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初期，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史家，既有着西方的文学视野，同时由于他们所观照的对象的特定性，又深感中西方文学的巨大差异，从而在书写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从多个方面、多个角度关注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从探究中国文学内部特殊的发展演变过程、外部制约因素，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等的关系，文学的解读和传播，文学的空间性等方面彰显中国文学的特征。从中可以考见这时期中国文学史的民族特性。
〔关键词〕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家；民族特性；中西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刘玮，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博士，山东威海264209；
吴光正，武汉大学文学院珞珈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中国学者用“文学”和“文学史”这两个西学概念来观照本民族的文学史时首先感受到的是中西的巨大差异。对于这一现象，浦江清在20世纪40年代曾有过精彩的评论：“在我们这一辈，把中西分别得清楚，但是，在中西合流的新文化里所培养出来的青年，他们对于原来的所谓‘中’、‘西’已不复能区别，在意识里只感到古今新旧的区分，以及纯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1〕阅读写于这时期的一系列文学史，深切地感受到学者们在这种差异感中提炼出来的文学史现象和规律恰好反映了中国文学史的民族特性。
一、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文学史家的西方文学史视野
中国的文学史具有什么样的特性？中国学者在撰写文学史时总有个西方的文学史视野，具有比较文学的意味。比如，对于韵文、散文的起源先后问题，相当多的文学史家都援引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来加以说明，“韵散文之发生问题：是仍符于世界诸国文学之发生，先韵文而后散文也。”〔2〕“晚近言文学者莫不谓：世界文学之演进，率由讴谣进为诗歌，由诗歌而为散文。今征诸夏文学演进之趋势，其历程亦有可得言者。”〔3〕在评价具体的文学作品时，文学史家也喜欢把中国作品和西方作品进行比较。如谢无量评价小说《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时指出：“近日德林（Candlin）氏之中国小说论，以贯中文体明白显易，拟之英伦文家马考来（Macanlay），又以其结构类于希腊诗人荷马（Homer）之《伊利亚》（Iliad），惟一为诗体，一为文体耳。”《西游记》“为神怪小说之宗。欧美论者，以其事视希腊神话及格黍（Gcothe）之《伏师特》（Faust）剧尤奇。 德林小说论，则以其能合斯宾舍（Spenser）之《神后曲》（Fairy Queen）与彭阳（Bunsun）之《天路历程》（Piligrims progress），为一手云。[引者按，上述引文中的英文有诸多拼写错误：Macanlay应为Macaulay，Gcothe应为Goethe，Fairy Queen应为Faerie Queene，Bungun应为Bunyan，piligrims progress应为Pilisrims Progress.]”〔4〕顾实论述《西游记》时指出，学术界“故以比诸波扬（Bunyan）之《天路历程》者，一般之通说也。”“西游记之材料，出自中国特有之神仙谭及佛经，巧融合之，而佳趣存焉。其中亦有缺点者前后矛盾之处也，白璧微瑕，不遑深责。文章亦极平明而完好，质言之，则东洋唯一寓意之神仙谭，世界殆不见其比之伟大譬喻谈也。或评论其奇巧谲怪之趣，谓北欧之神话，犹稍不及云。”〔5〕
但是，当文学史家用西方的文学概念和文学史规律来整理自己的历史时却往往陷入困惑之中。他们对文学的定义及其源流感到困惑：“由流溯源，略名考实，则虽谓中国文学皆范围于孔门诗礼之中而无可无不可也，惟是天演公例，万事万物必不能永单纯而不生变化”，“故欲定一文学之界说，则象纬无其纷繁，蛛网逊其纠杂。”“是以稽其成迹，虽由一本而来，而测其前途，终无大同之望。”〔6〕他们对中国文学的分类感到困惑：“由形貌上言之，得别为韵文、无韵文，而无韵文中，又可分散文（一曰古文）、骈文。就实质上言之，得别为记事文、论理文、叙情文。记事论理，概属无韵，叙情之类，有韵为多。”“至于论理记事叙情三者，尤相错综，难可犁别。”〔7〕“中国文学，体裁之多，名称之杂，为他国所未有。”“今欲一一划其界而正其名，岂非绝艰之事！”他们对于中国文学文体的功能也感到困惑：“文者，所以表情也；而后人多认为载道之用。”他们对判定作品的学科属性更感到困惑：“然其间所遇困难，正不一其端，就分类言：则史学，哲学，与文学，真不易区分。故《史记》，《左传》，将谓之为文学乎？为史学乎？《孟子》、《庄子》，为哲学乎？为文学乎？此界限不为划清，则以后文学，均无分界之标准。况经学之名目，犹有人横亘胸中，而不能打销，太炎贤者，亦所不免。”〔8〕
