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现代江南家族史的研究发展很快，在文化、社会、国家、经济及教育等专题方面均有了明显的进展，研究者还在个案、综合及理论研究等方面也有了新的突破，这些研究极大的改变了近现代江南家族史研究薄弱的情况。但在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应该对其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反思研究中的不足，以求将来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近现代；江南；家族史；发展历程；反思
目前，江南家族史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尤其是明清阶段的研究水平更是日益成熟。但关于清末民初的江南家族史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为了避免研究者旧话重说，做重复劳动，进行学术史的回顾是十分必要的。有关江南家族的学术史研究，徐茂明先生（以下敬语均略）的《明清江南家族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
（1）一文用相当大的篇幅详细介绍了明清江南家族史的研究概况，并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理论方法及研究视角。但鉴于江南家族史研究日日争新的现状，本文就近十年晚清以来的江南家族史研究加以综述，并提出些浅陋的看法。
一、专题性的近代江南家族史研究
家族与文化：江南文化世家既诞生于江南肥沃的文化土壤之中，又反过来促进了江南地区的文化繁荣，故从文化方面来研究江南家族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徐茂明《清代徽苏两地的家族迁徙与文化互动――以苏州大阜潘氏为例》
（2）从区域比较的视角来分析徽州与苏州间的文化互动，作者指出徽州商人在苏州取得成功后通过在徽州建宗祠、编宗谱、立义庄、修祖墓等活动将宗族意识重新输回故里。作者认为在两地的互动中，徽商的资本像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强化了徽州的固有形态保证了徽州的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却扩大了徽苏两地间的差距。萧晓阳、罗时进《常州庄氏之学与近代疑古思潮之发生》
（3）认为常州庄氏治学思想被刘逢路与宋翔凤继承，进而影响到后来的魏源及王运，使经学的疑古思潮大兴。邱巍《吴兴钱家――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断裂与传承》
（4）通过对近代浙江吴兴钱氏的三代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近代文化家族的传承、断裂和消逝，反映了一种社会自主机制的瓦解，其背后是社会组织结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代际意识等诸方面的巨大变化。马学强《江南席家与扫叶山房》
（5）利用了碑刻、家谱、档案、方志及文集等多种资料，从江南席氏家族的变迁与文化传承这一角度，对扫叶山房的兴起与发展做了另一番的解读；并认为席家与扫叶山房的结缘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深含着文化内涵。该文依循着民间出版机构的演变来探讨家族文化与人文传承，不仅视角新颖，而且分析的条理清晰、鞭辟入里。梅新林、陈玉兰《江南文化世家的发展历程与研究趋势》
（6）认为江南文化世家的研究虽然起步迟、起点低，然而借助中国文化中心历史上的三次南迁的波澜，渐从边缘走向中心，并后来居上；而今后的研究则需要在个案、区域、断代、专题、综合及理论研究等六个方面来取得突破。
对江南文化世族的研究还有沈潜的《常熟翁氏家族源流及文化传承》
（7）及茆萌的《略论镇江鲍氏文化世家及主要诗人诗作》
（8）等。此外，因江南文化世族在文化史、社会史及文学史等方面占有着重要的地位，还成为了众多博士与硕士的论文选题。
（9）
社会、国家与家族：晚清民初是社会的大转折时期，因此，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研究江南家族，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徐茂明针对家族的转型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著
（10），《士绅的坚守与权变――清代苏州潘氏家族的家风与心态研究》以心态史为研究视角，探讨了潘氏家族科举与经商迭相为用的二元价值观与讲究实用的家学传统的形成过程；作者指出潘氏族人行善与积福密切相连的因果报应观，反映了清上层士绅的行为方式和源自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从状元之家到院士之家――以苏州大阜潘氏为例》认为近代社会的巨变使苏州世家大族的组织结构日渐式微，直至最后土崩瓦解；但是，世家大族内在的精神文脉却是薪尽火传，代代相承。张建华、徐茂明的《清末民初江南士绅家族的“中西观”――以苏州东山莫厘王氏为中心》认为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汇的过程中，莫王氏的“中体西用观”随着时势的发展而渐变，但作为传统的文化世家，在一定程度上又使其“中西观”很难突破时代的步伐而领先于潮流。《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对晚清时段也多有涉及，该书利用区域比较法、心态分析法与统计分析等方法，全面介绍了苏州文化世族与地域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认为苏州文化世族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取得的文化成就，更重要的是其内含维持家族长盛不衰的精神；从长时段的视野考察社会变迁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在理论方法与研究视角等方面该书也多有创新。
