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既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召集门下文人杂采众书编纂润色而成的一部笔记小说，又是一部记载汉末魏晋士人生活方方面面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社会百科全书。特别是梁刘孝标的注，博引古籍，作出了很多独特的是非评判，具有很高的史料和学术价值。魏晋以来，门阀士族不仅在政治上据有高位，在经济上也是享有特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经济消费方式呈现出畸形的状态。本文试以《世说新语》中具有代表性的王氏家族经济消费为例，对其畸形性消费状态进行述评。笔者不揣冒昧，所抒之浅见祈能抛砖引玉，以正方家。
一、《世说新语》中王氏士族畸形性消费具体表现及特征分析
《世说新语》中所涉之王氏主要包括太原王氏、琅琊王氏和东海王氏。太原王氏和琅琊王氏是中古时期著名的望族之一。据王洪军博士考证，太原王氏和琅琊王氏皆源于先秦周灵王太子晋，太原王氏出自王离次子王威，琅琊王氏出自王离长子王元；东汉末年，太原王氏王柔、王泽均为一方大吏，名闻政坛，由于北方战乱及仕宦调动，建安年间移居河内野王，曹魏之初迁洛阳，晋末南朝迁建邺（康），而王柔后世王沉一支仍留北方。[1]《世说新语》记载太原王氏经济消费情况最多的是王济。王济，字武子，西晋大将军王浑次子，东汉王泽曾孙，“少有逸才，风姿英爽，气盖一时，好弓马，勇力绝人，……，起为骁骑将军，累迁侍中”（《晋书・王浑附子济列传》）。《世说新语》涉及王济（武子）的共有16处，其中以他为主的有11处。关于他的经济消费状态，《世说新语・汰侈》篇载其事三则：
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绫罗绔，以手擎饮食。蒸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帝甚不平，食未毕，便去。王、石所未知作。
王武子被责，移第北邙下。于时人多地贵，济好马射，买地作埒，编钱匝地竟埒。时人号曰“金沟”。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常莹其蹄角。王武子语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赌卿牛，以千万对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谓骏物无有杀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却据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来！”须臾，炙至，一脔便去。
第一则讲王济在家宴请武帝（余嘉锡在笺疏中引程炎震语：“济尚常山公主，故帝幸其家”），不仅食器珍贵，侍女服饰华美，而且清蒸用人奶喂饮的小猪。这种奢侈连身为帝王的晋武帝都无法接受，退席而去。房玄龄在《晋书》中对其评价为“性豪侈，丽服玉食”是比较贴切的，其“丽服”的穷尽奢华，可从其家中最下层百余侍女的穿戴（婢子百余人，皆绫罗绔）想见一斑；其“人乳饮”可能也仅仅是“玉食”一角，就连帝王乃至以奢侈闻名的王恺和石崇也黯然失色。如果说第一则只是消费的极度奢侈性，那么第二则述其即使在政治低谷（王济与堂兄王佑不和，被王佑排挤而迁居北邙山下）依然挥金如土，不仅成为洛阳“地王”，而且串钱绕地围墙，时人称为“金沟”。第三则讲其动辄以千万豪赌，且暴殄天物，就连富豪王恺（君夫）都认为“骏物无有杀理”。而他不仅立即命人挖出牛心烧烤，且只尝一块扬长而去，奢侈浪费无度无人堪比。此三则王济事，《晋书》本传皆有载。
琅琊王氏自东汉王吉任谏议大夫始门庭显贵，南渡之后，盛于江左，世称望族，特别是东晋一朝，内有王导身居丞相高位20余年，外有王敦执掌兵权，更是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巩固了王氏显赫地位，与谢安一门，号为“乌衣巷世家。”《世说新语》所记琅琊王氏较多，在经济消费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王戎其人其事。王戎，字冲，系凉州刺史王浑之子，“幼而颖悟，神彩秀彻”，性至孝，善清谈，“竹林七贤”之一，袭父爵，官至吏部尚书。《世说新语》所涉王戎事共24则，《俭啬》篇载事三则可知其对金钱的态度：
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