学者们的困惑来源于他们对中西文学巨大差异的深刻体认。方孝岳指出：“
（一）中国文学主知见。欧洲文学主情感。……小说词曲，固主感情，然在中国文学史中不据主要位置。
（二）中国文学界广。欧洲文学界狭。自昭明搜集文艺，别类至繁，……是文体不一，各集其美，乃我国所特具者。欧洲文学史皆小说诗曲之史，其他论著书疏一切应用之作，皆不阑入。
（三）中国文学为士宦文学。欧洲文学为国民文学。”〔9〕蒋鉴璋认为：“夫西洋文学，小说诗歌戏剧三者，乃其最大主干，故其成就者为独多。我国则诗歌成就，亦足以自豪。而小说戏剧，诚有难言。近数年来，以受西洋思潮，始认小说戏剧为文学，前此而直视为猥丛之斜道耳，亦何有于文学之正宗乎？今虽此等谬见，渐即捐除。然而中国文学，范围较广。历史之沿革如此，社会之倾向如此，若必以为如西洋所指之纯文学，方足称为文学，外此则 尽摒弃之，是又不可。”〔10〕唐君毅与此观点相似：“近人以习于西方纯文学之名，欲自中国书籍中觅所谓纯文学，如时下流行之文学史是也。其不足以概中国文学之全，实为有识者所共知。”〔11〕不管他们对纯文学史取何种态度，都从不同角度切中了中西文学观念和中西文学史的巨大差异。 这种困惑和感悟必定会影响到文学史的具体操作，并自觉不自觉地体现在他们对文学史事实的选择和体认中。在外来文学观念、外来文学史规律这一参照系面前，谙熟传统文化和传统典籍的中国学者往往能够指出中国文学史的民族特性。归纳、总结这些学者所体认出来的民族特性，有助于我们反思现行的文学史叙事。
二、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文学史的民族特性
20世纪一二十年代文学史写作的一个基本动机是藉此保存和弘扬“国学”、“国粹”，以对抗来势汹汹的西学大潮。章太炎曾痛心疾首地指出：“俄罗斯灭波兰而易其言语，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支那而毁其历史。”〔12〕因此他四处讲学，弘扬包括文学在内的国学，并首开风气，第一次对文学下了定义，进行了分类。钱恂为刘毓盘《中国文学史》所作序言认为国学（文学）乃立国之本：“欧美各国，莫不宝其国学，以为立国之本。学既成，然后取各国之所长，以补其所不足。先后之序，固然其不可紊。反是者，惑已。”〔13〕在这种理念下，掌握一国的文学史就成为了一国国民的基本素养。“我中国文学为国民教育之根本”〔14〕、“足以供学人之研究，而亦一般国民应有之知识”〔15〕一类的表述就成了文学史中的习惯性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戴燕的表述特别到位：“‘文学史’的重要基础，是19世纪以来的民族―国家观念”。〔16〕
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时期以保存国粹为出发点而撰写的文学史，几乎无一能够避免西方文学观念的印记。在中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历史语境下，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史的叙述，均自觉地关注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这一关注是在考察中国文学发展的独特性中彰显出来的，即它们对中国文学民族特色的探究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这取决于它们所审视的特定对象。观照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史的民族特性，要以考察它们是如何揭示或彰显中国文学的民族特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概括地说，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史从以下几个方面观照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
（一）从考察文学发展的内在过程彰显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
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家在叙述中国文学的历史时，往往将触角探伸到文学发展的内部过程，从多种角度揭示中国文学的民族性特征。
