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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淡了刀光剑影，
远去了鼓角争鸣，
眼前飞扬着一个个鲜活的面容。
湮没了黄尘古道，
荒芜了烽火边城，
岁月呵你带不走那一串熟悉姓名。
千古兴亡谁人定，
盛衰岂无凭。
一页风云散，
变幻了时空。
聚散皆是缘，
离合总关情。
担当了生前事，
何计身后评。
长江有意化作泪，
长江有情起歌声。
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
人间一股英雄气，
在驰骋在纵横。
这是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插曲之一。这首歌主题分散，焦点游移；但是，这首歌却逐一涉及了电视或者电影对于历史的兴趣所在：刀光剑影，边城古道，皇室名流，江山兴亡，英雄美人，或情或缘……的确，历史正在成为众多导演的汇聚之地；他们仿佛掘到了一个取之不尽的矿藏。当然，如果考察一下导演们心目中的历史是什么、他们仅仅对历史的哪些方面兴趣、他们试图用历史说明什么，人们会得到种种意味深长的发现。然而，在我看来，人们首先必须回到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之上：中国的文化传统之中，"历史"这个概念承担了什么功能？现今的语境之中，人们又在什么意义上再三地重提"历史"？
这个意义上，历史文本拥有强大的权威性。这种权威甚至投射到其他文类之中，例如小说。历史文本不仅为早期的中国小说提供了灵感，而且，小说的形成很大程度地源于史传文学。尽管班固将小说的来源形容为"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但是，历史与小说的特殊联系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掩护。如同荷马缔造了西方文学的传统一样，中国小说的始源之处存在着司马迁。中国小说史的考察发现，"魏晋小说多以史家记录为对照，习其记事之法，仿其记事之体，内容则多取史家舍弃或遗漏之事，故有杂史、野史之称。"（3）杂史杂传广泛搜罗奇闻异事，意在补充正史。某些记载之中的小说即是出于史官之手。唐代长孙无忌的《隋志-杂传类序》认为，这些杂史杂传"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因此，某些正统文人开明地承认了小说的价值--正像唐代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之中所说的那样："是知偏纪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既然如此，他们理所当然地将历史文本--特别是历史文本的如实记录--确认为小说核对情节的中轴线；小说仅仅是历史的副本。这种观念形成了双重的后果：首先，某些小说挟历史的声望而自我肯定；正史的记录范围有限，小说是正史的拾遗补漏--这不仅是小说存在的理由，同时是小说分享正史权威的理由。其次，相当长的时间里，小说不得不蜷缩在历史的阴影之下，遵循历史文本的规则，充任历史的秘书。想象、虚构、揪人的悬念、曲折的情节和个性分明的性格--诸如此类的美学特征不得不遭受历史文本的强大压抑。由于历史学的统治，历史学与文学之间的深刻分歧久久得不到正式的伸张。历史学的衰微与文学的反叛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晚清的历史小说家吴沃尧曾经指出，文学的生动有趣乃是历史的短缺；撰写历史小说的目的是为了"使今日读小说者，明日读正史如见故人；昨日读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读小说而如身亲其境"（4）--这里，文学不再是历史边角料的收容队，文学是以独特的美学功能弥补历史学的拘谨乏味。在他看来，"小说虽一家言，要其门类颇复杂，余亦不能枚举。要而言之，奇正两端而已。余畴曩喜为奇言，盖以为正规不如谲谏，庄语不如谐词之易入也。"尽管如此，吴沃尧仍然对这种劝诫表示接受："撰历史小说者，当以发明正史事实为宗旨，以借古鉴今为诱导；不可过涉虚诞，与正史相刺谬，尤不可张冠李戴，以别朝之事实，牵率羼入，贻误阅者"。（5）显而易见，与其认为这些观点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骑墙，无宁说这是历史学与文学之间无奈的折衷。可是，这种折衷究竟能持续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