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探究之清楚明白的特性和生活世界及其目的之阐释方面的确然性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思想相比要较为突出。前者可以称之为“理性现象学”，后者则可称之为“野性现象学”。正是立足于这种野性现象学的理解策略，梅洛-庞蒂主要从存在主义、辩证法与历史观、科学与哲学和虚无主义与幽灵四个方面阐述了异质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梅洛-庞蒂理解策略现象学马克思主义
梅洛-庞蒂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工作主要是基于“理性现象学”和“野性现象学”的理解语境。本文认为，研究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思想，并基于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视角探讨梅洛-庞蒂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就是从存在主义、辩证法与历史观、科学与哲学和虚无主义与幽灵四个方面来阐述梅洛-庞蒂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的存在理解策略及其精神实质。
一、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理解策略
康德的先验意识现象学探究了存在的真、善、美的问题，主张人类历史活动朝向一个确定的目的，呈现出一幅宏大话语的现象学画面，包括探究人类对于对象的认知把握的形式结构的知性现象学和探究人类的伦理道德和美学的理性现象学。因此，康德的先验意识现象学具有宏大话语的形式特性。而康德的先验意识现象学的宏大话语的内容特性则处于某种缺失状态，因为康德的先验意识现象学没有对人类社会及其历史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具体的思考。在黑格尔的视界里，由于康德的现象学否认在存在的内容与形式之间进行辩证法和解，康德的现象学实际上处于一种裂隙状态，是一种平行主义现象学，关于存在的纯粹意识的知性现象学与关于存在的道德和审美的理性现象学各自处于并置的预设状态，相互之间也缺乏足够的可逆性交织和交错。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现象学探究了存在的形式和内容特征，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将存在的实质归结为某种具有隐蔽的上帝特性的绝对精神。康德的知性现象学和理性现象学处于一种断裂状态，没能将两者真正地结合起来，缺乏辩证法的有效通约。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克服了康德的平行主义现象学的缺陷，用辩证法对存在或精神的结构性形态和序列性形态做了总体性思考，建立了一种唯心主义的单一现象学，使得存在的形式和内容实现了和解。这样黑格尔既探究了人的意识问题，也探究了人的生活世界的问题，以及相互之间的交织和交错的存在状态及其未来较为确定的历史目的。
康德和黑格尔将历史视为一种理性的狡计或历史的狡猾，最终趋向一种能够体现真、善、美的充实状态的目的。在康德看来，这种目的是由实践理性的主体行为在一种确定的虚无方向中自由地构造的。而在黑格尔看来，这种目的是由实践理性的主体行为在确定的实在方向中任性地命定的。最终的结果是，康德与黑格尔都具有典型的宏大话语的现象学特征。
在梅洛-庞蒂看来，理性现象学称不上是一种真正的现象学，因为理性现象学没能奠定现象学之于存在问题思考的真正基础。或者对存在的现象及其物自体做了平行主义的先验形式分析（康德）；或者对存在做了某种宏大的精神现象处理，内在与外在、在场与不在场，也就是说，可见的东西与不可见的东西或现象与非现象，在过程性辩证法面前，没有实质性区别，武断地认为存在的意义已经确然展现出来（黑格尔）；或者仅是对存在的意义生成基础的先验意识及其结构作了描述和理解（胡塞尔）；或者对存在的生存结构作了某种纯粹的先验形式的描述和解释（海德格尔）；或者认为存在及其理解的变迁在朝向某种确定性的实然或应然的目的（康德和黑格尔，特别是黑格尔）。因此，在梅洛-庞蒂看来，理性现象学的缺陷可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基础存在论的实质归结为某种先验形式的东西及其分析，自然态度与先验态度没能真正同一起来；二是即便将自然态度与先验态度同一起来，但不能将基础存在论的实质归结为某种具有确然性的实然或应然的目的性东西。梅洛-庞蒂从自己的现象学哲学立场出发批驳了此种理性主义的存在理解策略。
总之，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探究力图对存在问题做出某种合理性的分析，论证的清楚明白的特性和生活世界及其目的的阐释方面的确然性，同梅洛-庞蒂的含混性现象学相比要较为突出得多，因此他们的现象学，特别是黑格尔的现象学可以称为“理性现象学”。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及其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学分析则可称为“野性现象学”和“野性现象学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梅洛-庞蒂正是根据此种存在主义理解策略阐释了自己的野性现象学马克思主义。梅洛-庞蒂的野性现象学马克思主义主要具体表现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历史观、科学与哲学和虚无主义与幽灵理解方面。
二、梅洛-庞蒂的辩证法与历史观的理解策略