1.由文学、文体的生成、流衍看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
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文学史家特别关注文学、文体的生成、流衍，由此揭示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有的学者注意钩稽中国文学从四部流变中衍生的复杂特性。朱希祖就指出：“纵横家……其源本出于诗。”“由纵横出者，其流为辞人文士，虽亦为史家之流裔，而实为集部之远宗者也。”“夫诗赋之制，本为一物，发抒情志，摇荡性灵，自属专长。若夫诏策章表檄移书记之流，……颇近乎诗，与夫奏疏议驳之属，……殊科异撰矣。盖奏疏议驳近论，颇取于形名，诏策表檄近诗，颇取于诗。”叙述完汉代经学出现伪古文尚书等伪托之风后，作者指出：“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斯则六朝浮华之体所由革，隋唐复古之文所由兴焉。”“其时作史文体，若孙盛习凿齿辈，规模左氏，为司马《通鉴》之宗。姚察《梁书》，序事立论，颇多散体，……开昌黎古文之风，郦道元《水经注》、羊之《洛阳伽蓝记》，善言景物，启游记之体、柳州之作，化整为散，其渊源盖本乎此焉。”〔17〕
四部分类法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图书分类法，自《隋书・经籍志》正式以此方法对历代图书进行编目以来，古代文学批评家论文体流变或文学发展多不出这一框架。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文学史家们沿袭这一传统对古代某些文体追根溯源，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性。
2.从中国古代的独有文体突显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
3.以溯源流、勘变化的方式探讨同一文体的中西方差异
（二）从文学的外部制约因素探究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
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家在考察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时，还注意到来自文学外部的一些制约因素，诸如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不同政治制度或文化制度下，从事文化或者文学事业的人，职业定位、社会角色、社会责任均不同，由此形成了这一群体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些必然影响到他们著述活动的性质以及著述的内容和思想指向。
1.从文学家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的变化看中国文学民族特性的形成
这一时期一些文学史家从文学家的地位与角色的变化看不同阶段的中国文学表现出的民族特性。傅斯年认为中国文学的开头是官方的，后来才发生了演变。“在中国，古往今来文人的职业大略有四种：
一、史掾；
二、清客；
三、退隐；
四、江湖客。”“因文人的职业之不同，故文人的作品有的为人，有的为己，有的为多，有的为少，职业是在客位者为人，在主位者为己，在上层社会为少，在下层社会为多。”“文学因时代不同，每每即是文人的地位因时代的不同。在了解很多文学史题上，这个观点很重要。”按照这个思路，他还举例说明唐宋诗、南北宋词不同的原因在于作家“客”与“主”身份的不同，即“经五代之乱，世族社会扫地以尽，到了北宋以后，文人每以射策登朝，致身将相，所以文风从此一变，……而直说自己的话”，“以前读书人和统治者并非一事，现在差不多是一类了，以前的诗人寄居在别人的社会中，现在可以过自己的生活了。以前诗人说话要投别人的兴趣，现在可以直说自己的话了。总而言之，以前的诗多是文饰其外，现在可以发挥其中了。”而“宋诗人作词时的环境转与唐人作诗时的环境偶似，这便是说，在华贵的社会中作客。北宋的诗人作词还多是替歌妓做的，……南宋的词人做词便渐渐替自己做了。”〔25〕总之，中国古代文学家身份、地位的变化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息息相关，从文学家的身份、地位的变化来观照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情况，角度独特而见解深刻。
2.从文学与科举制度的关系看中国文学的兴衰