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
王戎女适裴，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
这三则事《晋书》王戎本传皆有记载。它反映了以王戎为代表的魏晋士族另一种畸形性消费状态――吝啬性消费。吝啬性消费就是个体完全具有完成某项消费的物质条件，却在该消费时表现出过度吝惜以致消费极少甚至不消费的状态。以往学者们对王戎以上三则言行多以人性的贪婪和吝啬论；其实，如果从经济学角度讲，他的守财行为（第二则事）和经济支出行为（第一则事和第三则事）与他“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的财力和收入极不相称，和奢侈性消费一样都是一种畸形的消费状态。《晋书》王戎本传载其“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第二则刘孝标注引《晋阳秋》“王戎多殖财贿，常若不足”，可见他并不差钱。然而，他为何如此守财，以至于侄子结婚，送一件单衣还要要回呢？其实，王戎一直以来都是一位很有经济头脑，很会算计得失的人。“路边苦李”[2]的故事就说明他自小就不会去尝试没有收获之事。其父去世，原部属纷纷送来赙仪达百万钱，而王戎皆婉言谢绝。此举刘义庆认为王戎德行好。笔者认为，这是王戎从政治和经济角度经过多番思虑作出的决策，婉拒赙仪才是给他未来带来更高政治地位和更多经济回报的明智选择。事实证明他是对的。魏晋时期注重清誉和名士评价，他由此而声名大噪，袭父爵，由相国掾晋升至河东太守、荆州刺史等职。他还曾“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世说新语・俭啬》）然而，这种经济得失的算计如果太过，必然走向过分的守财和消费的吝啬。
东海王氏即东海郡郯县（今山东郯城县城北）王氏，显贵于东汉会稽太守王朗，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是一方望族。王朗子王肃，魏末官至卫将军，有子八人：其中，女王元姬嫁与司马昭为妻，为晋武帝司马炎之母；子王恂官至车骑将军，王虔官至尚书，王恺官至后将军。王恺，字君夫，“少有才力，历位清显，虽无细行，有在公之称”，“既世族国戚，性复豪侈”（《晋书・外戚列传》），生活极其奢侈，曾得武帝之助，与石崇斗富，名噪一时。《世说新语・汰侈》篇详载如下： 王君夫以澳釜，石季伦用蜡烛作炊。君夫作紫丝布步障碧绫四十里，石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石以椒为泥，王以赤石脂泥壁。
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
二人斗富之事，《资治通鉴》《晋书》等多有记载，它反映的是魏晋士族一种没有任何物质实际意义的夸耀性消费状态。王恺用蜜糖水洗锅，石崇便用蜡烛当柴；王恺做了四十里的紫丝布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的锦步障；王恺用赤石脂涂墙，石崇便用花椒。用蜜糖水刷锅洗碗并不科学，也洗不干净，王恺此举只是为了夸豪斗富，不管当时蜜糖水多贵，这种消费完全违背了蜜糖水应该发挥的使用价值，既是一种物质的极度浪费、畸形的夸耀消费，更是愚蠢到无可附加。石季伦即石崇，官至荆州刺史，“劫远使客商，致富不赀”，富可敌国，“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
他生活的铺张浪费，奢侈糜烂可从以蜡代薪、五十里锦障、花椒墙、令武帝资助的王恺“惘然自失”等事件中略见一斑。然而，这种令人痛恨的夸耀性消费并不是个别现象，在当时已蔚然成风。《晋书・食货志》载：“太康元年，……，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夸尚，舆服鼎俎之盛，连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树”。《晋书・何曾列传》则载太傅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过于王者”，“食日万钱，犹日无下箸处”，认为万元一顿的饭，还无从下筷；其子何劭有过之而无不及，“骄奢简贵，亦有父风。衣裘服玩，新故巨积。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时论以为太宫御膳，无以加之”，没有三四万的饭不吃，胜于御膳。可知，连父子都在竞赛奢靡，这种夸耀性的消费是何等的触目惊心。