总之，梅洛-庞蒂认为肉身的世界除了存在与虚无的深度交织与交错之外，没有任何线性的东西，唯一仅存的是一种结构性的东西――一种野性的东西（一种野性的现象及其结构主义的野性辩证法），只是在不停地激发和建构着一些东西，一些可见的东西，至于这些可见的东西的本质却始终是隐而不显的（不可见的东西）。也就是说，存在的意义就生发自现象场的裂隙当中。存在的意义的构造过程就呈现出一种野性的历史过程，既是部分的，又是整体的；既是断裂的，又是连续的；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既是实在的，又是反实在的。因此，梅洛-庞蒂的辩证法和历史观实际上是一种中庸之道式的野性的虚无主义辩证法和历史观，一种幽灵主义辩证法和历史观。
三、梅洛-庞蒂的科学与哲学的理解策略
对此，文本的整体性分析表明，《辩证法的历险》（1955年）蕴涵着同后来的《符号》（1960年）相同的理论观点，梅洛-庞蒂主张现象学真正成为“现象学的哲学”或现象学的哲学成为一种现象学的科学必须得符合以下四个主要条件：一是任何一种哲学都不是一种知识，只是一种反思或探究，是一种免得我们忘记一切知识来源的提醒，忘记一切意义来源的提醒。二是哲学是一种社会学，应当把重返生活世界作为哲学研究的预备性步骤。三是如同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单个的符号不表示任何意义，只有放到特定的语境中去思考，任何一种哲学作为我们思考人的体验与其世界之间的关系，它的价值和意义同样离不开生活世界，哲学的中心是到处，哲学的边界是无处，只是拥有一个自己的维度，不是既成的事实，也不是完全纯粹是沉思的对象，只探究某种特殊存在的环形性生活真理。四是这种真理就是知觉现象学和肉身现象学，事实上真理什么也没有，唯有内心良知的希望，这种情况下，科学与哲学才能得到和解，理论与实践也才能得到些许的和解。梅洛-庞蒂正是从这种现象学的哲学理解出发分析批判了马克思主义。
梅洛-庞蒂在《符号》（1960年）之《前言》⑥中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六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庞杂的系谱树，包括生长主茎和各个分枝，重要的不是确定其中的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是探究其间的分叉关系或者说裂缝，以此来挖掘马克思主义精髓。二是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科学，这样会割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之间的关系，使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由于缺少探究精神而变成一种迷信和权威等。三是应当首先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哲学，但不是决定论或目的论的哲学，因为这样实际上破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割裂了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哲学丧失了自己的探究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是一种反思或探究的哲学，只是引发分析，为分析定向，只是保留一种启发意义，持有此种精神的现实的主体――无产阶级也只不过是一种合理政策的名称而已。四是梅洛-庞蒂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他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不受政治约束，能够自由进入任何地方，不取代任何人，不参与任何激情、政治和生活，不在幻想和想象中改变存在，只是通过不断地激励新的理论和实践去揭示我们寓于其中的存在，事实上没有目的和希望，只有符号般的幽灵和我们理想中的野性的激情，在精神的旷野跋涉中建构着我们的理论生活世界和实践的生活世界。五是梅洛-庞蒂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不是宏大话语辩证法、自然主义辩证法、经济决定论辩证法和目的论辩证法，辩证法不是对立面的统一和超越，辩证法应当是一种匿名的辩证法、整体的辩证法，始终是构成性的，始终是一种未尽的事业，没有任何普世性的东西，存在通过野性力量的作用，始终提供给我们的是模糊的理论和实践及其生活世界，其真实的目的在于激发我们建构更多的理论和实践及其生活世界，我们确悉岸在那里，却始终不可能瞥见对岸。六是我们的政治判断和责任选择的伦理行为、政治行为等社会行为的哲学基础（野性的存在和希望的良知）恰恰就在这里。
正是从这种基础存在论的现象学出发，梅洛-庞蒂不仅批判了理性现象学的先验意识或纯粹意识的确定性神话，又批判了理性现象学的历史目的的确定性神话和可能性神话。因此，梅洛-庞蒂在《符号》（1960年）和《可见的与不可见的》（1964年）等文本里认为现象学哲学的目的不是需要我们去形成什么确定的目标，哲学不提问题，也不是意义的建构性场所，哲学只是不断地去思考或探究我们通过我们的身体和世界的肉身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和意义，把世界中不可见的东西不断地转化为某种可见的东西，但是可见的东西实乃一种倏忽即逝的东西，它只是世界意义呈现自我的一个可能意义的切入口，不能体现出世界的整体性特征，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仅是不停地在交织、交错中循环、滚动，在诸多的时空点呈现自我，但没有任何确定性或可能性的规律表现出来，除了混沌和虚无的变化外，还是这种变化。人的认知活动没有方向和目的，世界及其生活世界的历史也没有方向和目的。所有可见的东西的一切，类似海德格尔的思想，仅仅是一个“路标”而已。现象学的哲学就是这种路标之一，它唯一的工作就是在“林中路”中不停地去进行反思、探究，以此来满足我们内心理论的确定性希望，事实上仅存的只是一种野性的存在及其野性的思维和力量。我们的现象学的哲学、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的肉身，是世界或存在留给我们无法取舍的一个现身世界和存在的切入口――存在的测度（零度）。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原始出发点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在一种张力状态中，去无限地扩张和膨胀、无限地存续和建构着人的体验与其世界之间的关系。结果是，我们在我们的哲学、身体和肉身的探究中找到的只是世界或存在的一个出发点，而不是一个终止点。最后，这个出发点和终止点只是奠基于三个方面：一是对存在或世界的无常的事实绝望；二是对人的知识论的伦理道德的有常的理想希望；三是事实（实然）和理想（应然）没能得到和解，仍处于分裂状态。