唐秀珠《宗族在地方社会团练中的作用――以武进恽氏宗族为个例》
（13）指出团练是一种来源于保甲的基层社会控制组织，它反映出国家与地方互生互动的复杂关系；而连接国家与地方的桥梁正是宗族，宗族在地方社会团练中主要发挥了组织联络、筹措经费、制定章程等三大作用。曾京京《近代灾赈及社会改良事业中的家族血缘群体――以唐氏无锡东门支为例》
（14）揭示了无锡唐氏东门支从事近代赈灾及社会改良事业的历史脉络，并指出这种赈灾的家族效应，是家族文化传统长期培植的结果。承载、姚浦的《近代江南小地主的日常生活
（一）――武进郑陆桥姚家头姚氏家史》
（15）则是通过口述资料叙述了常州武进姚氏的社会生活，并对“小地主”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这种关注平凡家族的视角更贴近大众文化的研究。 叶舟《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族与城市：以清代常州为中心》
（16）从迁居、城镇化的角度指出，由于迁居模式的不同，各宗族各分支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大差别。该文为探寻家族的迁徙与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上海苏南宗族的现代转型》
（17）指出在陌生的城市中，移民生存仍然需要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血缘、地缘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宗族认同、家乡认同仍是他们之间的重要纽带。但同时作者也指出只要营造合适的环境，推进社会进步，提高人民整体素质，在一定条件下宗族是有可能通过改造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团体。
关于家族与社会变迁、家族与地方关系的研究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一一详述。
（18）
家族与经济：家族的繁衍与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撑，同时商人家族又是经济发展与繁荣的推动者。尤其是晚清以来，政治的剧变带来了新的经济格局，国外势力怎样利用中国传统的商业网络来拓展生意，国内传统的商人家族又如何在社会激荡的晚清民初变革求新，赢得新的生存空间，这些都是家族史与经济史家们研究的重大课题，因此家族与经济的关系亦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义庄族田（又称义田）是维持宗族运行的经济基础，最早的义庄在苏州发源，江南又被认为是义田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因而关于族田的研究一直是持续的热点之一。王志龙指出近代苏南祠田分布由西部向中部递减，再向东部稍增；并倡导将祠田与义田的比较研究作为今后研究的主要方向。
（24）王瑞芳利用大量的档案史料，指出建国初期苏南族田普遍存在，而以强大政治威慑力为后盾的土地改革，不仅没收了族田，也摧毁了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
（25）张少筠对近代苏南族田的保护政策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26）李学如、陈勇指出近代义庄由个体收租逐步走向联合租栈形式，反映了社会动荡的加剧和主佃矛盾的激化趋势。
（27）汤可可指出清末义庄的功能、组织和运作机制发生的局部变异，体现了宗族内部传统宗法性的弱化，以及新的士绅力量的上升；抗战前后义庄和族益会呈现出公益性、民主性逐渐增强的趋势；但土地改革打断了义庄的转型，并且在根本上铲除了义庄存在的基础。
（28）
家族与教育：教育是家族发展与兴盛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从教育史来切入来研究家族史，是近些年研究者通常采用的研究方法之一。蒋明宏以无锡的家族为中心，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关教育的论文
（29）。《晚清苏南家族书院的分化与多元类型――近代苏南家族书院研究之一》指出在晚清的社会、教育的转型时期，传统的家族书院在单一“应举――经学型”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分化出国学专修、综合改良、家族教化等不同类型的近代书院。《近代化视野中的苏南家族教育――以无锡为中心》探讨了以工商家族为主导的苏南家族教育的近代历程及其特点；并指出无锡家族教育转型的成功关键在于转型的时间早、开放程度高及以实学实用为目标。《清代苏南家族的历史教学法刍议》对晚清家族历史教育中的教学方法做了探讨，并分析了教学方法变革的原因及内涵。蒋明宏、曾佳佳《清代苏南家训及其特色初探》指出在近代苏南家训更强调“各业有分而皆本”的理念，家训的规制功能逐渐让位于化育功能，并把爱国意识和近代文明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张雁、蒋明宏《晚清苏南家族蒙学课程的变迁及其特点》认为蒙学课程变迁的特点是人文化与实用性并重，多元化与社会性加强，开放性与灵活性能相长。
