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进入19世纪后，中外学者开始关注彝族文化，并有不少著述问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彝族文献的搜集、翻译、整理、出版成就卓著。尤其是106部①《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出版发行后，社会反响很大。但是毕摩文献仅仅是彝族文献中的一部分，在包括译著、彝族文化人用汉语文及其他语种撰著的作品、彝文文献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有相当规模的语境下，应当树立“彝族文献”的概念，并对之进行科学分类。分类是对事物从具体到一般的认识，所以对彝族文献分类的研究关系到彝族文献价值的实现。本文从《彝族毕摩文献经典译注》说起，对彝族文献的分类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抛砖引玉。
[关键词]彝族；毕摩经典；彝族文献；分类
一、《彝族毕摩经典译注》概述
《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的出版面世，从大的方面说，作为有史以来彝族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党和政府民族政策的硕果。从具体的方面说，楚雄彝族自治州党政在对待民族文化事业上，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卓有成效。在社会上盛行追求“经济效益”的语境下，为了弘扬和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克服本身财政比较紧张的状况，为天下先，投入巨资，组织人力、物力，实施毕摩文献搜集、翻译、整理、出版工程，不仅是对彝族文化积累和发展的贡献，也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丰富做出了积极贡献。
正因为《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的出版面世是有史以来彝族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的丰富，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所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以 “云贵川百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研究”为题，作为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第二批）向社会发布，意在使学界对彝族毕摩文献这一宝贵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研究。
从106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文本源”上看，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以云南彝区为主，在云南彝区源自武定、禄劝、双柏三地的文献几乎占了三分之一左右。从文本提供者看，一是云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收藏的文本，二是云南省古籍办收藏的文本，三是在云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工作的学者、专家采风搜集、翻译和整理的成果，四是云南红河彝区提供的文本。除这四个来源之处外，才是其他彝区的。客观地说，《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因为是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投资实施的彝族文化工程，立足云南彝区，在云南彝区立足楚雄，面向全国，这是很自然、无可非议的。同时，检阅106部毕摩文献，还发现一个现象：除文本源的地域性外，那就是106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中，每一部文献的提供者或者是某一人，或者是某几位搜集翻译的。
《彝族毕摩经典译注》文本源的地域性特点和收藏、提供者的特点，映射了彝族毕摩文献的一种重要历史文化现象：即从文本源上看，彝文虽然使用较早，几乎所有彝区都有毕摩文献，但大致而言，过去存在过彝族地方政权之地的毕摩文献最丰富。比如武定、禄劝等地过去是凤氏土司地方政权存在之地，所以毕摩文献丰富，因而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中所占比例最大。这种现象，为学界研究彝族毕摩文献的收藏、传播特点，尤其是研究毕摩文献历史上与彝族政治文化的关系，提供了现实的素材。