综上所述，从《世说新语》的记载可看出，以王氏为代表的魏晋士族的经济消费呈现出一种极其畸形的状态，主要表现为：奢侈性消费、吝啬性消费和夸耀性消费。这三种消费模式都不仅仅是王氏家族的特例，而是整个魏晋士族的普遍消费状态。典型的还有石崇、何曾、羊之、和峤等。大家士族的这些消费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不相称，而与普通消费者和寒门子弟的消费形成鲜明对比。《晋书・光逸列传》记载有寒门子弟光逸寒冬无衣可换的史实：“初为博昌小吏，县令使逸送客，冒寒举体冻湿，还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卧。令还，大怒，将加严罚。逸曰：‘家贫衣单，沾湿无可代。若不暂温，势必冻死，奈何惜一被而杀一人乎！君子仁爱，必不尔也，故寝而不疑。’令奇而释之”。可知，魏晋时期，当豪门士族挥霍无度时，却不知寒门百姓正衣食堪忧，整个社会的经济消费体系呈现出上下极度不对等的畸形状态。南朝宋刘义庆等人作为后来的旁观者也清楚地注意到当时这一社会经济消费风气，在编纂《世说新语》时特单列《汰侈》和《俭啬》两篇予以记载。
二、魏晋士族畸形性消费的成因探析
魏晋士族畸形性消费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这一现象既有经济、政治上的原因，也有文化乃至消费心理的因素，是多重原因形成的综合体。
（一）经济上，魏晋以来商品经济的逐步繁荣和士族地主庄园经济的盛行是畸形性消费形成的基本物质条件。
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学界已有关注，例如青岛大学刘怀荣教授在其《论魏晋南北朝歌诗发展的经济基础》一文中指出“土地制度的变革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无一例外地构成了三个阶段（即其文中指出的曹魏、西晋初期和南朝大部分时期）歌诗创作与消费繁荣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和动力”[3]。目前，虽然对于魏晋南北朝市场经济是否繁荣这一问题尚存在争议，并且这一问题属于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范畴而非文学范畴，但是，要探讨魏晋士族畸形性消费的经济成因，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对于此，笔者赞同首都师大历史系蒋福亚先生的观点。他通过对大量史实和数据的梳理和分析，得出：“魏孝文帝改革后，北方社会经济恢复了，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同时也就进入了恢复的阶段。本时期的南方则承袭了两汉以来的趋势，有明显的发展，三吴终于成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新生的经济重心，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也从无到有，并逐步走向了繁荣。”[4]魏晋以来商品经济逐步繁荣所带来的各种市场和交易的增多、各类生产和生活用品的丰富，为魏晋士族畸形性消费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魏晋士族地主庄园经济的盛行则是畸形性消费现象发生的物质保障。周知，自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西晋实行占田法、荫亲、荫客制等以来，魏晋士族在政府的默许和自身的巧取豪夺中封山占泽、“创辟田园”、“兴立邸舍”，并依法占有大量劳动力，庄园经济得以形成并逐渐兴盛，如石崇的金谷园、陆机的华亭庄园等等。他们的财富积累并非来自正当的经营，主要依靠大肆剥夺租佃农民的剩余劳动甚至部分必要劳动，贪赃聚敛，巧取豪夺。财富太过轻易的获取，一方面为他们的享乐奢侈提供雄厚物质保障，同时，也造成了他们不知珍惜劳动成果，甚至暴殄天物，生活上奢靡无度、大肆挥霍，在消费行为上呈现出奢侈、浪费等畸形性特征。
（二）政治上，当朝统治者的默许、不作为，甚至纵容和倡导为畸形性消费保驾护航。
前已叙及，王恺和石崇夸豪斗富，太傅何曾父子三餐胜于御膳，并竞赛豪奢；实际上，作为一个国家统治者，应该禁止这种花钱竞赛、糜烂竞赛。然而，当朝晋武帝司马炎非但不制止，还暗助王恺以胜石崇。对于何曾父子所为，已有官员刘毅等表示不满，劾奏力谏以望惩治；晋武帝却“以其重臣，一无所问”（《晋书・何曾列传》）。原因是他本身就是个无度荒淫奢侈之徒。[5]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他身边出现王恺、石崇、何曾之辈也就不足为怪。
