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离场”，源于后现代主义确证自身合法性之所需，亦为当代西方社会现实政治发展使然，“过时论”、“无效论”等帽子成为扣在马克思主义头上并迫使其“离场”的理论依据。资本逻辑的稳定性以及由此造成的资本主义顽疾的不断自我复制，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一直“在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指证为历史现象的方法论表明，“历史终结论”不过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向全球散布的意识形态迷雾。全球化大潮中的当代中国应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自信，在理论上创造性地阐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一
基于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的捍卫是在后现代语境下展开的，因此本文就以西方后现代社会为背景来观照种种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否思”。根据《为什么》一书罗列的“十种最常见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以及当代西方社会的现实政治境况，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离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
第一，西方右翼理论家运用庸俗化的实用主义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倾向。马克思主义曾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最彻底、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并且得出了令人震颤的结论：资本主义最终因不能容纳它自身创造出来的生产力而灭亡。这一革命性结论自然不会为奉行实用主义哲学的资产阶级右翼理论家所接受。早在1950年，米尔斯在《社会学之应变力》一书中就宣告西方已进入到后现代社会，而战后的繁荣使得与米尔斯同时代的多数理论家相信，西方社会的问题差不多都解决了，发端于启蒙运动的进步梦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已基本实现了。这是右翼理论家根据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态势炮制出的“历史终结论”雏形。在美苏两国主宰世界命运的冷战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党被西方右翼理论家指斥为专制独裁，马克思主义被妖魔化为暴政学说。在苏东剧变肇始之时的1989年4月，布热津斯基就断言“马列主义已丧失了它的历史地位”，“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而1991年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更是激起了整个右翼理论界的“狂欢”，以福山为代表的“终结论”者正式宣判马克思主义以死刑，宣称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政体的最终形式”。纵观整个冷战时期可以看出，运用庸俗化的实用主义策略来论证马克思主义“过时”是西方右翼理论家驱离马克思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强敌”的惯用手法，其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倾向显而易见，而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则强化了这种倾向。
第二，资本主义强势持存导致的“政治无力感”使一些左翼理论家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E・P汤普森指出，左派理论家虽然没有完全认同右派的“终结论”，但右派的胜利使左派放弃了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因为他们对在资本主义社会谋求发展不再抱有希望。的确，自上世纪60年代风起云涌的各种政治激进运动逐渐平息后，人们看到的是工人运动遭遇挫折，左翼政治团体不断萎缩，而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垂死”，反而更加繁荣，左派理论家们面对的是一个“仍然按照以前的方式运行”且看似坚不可摧的体制，这导致了他们“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理想的破灭”。特别是由战后繁荣催生出的消费社会，使人们迷失于由知识、广告和市场营造出的“欲望美学”中，而对真正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资本权力却丧失了戒心，作为革命主体力量的工人阶级似乎丧失了革命性，人们似乎找不到比资本主义更好的出路了。于是，曾经的政治激进主义者开始奉行起犬儒哲学来，他们不仅默认了资本主义是一种难以改变的体制，甚至对被资本主义剥夺了的切身权利也保持沉默，因为他们对恢复这些权利完全失去了信心。诚如麦克内利所言：当左派理论家德里达说他自己“不太愿意使用诸如‘解放’这样的词语”时，人们并不会感到有多大诧异，因为普遍存在的“政治无力感”业已成了某些左翼理论家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因。
第三，消解马克思主义的“宏大叙事”是各种后现代主义确证自身合法性之所需。一战结束后，斯本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宣称西方社会正在经历从“‘理性’渐衰期过渡到充满个人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终结期”，这正是后现代主义肇始之时。二战结束后，后现代主义开始流行并发展成为一种学术思潮，以法国的利奥塔尔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对发端于启蒙运动的两大“叙事”，即分别以斯密和马克思为理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着手进行“解构”。利奥塔尔等人认为，现代社会的合法性经由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这类“大叙事”之论证而建立起来。他们把后现代主义取名“小叙事”，又把“小叙事”预设为后资本主义社会之“叙事”，并认为存在着“大叙事”对“小叙事”的“暴政”。因此，反对“大叙事”就成了后现代主义确证自身合法性之所需。后现代主义作为“小叙事”，其所反对的“大叙事”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而其消解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主要有三：其一，以虚幻的“言词学”本体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如福柯认为“人类的发展是一系列的阐释”；其二，以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如利奥塔尔认为“重要论述不管如何自圆其说，不管是纯理论的论述还是有关采取解放行动的论述，都失去了可信性”；其三，以原子主义的社会观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如拉克劳声称社会主义斗争因其只是民主政治斗争的一部分而不具备解放全人类的性质。 二
伊格尔顿在《为什么》一书中列举了西方反马克思主义的十个主要观点进行辩驳。纵观全书可以看出，十个观点在内容上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即“决定论”、“过时论”和“乌托邦”，分别针对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资本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伊格尔顿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进行了如下辩护。
第一，驳斥“决定论”，捍卫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为什么》一书第
3、