孙虎《清代江南家族教育与地域文学发展关系探论――以嘉兴文学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34）认为嘉兴文学家族内部的教育模式促成地域文学特色的形成和发展，在家族情感关怀和精神力量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家族教育中的身份自觉意识和门辉耀族的追求。仲兆宏《晚清常州宗族与社会事业》
（35）认为庄氏族谱中的家训族规对族人起到了不小的教化作用。贾学政《近代私塾教育与宗族社会》
（36）认为，以往从宏观角度剖析清末民初中国教育体系改革在学堂――私塾的二元格局中徘徊的现象时，归咎于政府效率低下、教育经费投入缺口等原因，却没有把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士绅统治体系中居于核心的宗族势力与之相联系，这也就忽视了清末民初中国乡村社会权力真空的填补者在乡村教化领域中的巨大影响力。马学强《江南家族办学的近代传承――从胡雨人到胡敦复》
（37）仔细考察了胡家的办学史，并分析了从传统到现代，胡氏家族办学过程中诸多的“变”与“不变”。 家族婚姻和女性研究：婚姻网络是家族社会交往及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与途径，因此从婚姻方面切入家族史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视角。马学强认为洞庭席氏因职业差异，居住区域不同，或移或迁，或经商或为官等不同特点，决定了这个家族婚姻圈的复杂性；作者认为从席氏家族婚姻的背后，透视出来的不仅是姻缘本身的问题，还与该家族经营网络的形成与发展有密切联系；通过对该家族成员婚配情况的分析，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窥探传统江南社会的内部结构，以及在向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新特点。
（38）罗时进则从家族婚姻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
（39）在文化兴盛的江南地区，家族中的女性也是一个较特殊的群体，蒋明宏利用十几种家族谱牒、档案及方志等文献，以教育史为视角来探讨清代苏南的女性，并指出她们在家族子弟教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从这种“文教联姻”的现象中，窥见出苏南重文兴教的文化内涵、开放流动的社会内涵、开明进步的历史内涵、家族制度的特色内涵。
（40）
二、家族通史中的江南地区
除了专门对江南家族史研究的论著外，还有许多从整体上或多区域研究家族的论著，这些论著中不乏有涉及江南家族的研究，其所提出的理论范式及研究方法对江南家族的研究亦有借鉴意义。
冯尔康是研究家族较早的学者之一，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
（41）。《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利用了众多的江南等地的家谱及档案文献，从家族演变史这个侧面窥探中国近三百年社会的转型；作者指出前近代家族的物质形态是祠堂、祠产及族谱，其中族谱尤为重要，它不仅是家族存在的表现形式之一，更是家族历史、家族观念及家族文化的载体；并认为家族是具有自治因素的团体，只不过古代并未有自治的概念而已；而这种自治组织在近三百年中，正从古代的宗法性的祠堂族长制，向现代社会团体方向变革。
张杰《清代科举家族》
（44）不仅利用了家谱、年谱、笔记及地方志等资料，还使用了少有人注意的“卷”；作者从经济基础、人文环境、日常生活及社会流动等方面对清代科举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科举家族”的概念。林济《长江流域的宗族与宗族生活》
（45）将苏州宗族形式与长江流域农业社会的宗族形式作比较，认为农业社会的宗族聚族而居，理性文化发育程度较低，宗族往往形成对家庭的干涉；而苏州以市镇为中心，宗族关系不以地缘为基础，个体家庭独立性较强；但苏州宗族以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来吸引族人，以文化精神上的血统观达到聚族目标的方式有着更强的凝聚力。党明德、何成《中国家族教育》
（46）叙述了家族教育的历史演变过程及近代家族教育的改革，还以顾颉刚为个案说明顾的成材与家乡的熏陶有直接的关系；该书跨度时间长，涉及地域广，论点新颖，但在论及顾颉刚与家族教育的关系时，所举的例子多是章太炎、钱玄同及胡适等人对顾颉刚的影响，用这种师承关系显然难以支撑作者提出的“学术大家成功的典范是家族教育成功的典型”的结论；文中少量有关顾颉刚家族的资料也是转引自他人的著作，却对顾颉刚本人的回忆等第一手资料有所忽视；这些瑕疵也可能是因事例较多、篇幅较大，才有所疏漏。
三、对目前晚清以来江南家族史研究的反思
纵观近十年江南家族的研究，晚清与民国的时段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研究的课题多是专题性研究与典型个案相结合。但从这些家族史研究的专题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史学，这不仅与研究者的兴趣有关，更与现实社会的发展密切相联。
