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羌族卫生习俗的变迁是外因性演变与内因性演变相结合的结果。西医技术与实践在羌区的传播、赤脚医生的选拔培养与回村服务、爱国卫生运动和商品经济的繁荣等外部因素对羌族地区卫生习俗的变迁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羌族地区自身经济的发展也为其卫生习俗的变迁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支持。同时，卫生习俗的变迁对羌族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改变和丰富了羌族民众的疾病观与医疗实践，改善了羌族民众的居住环境，拓展了羌族民众的活动时空，增强了羌族民众的身体素质。
[关键词]羌族；卫生习俗；变迁；
卫生习俗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基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所逐渐形成的，并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预防疾病与增进健康的风俗与习惯。本文从民俗学的学科视野出发，以羌族的卫生习俗为研究对象，以汶川阿尔村为研究个案，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用文化变迁理论对20世纪羌族的卫生习俗、变迁原因、表现及影响进行了初步研究。
阿尔村的羌民信仰表现为多元混合的形态，即原始的万物有灵信仰和汉传佛教及道教的混合型。其主要表现为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道教诸神崇拜、观音崇拜及巫术等。[2]（P.346）
阿尔村所具有的文化社会环境及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羌族村寨。阿尔村羌族的卫生习俗正是在这种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背景下逐步形成，并随时代的发展而变迁的。
一、20世纪上半叶阿尔村羌族的卫生习俗
20世纪上半叶的阿尔村还处于相对闭塞的状态，村民关于卫生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主要来自生产生活经验、习俗禁忌和民间谚语。
（一）清洁卫生习俗
清洁卫生习俗主要包括身体清洁和饮食卫生，是日常卫生实践的主要内容。20世纪30年代左右，阿尔村羌民对衣物的清洁主要依靠直接搓洗、用棒子捶打和添加草木灰或皂角等作为洗洁剂进行洁净。在身体清洁方面，主要依靠盆浴和擦拭。在春、秋、冬三季天气较冷的时节，村民在家中将热水加入木盆里，洗去身上污垢。此外，在端午这天清晨，家里凡能走动的人，都要外出到山上或田间的草木丛中去沾露水，村民认为这样的行为具有强身健体的效用。此外，村民还在这天采些草药，烧热水泡澡，以达到预防疾疫，延年益寿的目的。
羌民具有保护水源的禁忌习俗。村民认为，向河里投掷脏东西就会遭受惩罚。若是违背，就是对井河龙王的不敬，轻则头疼肚子疼，重则疾病缠身。阿尔村山上有一处叫龙池的湖泊，村民一致相信若是有人向水中丢了脏东西，就会立即引发暴雨，或是招致灾难。此类禁忌表面上看起来非常“迷信”，但却间接地保护了村寨的水源不受污染。
村中有一句谚语是“二月桃花水，五月矮子水，八月洗河水”，意为农历二月、五月、八月不能直接喝河里的生水，否则就会导致拉肚子等病症。村民普遍认为，早晨的溪水是一天中最干净的。借助火对餐具进行处理，可使餐具洁净无污。村民相信，火可以杀死潜藏在物体里面的可能会对人造成危害的污秽物。若是有碗筷等餐具长时间没有使用，村民就会把碗筷放在锅里长时间的蒸煮，以祛除污秽物。
（二）居住环境卫生