这一时期更多的学者热衷于文学与科举制度 关系的话题，他们总是将文学的兴衰和科举制度挂钩。说到唐代文学繁荣的原因，他们众口一词：“何故诗至唐而极乎如彼其隆盛也，固由代代天子好之，而更有一大原因在者，则以诗为一种取士法也。”〔26〕“唐承隋制，设科目取士，又试以声律排偶之文，才士竞名，矜尚藻饰，遂破前代成格，别立法度，造作新制，而诗文乃有今古体之分，法愈密而辞愈繁，旨愈近而格愈下，唐文之盛在此，其衰亦在此也。”“唐诗为一代文学之盛，主因有二：唐代君主喜好诗歌，多应制之作；科目重辞赋。”〔27〕与上述论断形成对照的，是大部分文学史家将明清文学的衰败归咎于经义取士：“（明）又自开国来，便用经义取士，成化以后，八股文体方盛，承学之士，惟伺主司之好尚，以干尺寸之禄，而文章滋弊焉。”〔28〕“综而论之，则清之文学不逮于明，明文不逮宋元，殆皆经义八股之弊，深著人心，有以汩其聪明材智，使莫能自进于高明广大之域。此盖明以来有识之士所为深讥而屡叹也。”〔29〕“是以明之于文教也，唯务形式，终陷于无可发达之运命而已。”“加之，太祖奖励文教，太半欲用以笼盖学者，科举取士，课以八股文，经义为先。此尤羁束天下才俊之手段，特令其耽于苛难无用之学问，无复有叱咤风云之气概，故明之文学，全为八股文所腐化而已矣。”〔30〕吴梅认为明代文学“其卒也不振，传注以外无思想，抄袭以外无文章”，其原因亦在此。〔31〕
不过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多能正视八股文的存在，许多文学史都列专章专节加以讨论。非议制艺的吴梅也能备述制艺的源流演变，评述其代表作家，不仅有同情之理解，而且还有肯定性评价：“制艺之兴，始自半山，半山之文，有二体，其谨严峭劲，附题诠释，则时文之祖也。其震荡排，独抒己见，则古文之遗也。”“世之论八股者，以为徒袭浮词，全无实学。顾自来制科之文，如唐之诗赋宋之策论，究其实际，亦是浮词，乌可独责时文哉？惟至清季，墨卷盛行，策书不读，士风陋，斯则时文之害也。”“明代应举生之苦况实有不堪形容者。”“风檐之下，欲得佳构，不亦难哉！”〔32〕
（三）从文学与文化关系的角度探讨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
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时代语境中，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文学史家眼光相当宏阔，他们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的探究是全方位的，不仅关注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之不同，还从中国文学发展的过程看到其所接受的东方其他民族的文化，以及由此形成的独特风貌。具体言之，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家主要从儒学、佛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观照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
1.从文学与儒学的关系审视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
文学与儒学的关系是这一时期文学史家关注的一个焦点。由于价值取向不同，各派文学史家的评价也各异。谢无量论宋代文学的特质时充分注意到了宋代经学的影响，持论平实、客观：“唐文学之特质，仅在诗歌，宋文学之特质，则在经学文章之发达，经术至宋一变，学者益究心纯理，故文体往往平正可观。”国家取士必以经义；加之讲学盛行、印刷术发达，“于是杂文学并兴，体制日盛，颇异前代。”〔33〕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还列专章论述道学派与功利派之文体：“《宋史》于‘儒林’之外，别立‘道学’传，录周元公以下。盖道学至宋始盛，其影响于文学尤甚大也。自唐以来言古文者，虽渐去华就朴，为文必衷经术，然仅有时因文见道而已，盖以文为主，以道为客，往往杂以诙嘲靡曼之辞，文体未能一出于正。及道学派出，然后极力以求道体之所在，而不屑屑于文，以为徒雕琢其辞，亦末乎云尔。或者以文体至是始弊，其流为语录讲章，亦不足以云文也。惟周张程朱诸人为之，其说理精粹，又有从容闲暇之象，又岂文士之所能逮哉。”〔34〕顾实则从否定的角度探讨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在论两汉文学时曰：“武帝时儒家思想成为国教，训诂学发达。……汉代学者辈出，研究家若注释家虽有不朽之价值，而可记于哲学史文学史中之人物极少也。纵偶有之，亦在第二流以下，为战国诸子执鞭，极矣。”论宋代文学则曰：“而后（指南渡后）国家多乱之秋，而雄健俊爽之气，几于馁尽矣，加之冷静之理学盛行，大害文学之发达，殆无可观者。”〔35〕 无论是从积极方面还是消极方面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家们均注意到了古代文学与儒学难以分割的关系，揭示出中国文学独特的民族性。