5、6章列举了曲解马克思历史理论的三个观点，即“相信存在某种任何凡人都无法抗拒的历史铁律”、“将世间万物都归结于经济因素”以及“将人简化为被动地受客观环境所左右的物质材料”，这三个观点归结起来就是“建基于经济决定论基础上的历史决定论”，简称“决定论”。在反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最大缺陷是只见物不见人，将一切社会现象归结于经济活动，生产力成了一种超历史的存在，主宰着历史发展进程，人类完全丧失了把握历史发展方向和掌控自身命运的能力。伊格尔顿驳斥“决定论”的辩护逻辑是这样展开的：其一，根据物质生产之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决定性意义，确认马克思赋予物质生产之于历史发展核心地位的正确性，肯定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互动人手来解释历史变化的基本方法，并进而肯定了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唯物主义特质。其二，通过恩格斯关于“合力论”的相关思想，确认马克思赋予作为历史发展合力之一的阶级斗争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把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即政治革命视为“历史发展的火车头”，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一种将阶级斗争和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全新历史观，从而批驳了认为马克思将一切社会现象还原为经济的所谓“经济决定论”。其三，通过对阶级斗争背后隐藏着物质动因这一客观事实的正确阐发，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合理之处”。伊格尔顿指出，马克思虽然赋予生产力之于历史发展的革命性作用，但他深知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生产关系变革，只有当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阶级起来革命，生产关系才有可能被摧毁和重建。在这里，马克思把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即生产力和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即阶级斗争实现了有机结合，从而科学地阐明了经济结构是如何在阶级斗争推动之下形成有规律可循的历史的。其四，通过阐发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两个核心概念――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所内蕴的人学立场，驳斥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不过是世俗版的天命论”的观点。伊格尔顿指出，马克思把由物质生产衍生出的现代文明，以及阶级斗争在重塑社会制度中所起的作用归于“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的结论，这是对人类作为历史发展主体地位的肯定，也是对“宿命论”的彻底否定。
第二，驳斥“过时论”，捍卫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为什么》一书第
1、
7、10章列举了针对马克思主义“过时”的三个主要观点进行辩驳，这三个观点分别是：一，工业化时期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对后现代资本主义失去了解释力；二，后现代社会工人阶级的消亡使得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失去了实践性；三，新兴政治运动“都源自马克思主义以外”且“已经将马克思主义远远地甩在后面”，马克思主义落伍了。三个观点概而言之就是：马克思主义因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超越了其批判论域而过时了。针对“过时论”的种种诘难，伊格尔顿进行了有力辩护。首先，针对借口资本主义变化来否定马克思主义解释力的论调。伊格尔顿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批判性的分析工具，其批判价值与资本主义的历史持存相伴而行，“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这是从方法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批判有效性的肯定。其次，伊格尔顿以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表征――野蛮、痛苦的客观事实为例证，指出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来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在今天依旧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逻辑发挥作用的条件没有改变。这是从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批判有效性的肯定。再次，伊格尔顿对“阶级消亡论”进行了辩驳。他根据马克思从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分析阶级的基本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进行了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多人被无产阶级化的现实，指出由消费社会的欲望美学营造出的“只引导，而不统治”的无阶级的幻觉，并不能掩盖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工人阶级客观存在的事实。最后，伊格尔顿对所谓马克思主义在“知识学”上不再适用于新思潮进行了辩驳。他根据《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相关论述，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女权运动和反殖斗争的革命实践，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为新思潮提供理论资源的事实，指出二者之间并不存在“隔膜”问题；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与以解放全人类为旨归的马克思主义相比，新思潮仅仅满足于对性别、语言、身份、种族压迫等文化和社会现象进行批判，而未指向造成这些压迫的根本性条件，这是新思潮在理论上激进有余却在实践中成效甚微的原因所在，其相较于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不言而喻。
第三，驳斥“乌托邦”，捍卫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为什么》第
2、
4、
8、9章针对所谓“暴力说”、“暴政说”和“乌托邦”为马克思主义展开申辩。反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民主势不两立的暴政学说；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学说建基于对人性的轻信之上，因而是一种乌托邦幻想。伊格尔顿对“乌托邦”的辩驳是这样展开的：首先，通过对比资、社两种革命实践，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掩盖自身血污的历史真相，而且以十月革命的实践证否了资产阶级针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之一是要终结暴力；现实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诉诸暴力，是因为社会主义者通过和平手段达成革命目标的努力遭到了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实现社会主义除了暴力革命别无他途。其次，伊格尔顿针对“暴政说”指出，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多数人的民主，这也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原因，实现多数人的民主自治并最终实现所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关于民主的真正旨归。伊格尔顿由此指出，反马克思主义者假借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偷梁换柱的手法，因为苏东社会主义恰是因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才导致其自食恶果，前者的失败反证了后者的正确性。再次，伊格尔顿对所谓的“乌托邦幻想”进行了辩驳。他指出：其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然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在实践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并非乌托邦幻想；其二，马克思“从不拿未来说事”，他把现实的工人运动敷设为终结黑暗过去、开辟光明未来的唯一正确道路，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超越；其三，马克思并不信奉“爱的宗教”，他深知未来的社会制度并非完美无缺，更深知未来社会将需承担起改造人和促进人发展的重任，因此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说成是基于对人性轻信基础上的乌托邦幻想站不住脚。在这里，伊格尔顿从马克思主义既直面人类苦难史又探索人类未来可能性的双重向度，确认了阿多诺对马克思的评价――“马克思是乌托邦的敌人，但他的最终目的恰恰是乌托邦的实现。” 三