但是，如果从文献分类学的角度检阅106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给人的强烈感觉就是很有必要按现代文献分类学对之进行分类。前述将106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分为祭祀经文、文学、天文历法、历史、医药、教育、语言、军事、账簿文书9类，这是本文针对这106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就事论事的做法。虽然毕摩文献中肯定有这9类内容，但也不排除在这9类之外还会发现其他内容的文本。《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的总序将毕摩文献分为原始宗教、历史、谱牒、哲学、伦理、天文律历、地理、文学、艺术、医药、农牧生产、军事、译著、文书及文告、文字等15类，因此从总序看，在实施《彝族毕摩经典译注》这个重大文化工程时，在其规划中是分了类的。但是，在具体展现在读者手中的出版成果中，并不是以总序划分的15个类别展开的，而是106部，每部往往又包括了若干篇目（卷），而且有的“部”中所包含的（卷）篇目，存在学科的跨度。例如：第106部，封面题名为《太上感应篇》，但其文本中除了《太上感应篇》外，还有《毕摩绘画》。第77部封面标题是“彝族神座布局图”，但所包括的文本除了“彝族神座布局图”外，还有“城域金沙江”、“君长阿基史”等篇，虽然都属于毕摩文献领域，但与总标题“彝族神座布局图”不属一个类别。总之，仅从文本形式而言，从逻辑学的角度看，书中文本篇目与封面的“题名”有属种不分、外延处于相异关系等情况。当然，这样的现象与这个文化工程相比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不过也多少影响查阅和检索研究的方便。 从以上所述可知，在毕摩文献搜集、翻译、出版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前提下，对其进行科学的分类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二、毕摩文献分类的意义
对毕摩文献进行文献学的分类，对毕摩文献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从逻辑学的角度看，类是指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的个别事物的集合。分类是指以事物的本质属性或其他显著特征为根据，把各种事物集合成类的过程，是人们认识事物、区分事物、组织事物的一种逻辑方法。文献的分类就是以文献分类法理论为工具，根据文献所反映的学科知识内容与其他显著属性特征，分门别类地、系统地组织与揭示文献的内容属性。其目的，一是按学科知识的系统组织文献，二是按学科知识体系揭示文献内容特征。最终，使文献在传播环节中，即在图书馆、文献信息机构、图书营销中，便于组织分类排架，建立分类检索系统，有利于查阅、研究和管理。所以，要使毕摩文献进入传播渠道，以更好地体现其价值，便于研究，必须以文献分类学的理论对其进行符合逻辑的分类。
另外，在这种分类中如果把“文学艺术”作为“属”，那么所包括的“种” ，即神话、史诗、诗歌、散文、小说、传说、故事、戏曲、音乐、舞蹈、美术十一个小类中，针对彝族文献就不好办。因为彝族的神话、史诗、传说甚至包括童话故事，过去都是以诗的形式表现的，而且有的神话、传说、史诗在过去的传播中也是“唱”或“唱诵”的，甚至用彝文翻译自外民族中流传的散文作品时，多数文本也是用彝语五言诗体形式翻译的。所以从逻辑上看，这种分类如果没有特别的注释说明，就容易使人对以诗体形式表现的彝族神话、传说、史诗文体的归属上产生疑惑：即遇到具体作品时，不清楚是归入诗歌还是神话或者传说、史诗。
联系到上述的《彝族毕摩文献译注》所存在分类问题，笔者以为，用彝族母语形成的古籍文献主要是毕摩文献，所以彝族古籍文献中毕摩文献的内容最为丰富，因此对之进行科学分类有很实在的意义。
前述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对文献的四分法、七分法，以及20世纪学界出现的五分法，在历史上曾经是有其价值的，但现看来局限性很大。所以对毕摩文献应当以现代文献分类学进行分类，才便于检索、研究，才能更好地使毕摩文献这宗文化遗产，进入现代文献分类系统，更好的发挥“文化力”的作用。从实践过程看，现代文献分类学中有体系分类法、分面分类法、网络信息分类法。其中的网络信息分类法，是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后各种文献在分类上面临的共同问题。 我国现在的图书文献分类主要是采用的体系分类法，国外的《杜威十进分类法》、《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也是采用的体系分类法。体系分类法是以科学分类为基础，依据概念的划分与概括原理，把概括文献内容与事物的各种类目组成一个层层隶属、详细列举的等级结构体系，有的称为列举式分类法、枚举式分类法。这种分类法由主表、标记符号、复分表、说明和类目注释、索引等五个部分构成。其中的主表是由基本部类、基本大类、简表和详表逐级展开而形成的类目表。很显然，这种分类方法对于毕摩文献的分类也是适用的。
