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四卷六编300多万字的《中国彝族通史》，终于在2012年正式出版了。该通史从远古一直写到1949年，采用编年史的办法，对彝族社会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变迁作了详细的论述。之所以采用编年史的方式，是因为彝家人向来有族谱和父子联名的传统，有的已连几十代，同时还有大量彝文古籍存在，这样编写起来就顺当多了。
这部通史的出版，可以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的通史研究填补了一个空白，彝族人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通史，是值得大歌大颂的一件大事。作为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之一，我虽然没有参加具体写作，但关键的几次会和审查却是参加了的。故而有些事要记一记，有些话要说一说。
该书从决定编写到正式出版，足足花了十年功夫，应了十年磨一剑的古语。
2001年9月8日至11日，昆明的滇池之滨，在一座新落成的五星级酒店里，正举行着川滇黔桂四省区第八次彝学古籍整理协作会。参加此次大会的有来自北京的伍精华，四川的冯元蔚、孙自强、马开明、刘少先，云南的李桂英、卢邦正，贵州的龙志毅、禄文斌、禄智明等在任或曾担任过省级职务的领导干部十余人和四省区的彝学专家学者，如云南的李埏、张鑫昌、乌谷（张冲之子）、马立三，贵州的陈英、余宏模等等。真可谓济济一堂，群贤毕至。用彝家的话说，他们都是“头人”，伍精华则是群龙之首。他担任过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而今是国家民委第一副主任。其余的人，有的担任过省委副书记，有的是省一级人大正副主任或政协正副主席，有的则兼而有之。
伍精华在作主题发言时，提出了编写彝族通史的建议，受到了全体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与会人员也深知：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不仅涉及历史而且涉及到考古、理论、社科（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学科的跨越、交叉，而且有许多难解之题。如族源：便有氐羌、北来、南来、本土等说法，又如文字，彝族是有文字的，但源于何时？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贵州还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研究已久，而未得结论的“夜郎国”。贵州民族学院（今贵州民族大学）出生于毕摩世家的王子尧教授，前不久推出一部“世藏”的夜郎史稿，将夜郎国的首都正式定在赫章县的可乐。此外，对夜郎历代君主以及政治、经济、军事等都有说法，被媒体大为炒作，但未受到学术界的承认，消息传来，外事部门已订其为“礼品书”等等，这些难题，都增加了通史的难度。正因为如此，会议决定全体彝族省级干部为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并公推伍精华为主任主其事，张鑫昌、马立三（曾任云南省民委主任）、余宏模等为编辑；刘尧汉、李埏等教授因年事已高，只好聘为顾问了。
王天玺整整抓了一年多时间，到2010年冬天在贵州花溪开彝学会时便把初稿拿出来了。会议用了半天时间，由参加会议的编纂委员和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参加，讨论通史收尾问题。这个会我参加了，还发了言，记得是从编写进度很快的角度来说的。听了王天玺和马立三等人的发言后，我感觉他们是在收尾。便个别向马立三（此时王天玺已离会）提了个建议：既然编纂委员会是通史领导机构，是否能结束，怎样结束？便只能由编纂委员会决定，何况这次有的编纂委员会成员，如云南的李桂英等并没有到会。马回答说：他和王的发言是有就此结束的意思，主要考虑是再开编纂委员会很麻烦。既然我提了意见，他们回去认真研究一下。次年初，我便接到去云南楚雄参加编纂委员会的通知。4月中旬我和禄文斌按通知去了楚雄，四川的几个人也去了，大家审定了初稿，宣告大功告成。应该说明的是：初稿依然是到会后才发给个人的，只有半天加一个晚上的时间，而且个别副主任如云南的李桂英、卢邦正未参加，云南只有马立
三、阿苏达岭等人参加，后来罗正富（现云南政协主席）也去了。所以有的问题如“族源”，定的是本土说，当然，这样定也是有道理的。在彝族社会向来流行着一种说法：“望帝春心托杜鹃”的望帝，便是彝族先民中一个了不起的英雄杜宇，彝话叫笃慕，他约生于公元前800年，曾进入蜀地，建立了蜀国，晚年回归乌蒙一带（今昭通），主持了“六祖分支”，彝族也因而在西南发达起来。但汉族学者早先研究的是彝族来源于氐羌的演变，已经先入为主，便只好成为一家之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