四、梅洛-庞蒂的虚无主义与幽灵的理解策略
梅洛-庞蒂的野性现象学仅仅是从形式上做到了哲学与政治的结合，与政治问题相关的具体的生活世界的微观探究没有，甚至就没能达到与黑格尔，尤其是与马克思对话的那个维度。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都面临着同样的境况。在历史的思考方面，梅洛-庞蒂的思考要比胡塞尔，甚至海德格尔，要明细和确定得多，即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未来的希望。但是，梅洛-庞蒂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一种野性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指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下事实及其行为，而是一种作为理想、可能，属于某种遥远目的的马克思主义。梅洛-庞蒂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类似，用一种指向性的基础存在论分析代替了一种事实性的基础存在论分析，即用具有相对主义和启蒙精神特征的反实在论马克思主义取代了具有绝对主义和科学事实特征的实在论马克思主义。两者没有真正统一起来，处于某种断裂状态。社会主义的理想或共产主义的未来追求还属于一种不在场的本体论。而且，这种不在场的本体论只是一种具有反实在论特征的可能性。在梅洛-庞蒂看来，任何一种具有实在论特征的现实性都是值得反思的，因为它可能意味着对人的本真存在状态的某种歪曲，甚或对人的自由的某种强权。梅洛-庞蒂的哲学分析展现了人的自由及其未来取向的一个维度，把人的生存状态及其辩证法的研究作为其哲学的基本原则，一贯否认辩证唯物主义或自然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客观辩证法。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历史的社会学分析没有进入梅洛-庞蒂的视界。这是梅洛-庞蒂的基础存在论或现象学的一个缺失。另外一个就是梅洛-庞蒂的现象学没有研究人如何实现自身的解放，即没有研究如何实现社会变迁的历史条件、变迁的主体、变迁的策略和变迁的目标，以及未来社会的大致蓝图等问题。这样一来，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及其马克思主义就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哲学范畴，不再属于某种科学的范畴，割裂了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否认唯物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特征，共产主义仅仅是一种带有启蒙色彩的乌托邦，人类必得具备的一种可能性的神话，一种不会必然到来的历史性事件。
总的来看，梅洛-庞蒂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野性的存在主义理解策略方面，否认存在或世界的绝对客观性和必然性，主张存在或世界的偶然性和自由性的倾向性解释。在辩证法与历史观方面反对辩证法的自然主义的解释，即反对辩证法的宏大叙事，主张从现象学的态度出发，对辩证法做出某种界限性的理解，采纳一种微观叙事的方式来看待辩证法问题，将辩证法主要视为某种中立性的辩证法或虚无主义的辩证法。否认历史有某种确定不移的事实性目的，如果说历史有着确定的目的的话，也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希望，即历史的目的本身，始终处于某种不在场的状态。在科学与哲学方面否认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认为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哲学，目的不在于提供给我们某种终极的解释，而是不断地激发我们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并对存在问题做出某种批判性分析。不主张从经济学视角来考察存在问题，主张从哲学而非科学的视角来考察存在问题，缺乏具体而深入的存在理解。最终的结果是，梅洛-庞蒂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仅仅归结为某种不确定性与确定性交相互渗的德里达式“幽灵现象学”，[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8页。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哲学性和革命性，使得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某种虚无主义的幽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因此，梅洛-庞蒂的幽灵现象学或虚无主义现象学及其现象学马克思主义值得我们去分析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