2.从文学与佛学的关系看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
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家还注意到佛学在中国文学民族特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他们多列专章或专节论述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乃至佛教文学的成就。吴梅认为：“佛教东渐后，予中国文学上以革新之象。魏晋以来，上至君主下及文人学士， 皆诵习西来之文，诗家眼底常窥见法相之精华，才彦笔端亦喜颂三宝之功德，而一时草野之间，又习声闻缘觉之说及因果报应之理，影响所及而思想之变迁与词藻之应用，遂自然相为和合焉。唐有天下，即大兴释教。……缁徒之势力日强而其人又多博雅典赡，往往与文士襟袍相同，虽力排佛老如韩愈，犹与文畅大颠之徒往来酬酢，况其他乎？如皎然、无可、灵
一、寒山之伦，皆以能诗名，清刚拔俗，非世人能及。其诗虽畅言宗风，含有佛性，而诗情诗境具有水流花放之致，与宋时道学家，固有天壤之别也。至于教宗之流传，亦大成于唐代……且其时翻译经典与赞铭喝颂论疏之文，亦蔚然称为盛。”〔36〕胡怀琛在论南北朝及隋文学时特别拈出“佛学之影响于文学也”一段，涉及佛学对南北朝文学思想之影响：“文人如谢灵运，沈约，刘勰，徐陵，庾信之流，无不酷好释典；梁代诸主，多皈依佛教。其思想之影响于文学者，亦如老庄之于晋代。”此外，“译佛经之文，意丰词约，别成一体；又多译音字，糁入其间；在今日言之，可谓为印度化的汉文也。则佛学之影响于文学，除思想而外，尚有两点，为吾人所当注意：一，译经之文，别成一体。
二、以梵文译音杂入汉文者，如塔字、僧字，皆为译音，为唐以后诗人所常用者。”〔37〕顾实认为：“出自印度语学之四声者，革新中国律语之体制法则，一根本最大动力也。”〔38〕谭正璧指出：“宋儒语录的文体，大都为当时白话，实在系仿自禅宗诸师的语录，而非特创。”“禅学与宋代文学家之关系，几如雌雄之有配偶，著名之文学家，莫不和佛教徒有交情。欧阳修和契嵩，林逋和智圆，苏洵和祖印，苏轼和了元，其交友密切，尤为显著。……佛教入中国，至此而与中国之思想文学发生一度结合，此后遂牢结不可分了。”〔39〕
由此可知，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家曾就佛教与中国古代文人、文体、文学语言等的关系，佛教思想对古代文学内容的影响等展开全面思考，从一个独特角度观照了中国文学史的民族特性。
（四）从政治与文化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
无论是一代文学，还是一国文学，其特点的形成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此，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家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主要从政治和文化相结合的角度加以探讨。
从政治与文化相结合的角度观照文学的发展，是古今中外文学史写作常用的视角，但从其观照的具体问题则可看出不同的民族特色。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国文学史家在叙述古代散文的发展过程时，多涉及这一文体所承载的政治、哲学思想。其深层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古代文学家身份的特殊性，往往兼具文学家与政治家、思想家、学者等多重身份，特别是政治家的身份更加突出，像上述引文述及的贾谊、晁错及宋代很多散文家莫不如是，这是中国传统士人区别于西方文学家的典型特征。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文学”概念所涵盖的范围往往很宽泛，可包括政治、哲学及其他学术，这一传统是从“孔门四科”延续下来的。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家梳理古代散文发展脉络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包括政治、哲学在内的学术发展轨迹，从而使这一方面的言说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性。
（五）从其他角度观照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
1.从文学作品的解读和传播彰显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
