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世界历史变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而变化和发展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之后的第二国际时期，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处于原始扩张的时候，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突出、斗争激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与这种背景正相契合，因此得到广泛传播。但由于西方国家深远的自由民主传统，民主制度成为革命方式中受到广泛支持的一种。因而，第二国际时期的理论基本上是围绕如何进行阶级斗争、革命可否通过民主选举制度进行来展开的。到了第三国际时期，列宁对马克思原有理论的突破和发展，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使苏联得以成立和维持，但它所依靠的先锋队和集中制遭到了很多学者的反对。随后，一战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借机进行了自我调整，在战后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这使得学者们开始对马克思所预测的资本主义经济必然走向崩溃产生了质疑。因此，前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打破资本主义经济的可能性很悲观，而后期该学派的学者则开始寻求如何使个人的反抗成为可能。到了晚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由于国际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烈反对，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上的声誉，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举起了人道主义的旗帜，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个人异化和实现解放的关照。异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较早期的一个概念，开始重新受到关注。在北美和西欧，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研究阵地的转移，理论阵地也开始转变。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普遍崇尚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倾向结合，产生了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学者们，意图改变马克思主义理论偏重阶级分析的倾向，使个人和阶级之间联合起来，并且避免党的先锋队思想可能带来的极权主义，突出个人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契合了晚期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中对商业自由理念的需要。
进入20 世纪80 年代，人们愈加发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必然产生的经济危机并没有消失，只是由于其自我调整而趋于和缓、周期更长，人们受到的剥削也没有在本质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导致的危机从经济扩展到政治、文化等领域中，并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威胁。危机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新领域，产生了两个分支：其一，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国家危机理论，分析了自由主义经济与国家社会管理之间的矛盾。他们认为这种危机必须由个人交往能力的提高来解决。其二，对生态危机的关注，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不应该盲目地不断扩大生产，应该将人们的满足从消费过程导向生产过程，实现异化消费的复归。而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不断扩张，美国的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也为解决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共产主义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
从上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看，其理论的发展一直是与西方社会问题的解决相应而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出不同的形态，也产生了不同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石的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方案。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这恰恰印证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重要作用。思想理论正是对时代问题的形而上的解答。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个人价值的凸显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来看，虽然很多学者没有抛弃阶级分析、认为阶级仍然是重要的概念，但异化理论却得到了更多的认同。其原因在于，阶级分析将使个人隐没在革命中，而异化则体现了对个人心理感受的关注，并且可以通过异化的概念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比阶级分析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阶级分析虽然能够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清晰地解释大量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却不可避免地隐没了个人。但马克思并不是忽视个人的，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指出了共产主义是一个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的社会，而在《资本论》中，也说明了一切的社会财富都来源于个人的劳动。但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实践，使人们越来越害怕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可能导致的极权主义，因而突出个人权利自由能够一定程度上防止以阶级的名义或利益剥夺个人的权利利益，甚至对人的生命的践踏。这种开始重视个人的趋势，从法兰克福学派兴起，到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中得到高扬。在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中，学者们则开始探索在阶级和个人之间的合理联接途径，试图弥合阶级和个人之间的鸿沟，以完善马克思在阶级理论上的空缺。应当说，这是对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的有益补充，但遗憾的是，个人主义学者们并没有给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答案。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现象学，都无法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程度上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因此也无法统一后来学者们的思想，至多只是向人们指出了一个新的重要概念或领域个人和个人的经验或感受。
虽然马克思从未忽视个人，但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确实没有将个人与阶级之间的关系作为分析的重点详加解释。以苏联为鉴，阶级利益能够完全代表个人利益吗?如果能，那么谁能够代表阶级?共产党人虽然能起到先锋队的作用，但在革命胜利之后，马克思曾在《论法兰西内战》中指出，要由工人直接进行民主的治理。如果不能，那么如何协调阶级和个人的利益?孰先孰后的问题虽然在理论上可以用辩证法来分析，但在现实中仍然会陷入两难。异化理论则以个人的劳动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不合理性的起点，能够将个人纳入社会的分析中，从而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但异化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学术概念，它甚至可以用于一切领域，生产、消费，经济、政治、文化等等。相比较而言，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似乎更能为阶级分析所用。在阶级内部，人们通过结成不同的团体，参与到本阶级内事务的公共治理中，而交往的起点，则是每一个个人。阶级，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现阶级与个人的联合。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关系
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过程来看，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学者们都能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找到不同的答案。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几乎涉及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是分析和研究人类历史和社会的重要理论。但马克思在生前并没有系统地对自己的理论进行阐述，尤其是很多概念和理论在论述或提出后，就开始进行下一步的其他研究。这虽然使真正掌握马克思理论的本意变得比较困难，也造成许多人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误读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也给后世学者们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留下了空间。马克思曾在谈到共产主义基本原理时曾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的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由不同的学者们发展为形态各异的学说，都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的问题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也不仅仅在于指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秘密，更在于它是一种科学的理论，能够为学者所用，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仍然保持着独有的理论魅力和生命力。虽然从一定程度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多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他们研究和分析的起点，加入自己独创的、或独特的理论和概念，形成了自己的新理论，也许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偏离。但要构成对理论的发展，增强理论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引入或发掘新的概念也许是必要的。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整体框架，恰恰是论证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的有力证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所存在的一些空位，为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空间。要真正把握马克思理论，由于马克思本人著述繁多，必须对马克思的著作进行更为全面地分析和研究。而在此基础之上，用新的概念来增强理论的完整性、吸引力、解释力，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