崇温所概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名单是按照他的特殊考虑确定的，极不完备，遗漏太多；第三，他开列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特征，并不能把它与别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第四，抹杀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界限和阶级界限。而且“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国外也并不是一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有确定涵义的概念，所以他主张废弃“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代之以“国外当代马克思主义”概念。[5] 李忠尚[6]和衣俊卿[7]也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无法概括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他们主张用“新马克思主义”来替代。
对于杜章智等人的概念批评，徐崇温也给予了回应。一方面，他否定了杜章智对安德森概念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判定并逐条批驳了杜章智的论据，而且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西方理论界的普遍存在性做了辩护；另一方面，他重申了自己的概念同安德森概念之间的三点区别。[15]衣俊卿也并不认同“含糊可疑概念说”的观点，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尽管存在各种差异和分歧，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众多代表人物具有共同的理论和思想来源，即马克思的思想”。[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