三、彝族文献的分类建议
其实，在彝学领域不仅是应当加强毕摩文献的分类研究，还应从毕摩文献的分类研究加以拓展：一是拓展到彝文文献的分类研究，二是拓展到“彝族文献”的分类研究。
彝族历来是一个开放的民族，所以其文化也显示出开放性，因而表现出丰富性。因此，彝族的古籍文献除了用彝语文书写的以毕摩文献内容为主的彝文文献以外，还有历史上有汉文化素养的彝族知识分子用汉文书写的文本，比如贵州彝族先贤余家驹的《通雍余氏宗谱》就是一例。除此之外，还有彝族历史上的文化人对异民族文献的翻译，而且有的翻译文本附载于毕摩文献之中。所以，现在对彝族“文献文化”的认识或研究，不能再局限于毕摩文献，应当立足于所有的彝文文献、彝族知识分子用汉语文书写的文本、彝族知识分子用彝语文对其他语种的翻译文本，在分类上应立足于包含这三种文献内容的“彝族文献”。
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的照耀下，彝族文化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比如在彝族文献方面，已经有相当种类和数量的文本或内部刊印传播于一定的学术圈内，或公开出版面世。面对众多的彝族文献，没有进行科学的分类，给检索运用、全面认识彝族文献带来极大的不便。所以，作为一种“彝族文献文化”或彝族文化的载体，对彝族文献进行科学的分类研究已经是当务之急了。
在此，笔者参照现代文献分类法中的体系分类法，据彝族文献实际把彝族文献分为以下几个“基本大类”：
1.彝文文献
作为一级目录，本基本大类中包括这样两个二级目录：（一）古代彝文文献，（二）现当代彝文文献。考虑到彝族历史上有彝族文化人用彝文留下的文献，所以作为三级目录，古代彝文文献分为毕摩文献和大众彝文文献即四川彝语所称谓的“佐佐特依”。接下来以现代学科把毕摩文献和大众彝文文献，按属种关系再依次进行划分。
2.彝族文化人用其他语种撰著的文献②
这里之所以不限定为汉语而是其他语种，是考虑到有彝族文化人用英文及其他外语进行撰著的情况存在。
作为一级目录，本基本大类中也包括两个二级目录：（一）古代文献，（二）现当代文献。接下来按现代学科把彝族文化人用其他语种撰著的文献，按属种关系依次进行划分。
3.译著
为了查阅和研究方便，作为一级目录，本基本大类中包括这样两个二级目录：（一）古代译著文献，（二）现当代译著文献。接下来再按现代学科把这两类译著按属种关系依次进行划分。比如现代译著，就可以分为政治、科技、文学等，其中的文学又可以分为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作家文学又可分为诗歌、散文、小说，等等；民间文学又可分为寓言、神话、传说、民歌，等等。所谓政治类，比如现代翻译的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文件等即如是。
之所以在此专门列一个古代译著，是因为据相关文献记载，历史上彝族文化人有翻译实践存在，如清代彝族学者安国泰在道光年间编撰的《大定府志》卷四十九《水西安氏本末》附录有《土目安国泰所译夷书九则》之说就是一例。虽然现在对这种文献发掘极少，但不能定论今后不会发现这类作品，所以预留目录位置很有必要。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毕摩文献中有大量的翻译作品，对这类作品归入这里的译著基本大类，还是归入彝文文献基本大类中的古代彝文文献里的毕摩文献，需要学界深入研究。
有了这样的体系分类框架，就可以按体系分类法，编制主表、简表、标记符号、复分表、说明和类目注释、索引，从而大大方便彝族文献的终端运用，特别是可以此为基础，尝试对彝族文献的网络信息分类。网络信息分类法具有满足对互联网上各种类型信息组织的需要，满足对互联网上各个知识领域信息组织的需要，具有科学、实用性，能满足各类用户浏览查询的动态分类体系；能充分揭示信息知识内容的相关性，对搜索的信息进行有效的控制和过滤；面向最终用户，能与主题检索相互配合，有丰富的信息输出等功能[4]（P.84-86）。与此同时，出现了文献的联机检索系统和光盘检索系统。因此，从宏观或顶层层面树立彝族文献大概念，并进行科学的分类很有必要。
参考文献：
[2]朱崇先.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3]中央民族大学彝文文献编译室.彝文文献学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4]俞君立，陈树年.文献分类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