在正视中国文体的民族特性前提下，文学作品传播的历史语境得到彰显。胡小石指出，在中国古代特殊的文化语境中，相关文学作品、相关文体的解读路向、历史地位和纯文学史观下的结论迥然不同。如关于《诗经》、《史记》、《汉书》的古代批评：“孔子论诗，大概可分为两种标准：一则应用于语言之辅导，一则以为伦理之依归。……此后，《诗经》变为伦理的教训，被人尊之为经，而文学的位置，反见低落，导源乃本于此。”“《史记》在当时的命运，则远不及《汉书》。一般文人大半是用赋笔发表意见。他们是受了汉武帝爱好楚词，并提倡赋的影响，一直到六朝。《汉书》几成家弦户诵，且有人专门研究《汉书》，成为一种专门学问，名曰‘汉学’。……隋代刘臻专精于《汉书》，被人称为‘汉圣’。”〔44〕傅斯年则一再强调还原文学的历史语境，在论述《诗经》时特意指出：“我们在论‘诗三百’之美文以前，应当破除两个主观。……第
一、以词人之诗评析‘三百篇’，而忘了‘诗三百’是自山谣野歌以至朝廷会享用的乐章集，本是些为歌而作，为乐而设的，本不是做来‘改罢自长吟’的。”“第二个主观是把后人诗中艺术之细密，去遮没了‘诗三百’中挚情之直叙。”〔45〕他们立足于特定时期对某些作品的解读及这些作品的传播路径对其进行定位，其角度和结论都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
2.从文学的空间性审视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
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家还注意到文学的空间性问题，即以时间为经、以空间或地域为纬考察文学的发展。首先体现在章节的设置上。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改订本）》在谈论中国文学变迁大势时专设《南北二派之消长》、《儿童文学与地方文学》，涉及文学的空间问题。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从空间上讨论周代末期文学之大体：第三章《周末文学（其一北方文学）》、第四章《周末文学（其二南方文学）》、第五章《周末文学（其三中部思潮）》、第五章第四节《西方文学》。胡小石的文学史设《周代之南北文学》一章，下设《第一期 周代北派文学之代表作品――诗经》、《第二期 周代南派之代表作品――楚辞》两节。
其次表现为热衷探讨南北文学的差异。论南北文学不同的，以刘师培的说法为较详尽，日本人谈中国文学的，每喜加以引用。胡小石也指出：“无论何种文化，没有不受地理上的影响的。文学亦因地域不同，而分出种种的区别。尤以吾国周代的南北文学为最显著。”〔46〕
在具体论述过程中，文学史家们喜欢探讨南北文学的个性及其起因。胡适在论及南北朝文学时指出：“南方民族的文学的特别色彩是恋爱，是缠绵宛转的恋爱”；“北方的平民文学的特别色彩是英雄，是慷慨洒落的英雄。”〔47〕顾实认为人种和有精神生活之余裕的境遇造就南方文学迥然不同的特性：“故彼等有理想之倾向，意志不强固， 而富于感情，长于想像，不能不谓南方文学之胜于北方文学者，主起因于此也。要其特质，流动多致，富于变化，决不出于固定，或流于单调。”〔48〕
古代文学的南北差异在周代即已有典型表现，于南北朝时期进一步彰显，这一现象与中国特定的地域文化、自古以来多民族并生共存的状态、古代社会的进程（特别是政治的分合、民族的融合）等因素相关，文学史家们对这一问题予以特别关注，藉此凸显中国文学史的民族特色。
综上所述，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文学史家们在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上用力至勤，特别是在西学东渐，影响于社会各界之势甚为猛烈的情境下，能以较冷静的态度比较全面地审视和细致地梳理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并在历史的叙述中彰显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使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不至机械地、盲目地取西学为用，以西方文学史的观念和视角阐释中国文学史，从而导致将中国文学发展的某些实际情况湮灭或扭曲。这一立场，在今天各种文学史纷纭错杂、鱼龙相混的状态下，对我们如何甄别好的中国文学史、如何阅读和研习中国文学史，无疑均具有相当大的借鉴价值。当然，这些文学史家学养不同，观念有异，所使用的方法各别，其文学史著述亦各有侧重，且受特定时代限制，有些观点不够成熟，有些论证略嫌粗疏，其视角和方法还难免留有较强的传统学术的印记或者机械借用西方观念的痕迹等等。但瑕不掩瑜，他们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史叙述，既可见宏阔的胸襟和视野，亦不乏冷静的思考和钻研；既体现出深厚的朴学功底，又彰显着接受新观念新方法的勇气与锐思，留给我们的是一笔相当宝贵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