阿尔村羌民很早就具有一定的环境卫生意识，这些主要体现在村民关于房屋建筑的认识与习俗上。村民在修建房屋时对门窗的朝向非常讲究，认为只有便于充分采光，有利于空气流动的房屋及其室内摆设，才是理想的人居环境。此外，由于所处时代的关系，当时羌民对居住环境卫生的认识与实践仍有其局限性。阿尔村传统住房一般为三层：第一层为猪圈和牛圈；第二层是村民的居住空间；第三层堆放粮食、农具等物件。春、夏、秋三季天气炎热时，圈养于底层的猪、牛、羊的粪便及其身上的气味随着上升的气流透过木板之间的缝隙，扩散到村民的居住空间，加之传统房屋窗户较窄小，室内通风条件差，导致屋室内空气条件较差。此外，第一层的粪便和家畜易招蚊虫。蚊虫从木板的缝隙里爬上来，给村民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火塘是羌族家庭活动的中心以及待客的半开放空间，因而围绕火塘产生了诸多的禁忌。村民认为，铁三脚的三个脚分别住着三位神灵， 因此禁止跨越火塘或用脚踩踏铁三脚，不允许向火塘里吐唾沫和在铁三脚上烘烤衣物，认为这些行为会污染火塘，亵渎神灵。
羌寨的厕所一般修建于房屋的侧面或是背面，也有修建于房屋的底层的。阿尔羌民对于厕所的修建位置特别注重，认为厕所是填不满的“万年坑”，若房屋的门正对着厕所，就会不吉利，引致灾祸与疾病。在这一时期，阿尔村的厕所非常简陋，一般是在地上挖个土坑，上面放置几根木头供人站立或蹲位即可。时至夏日，天气炎热，蚊虫滋生，气味较重。特别是滋生的蛆虫爬到厕所周围，令人非常不适。为避免此现象，村民将草木灰、石灰或草药投放到粪坑里以毒杀蚊虫。此外，也有村民将草药悬挂于厕所内，以驱除蚊虫。 （三）医疗卫生
20世纪早期的羌民关于医疗卫生的认识和实践主要以生活经验与巫术为主。村民普遍认为，因鬼神和“毒药猫”等“不干净的东西”产生的疾病，轻的会出现头痛、肚子痛、呕吐和头晕等症状，严重的则会神志不清，发疯癫狂或是全身疼痛难忍。当地人根据经验及疾病的症状来判断是否因为鬼神所致。村民认为，鬼神所致的疾病发病比较突然，没有任何征兆，而且病情变化急促，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会变得很严重，经常伴有肚子疼和头疼的症状。遇到这种情形，看大夫吃药是不管用的，一般情形要去找释比或是懂“法术”的人“化水”②，更为严重者则要做法事进行禳解，以驱除病魔。
对于莫名其妙就昏迷不醒的人，需请释比为其驱邪。驱邪当晚要烧纸，送阴钱，并为病人念驱邪的咒语，大意为：我是某某大仙的弟子，请各路鬼魂来领钱，领了钱要消灾，放过病人回阴间，大家从此不相欠，否则就要施法，轻则处罚各路鬼神，重则置之死地。若有人全身长疮、做噩梦、四肢无力、精神不振，就需要请释比为其举行“送血冠”仪式。届时，主人家需准备一只羊或一只鸡，释比按照一定的程序，把代表病人的羊或是鸡杀死，将其血液滴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敬献给鬼，换回病人的健康。此外，还有打油火、叫魂、踩铧犁、捞油锅等驱邪治病的巫术仪式。村民认为风寒感冒、劳累过度、消化不良、吃坏肚子等疾病，并不是由于不干净的鬼怪所致。因此，不需请释比做法，而是采用当地的“土办法”，或是去找草药医生进行治疗。
二、20世纪下半叶阿尔村羌族的卫生习俗的变迁及其原因
（一）20世纪下半叶羌族卫生习俗的变迁
1.环境卫生的改善
2.清洁商品广泛使用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阿尔村村民就逐步开始使用洗衣皂和洗衣粉来清洁衣物，已不再使用草木灰作为洗衣剂清洗衣物。村里最早用的是洗衣皂，洗衣粉要稍晚些。起初，村民不但用洗衣皂和洗衣粉清洗衣物床被，还利用其清洗头发和身体。80年代后，村民开始用上了牙刷、牙膏，逐渐养成了早晚刷牙的习惯。90年代后，出现了各种香皂和洗头膏等清洁产品，此外，村里的洗衣机也慢慢多了起来，洗衣服较以前更方便省事。90年代中期，洗洁精已开始广泛在村民的厨房中使用，极大地方便了村民清洗锅碗瓢盆等餐具，也使餐具更干净卫生。一次性水杯的出现，不仅方便好用，而且更加卫生和清洁④，对减少疾病的传播，大有助益。到90年代后期，阿尔村羌民开始接触冰箱。冰箱的使用，减少了村民食用过期变质饭菜的次数，促进了羌民的身体健康。
3.疾病观与医疗行为的转变
1950年10月，龙溪乡卫生所建立，是距离阿尔村最近的医疗机构，所以村民平时生病都来这里进行治疗。同时，乡卫生所也是向民众普及和传播卫生知识的前沿阵地，县卫生机构的卫生普及宣传通过乡卫生所传达到各村寨。经医务人员长期宣传，村民就诊的切身体验，羌民对于疾病的产生和治疗已有了较为科学的认识。
在疾病的治疗方面，村民普遍选择去医院和诊所，或是找懂医术的大夫进行治疗，采用巫术和偏方进行治疗的村民已非常少。在阿尔村由罗秀琼负责的医疗站内的药品主要是西药和中成药。据她讲，前往医疗站就诊的人并不是很多，基本都是买点感冒药或是进行简单的伤口处理。村民大多都去龙溪乡的卫生所或是汶川的医院，以及更远一些的都江堰和成都的大医院接受治疗。村民朱忠福也给患者看病，他是中草药和祖传中医秘方“断灯花”的继承者。一次在村口正巧碰见他刚从汶川县城回来，买了很多阿司匹林、柴胡注射液、感康、诺氟沙星胶囊等西药。