正如有学者所言：“20世纪对宗族问题的认识首先是与给传统社会定性和解决现实社会革命道路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47）在处于学习西方、寻求自强的20世纪初，宗族研究领域对宗族持否定态度的成果一直占有主流。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确立，使探讨社会形态、社会性质成为史学研究的风尚；此时，宗法制度与社会形态的关系成为家族史研究的重点。20世纪60年代开展对“族权”的批判，强调阶级斗争，使宗族研究受到严重的影响，乃致停顿。20世纪80年代初，宗族史研究进入新的时期，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仍是当时的时代背景，由此那时产生了许多与封建制度相关的著作。稍后，社会史在史学界兴起，从社会史角度来探讨宗族成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至今方兴未艾。一些研究以家族的个案为切入点，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至今不衰。新时期由于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家族与经济间的关系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有关家族与商业、义庄的救济功能、族田的地位等研究成果显著。后来国家提倡文化建设，并伴着新文化史在史学领域的兴起，家族与文化的关系成为家族史研究的热潮。随着当代改革的不断深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加快，中国正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时期。因此，有关家族的转型问题，城市化、现代化问题是目前及以后研究的重点。
回顾近代江南家族史的研究历程，可清晰的看到研究的课题在不断的扩展，论题与内容也日益的深入，可以说近代江南家族史的研究在与时俱进。然而相对于江南家族在全国的地位及其所蕴含的文献，近代江南家族的研究仍很大的深化空间。第一，在近代江南家族史研究时，不能简单的将家族的变化与转型笼统的归结于是近代化的结果，而需要进行“范式转换”。夏明方在反思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时，指出像当年在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泛萌芽化”现象一样，在江南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也出现了一股“泛近代化”现象；举凡政治、宗族、文化、教育乃至社会性别等方面均打上近代化的烙印。
（48）在研究近代江南家族时我们也应该警惕这种“泛近代化”的使用，而应注重运用环境史、生态史的方法，以不断变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出发点，通过深入探讨环境变迁、市场变迁、人口压力等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来分析家族在社会中的变迁。第二，在家族的研究当中不仅要注意个案研究，而且要把握好家族中核心人物与普通大众的关系；不能将家族史研究变成几个核心人物的传记集合，在叙述家族中某个核心人物时，也应该从家族的视角来探讨他的个人事迹与交际网络。随着家族史中个案研究的越来越多，这种以核心人物为部分，简单堆砌组成的整体，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家族研究，因为它不能反映家族作为整体的某些变迁及特性，所以在进行家族个案研究时，切记处理好家族这个整体与核心人物这些关键部分的关系。第三，针对近现代家族组织机构性质、构成形式、社会功能及演变的过程与方向等均需要加大研究力度。目前我国正处与社会改革时期，而家族组织也正扮演着与以往不同的角色，类似家族组织的同姓自治团体也在不断的增加；这些不同的组织之间有何差别，又有哪些人来参加这样的机构，它们存在的现实意义又有哪些。这些研究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家族的历史与现实，把握家族的现代转型均有重要的意义。第三，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历经战争不断、灾荒频发，沿海地区更是遭受到西方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近代人口流动、迁徙的规模和性质相比明清时期有着明显的不同。然而近些年对这方面的研究却为数不多，叶舟从苏南家族大规模整体性的迁入上海为例，从城市化、现代化的视角来探讨家族变迁的方法，为我们研究近代江南家族提供了新的研究范例，这种方法值得以后研究者的重视与学习。第四，对于某些旧有的论题，我们也应加强注意，因为论题的内容和角度发生了变化，结论就有了新的认识。如苏南宗族的义庄在建国初期就有学者关注，然而近来陈勇等人却从习业的角度来分析义庄的教育功能，不能不说是旧题中翻出新意。 此外，信仰、娱乐、伦理等方面与家族的关系也是研究者应注意的问题。当然，江南家族史若要有根本的突破，理论方法的创新与材料的进一步挖掘是最为迫切的任务。相信因江南在历史变迁和现实发展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必定会吸引更多的研究者，而江南的家族研究也定会日新日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