（三）文化上，儒家文化的逐渐衰微是畸形性消费形成的外部社会条件。 汉末至魏晋一段，战乱频仍、政治严苛。士人即使入仕为官，展现他们眼前的常常是触目惊心的杀戮，体会到的也常常是官场的残酷和政治的恐怖。在这种情况下，儒家“修齐治平”思想便被迫发生分离，士人开始转向于玄学，崇尚个体的率性、追求人生苦短的放纵。魏侍中应璩之孙应詹看到时弊，向晋元帝司马睿直陈：“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虽有儒官，教养未备，非所以长育人才，纳之轨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义，先令国子受训，然后皇储亲临释奠，则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晋书・应詹列传》）。然而，两汉确立起的儒家道德文化模式的衰微已势不可挡，崇俭禁奢的思想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率性”、“任其所欲为”，挥霍奢侈、及时行乐的风气。门阀士族奢侈无度、堪比皇室的畸形消费潮流既是超越儒家礼制的象征，也是当时社会文化风气的产物。
（四）魏晋民众在商业文化下新的货币观、消费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是畸形性消费现象出现的主体条件。
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形态就是农业社会。农民从事土地生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天吃饭；然天有灾丰且灾多丰少。故而长期以来，他们渐形成农耕文化“倡俭反奢”的消费观和“重德轻利”的货币观。商业行为的趋利本质和农耕化的巨大反差，加之封建统治者“重农抑商”之策，则使商人地位低下，被称为“末技游食之民”。自“文景之治”对商业发展的扶持，魏晋以来，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逐渐形成，普通民众也开始重视手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从事商业活动的人逐渐增加。如晋元帝时，“三吴大饥，死者以百数”，后军将军应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饥者。而军兴以来，征战运漕，朝廷宗庙，百官用度，既已殷广，下及工商流寓僮仆不亲农桑而游食者以十万计。不思开立美利，而望国足人给，岂不难哉！”（《晋书・食货志》）应詹所表“不亲农桑而游食者以十万计”虽有所夸张，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经商者之多，贱商的思想有所改观。同时，他们对金钱的认识和消费心理也慢慢地发生着变化。西晋鲁褒在其《钱神论》中对时人的货币观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为世神宝，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6]此文讥讽世风的金钱崇拜，反映出当时民众对金钱的痴迷，说明民众的消费观和人生观已由农耕文化的“重德轻利”转向商业文化的“重利轻义”，由“尚德”转向“尚奢”。魏晋民众这种商业文化货币观、消费观和人生观的形成既是受因于商业经济的强力冲击，也是当时物欲泛滥、奢侈横行现象出现的主体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说，魏晋士族畸形性消费现象的本质就是魏晋士人在逐步繁荣的商业经济所形成的商业文化冲击下，表现出的对物欲的过分放纵，是一种与农业文化“尚德”人生观相对的商业文化“尚奢”人生观的现实反映。
注释：
[1]参见王洪军博士学位论文《名门望族与中古社会――太原王氏研究》第71页。
[2]参见《世说新语・雅量》篇：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4]参见蒋福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5]两汉治国先后以黄老和儒家思想为宗，都“崇俭禁奢”，倡导节俭。时至曹魏，特别是末期，风俗颓废，生活豪奢。司马炎开晋以来，初期吸取曹魏教训而发展经济，“矫以仁俭”，以致出现“太康之盛”；灭吴后，却逐渐怠惰政事，荒淫奢侈无度。史载其“致荆山之木，采华山之石，铸铜柱十二，涂以黄金，镂以百物，缀以明珠”以修宗庙，其“羊车临幸嫔妃”之法也可窥其荒淫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