（二）影响羌族卫生习俗变迁的原因
1.西医传入
2.赤脚医生
4.经济发展
三、20世纪羌族卫生习俗的变迁对羌族社会的影响
（一）丰富了羌族民众的疾病观与医疗实践
西医在羌族地区的传播和推广，促使羌族民众对疾病的预防、产生和治疗有了新的认识，丰富了羌族民众的疾病观与医疗行为实践。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羌人的疾病观认为，疾病的产生大多跟鬼神有关。其治疗疾病的医疗行为实践也过多地依靠村寨中巫医的巫术仪式。自西医传入羌区，羌族民众对于疾病的产生已有科学的认识。此外，1949年以后进行的各种卫生宣传和卫生运动，使羌民对于卫生清洁与疾病之间的关系有了深入的认识，各种卫生清洁行为已经融入羌民的生活，成为新的行为实践。
（二）改善了羌族民众的居住环境
20世纪80年代以后，羌族地区开展的人畜分居、饮水等活动以及电器商品的大量使用，对于改善羌族民众的居住环境与疾病预防具有积极的意义。以人畜分居为例，首先，将畜圈与村民的居住空间分开，使村民远离了畜圈所滋生的蚊虫，降低了蚊虫传播疾病给人的可能性。其次，畜圈与住房的分开，改善了村民住房内的空气质量，提高了村民的生活质量。
（三）拓展了羌族民众的活动时空
新的卫生习俗的形成，打破了羌族过去的许多有关卫生的禁忌，使羌族民众的活动不再受到此类禁忌的束缚，从而扩展了民众的活动时空。20世纪80年代以来，羌族地区的很多禁忌已开始逐渐淡化和消亡。例如，在一年一度的羌历年祭祀仪式中， 80年代以前并不允许已婚的妇女参加，而现在则是不管男女老少，村里村外都可以参加。又如，以前羌族的妇女生小孩，都是在家里房屋底层生，而现在则是在医院进行生产。再如，过去阿尔村流传着关于“毒药猫”下毒害人的说法，认为在二月和八月不能乱串门，平时也要少走夜路，以免碰见“毒药猫”害人，现已没有人相信这样的告诫，任何时候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来去自由，不受约束。
（四）增强了羌族民众的身体素质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西医的传入和疫苗注射工作全面展开，以及政府长期的卫生知识宣传中，村民对于卫生与疾病、卫生与健康已有科学的认识。对于疾病的认识和医疗行为实践的改变，使羌族民众的身体素质得到显著提高。如今的阿尔村羌民，已普遍认识到预防疫苗对于小孩健康的重要性。根据笔者在阿尔村的调查，自1950年开始接种牛痘，以及注射各类预防疫苗以来，村里的小孩死亡率明显降低，现已很少有小孩因患传染疾病而夭折的事件。此外，身体素质的显著提高，也反过来促进了羌族民众卫生意识的进一步增强。
综上所述，20世纪羌族卫生习俗的变迁是外因与内因相结合的结果，即在政府的卫生行政和市场经济，与羌族社会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羌族民众卫生意识的增强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政府和市场是外因，是羌族卫生习俗变迁的主要推动力，羌族社会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羌族民众卫生意识的增强是内因，在一定程度上其变迁也是前者影响的结果，但前者需通过后者才能发挥作用。西医的传入、卫生宣传、赤脚医生、爱国卫生运动和市场经济的繁荣是20世纪羌族卫生习俗改变的外在推动力，羌族社区经济的发展是卫生习俗改变的内部直接作用力。在内外力的共同作用下，羌族卫生习俗发生了诸多改变。与此同时，羌族卫生习俗的改变对羌族民众的医疗行为实践、居住环境、活动空间和身体素质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周锡银，刘志荣.羌族[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年.
[2]何斯强，蒋彬.羌族・四川汶川县阿尔村调查[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4]阿坝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阿坝州志[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