《为什么》一书所展示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以及伊格尔顿对之进行的辩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左、右翼理论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可以预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旨归实现之前，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攻讦与捍卫、贬抑与高扬将会一直持续下去，这是一个遮蔽与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斗争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命运问题本质上所关涉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的互动关系问题，即理论能否指导实践和实践能否促进理论发展的问题；但是，当右翼理论家把社会主义挫折指认为马克思主义危机时，马克思主义的命运问题就成了一个意识形态斗争的问题。从右翼理论家“否思”马克思主义的实用主义策略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乃至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的确维系于社会主义的实践成效。苏东社会主义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声誉的损害，使得维护马克思主义声誉、确证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历史使命落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肩上。身处全球化大潮中的当代中国要承担起这一使命，就必须确立“三个自信”，在理论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着力彰显社会主义优越陛。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冷战结束后，由新自由主义引发的全球性狂热促发了国内一些学者对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历史性指认的质疑，并进而发出了修正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杂音，这是理论不自信的表现。实际上，从近年来的“崩溃论”、“阶段论”到“失衡论”，由西方舆论场制造出的一个个针对中国的预言的相继破产足以说明，中国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应做到不唯洋书、不唯洋人，敢于挑战洋理论、洋权威，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马克思主义内蕴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品质，以及它把脉时代问题和关切人类命运的历史厚度，使其具备了深刻解释力和恒久生命力，这也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危机爆发之时“马克思再度被置于人类认识领域最前沿的原因。事实上，即便是“终结论”的代表者福山，在2006年的《新保守主义之后》中也已开始承认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著名哲学家萨特更是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没有被超越。”诚如F・詹姆逊所言，“庆贺马克思主义的死亡正像庆贺资本主义的胜利一样不能自圆其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决定了其生命力外在于人们的爱憎之外。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价值能否得以彰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能否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首先必须摆脱妖魔化和神圣化两种错误倾向，在此前提下应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层次，即作为外围层次的具体结论、作为中间层次的基本原理、作为核心层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正确区分；必须坚持作为马克思主义内核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坚持正确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同时要勇于承认某些具体结论的历史局限性，避免阉割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用“绝对普遍主义”来定位马克思主义的人，则把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措置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乃至精神实质之高度，从而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过程中陷入教条主义泥潭，给反马克思主义者借用被实践证否的个别结论来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必须摒弃罩在马克思主义头上的“绝对普遍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按其本来面目实现与时俱进。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为我们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正确总结：“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还必须确立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在实践中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和确证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右翼理论界一直没有停止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丑化乃至妖魔化，如美国沃尔特・米德最近在一篇文章中就把中国说成是对现行国际秩序“存有敌意”和“具有破坏性”的大国，这是“威胁论”的老调重弹。应该看到，从“北京共识”的提出到“中国模式”的全球性探讨，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已然“标志着一种非资本主义力量的上升，为世界提供了一种走不同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它在世界范围引发了正面理论回应表明，中国学者没有理由怀疑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正确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三个自信”，不仅明示了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决心，也明示了中国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和拓展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当以创造性地阐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己任，以创造性地思考和回应国际国内面临的一系列时代课题为己任，力求在与西方思想界的交流、交锋中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和彰显马克思主义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