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分析了消费时代视域下，女性主义写作的存在立场及社会映射，并针对女性身体写作和女性身体创伤写作，结合香港女性主义作家李碧华的作品《胭脂扣》进行文本分析，在中国文化复杂性和经济社会消费性的背景下，对女性主义写作的方向提出探讨意见。
关键词：消费时代 女性主义 身体创伤 《胭脂扣》
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随着商品经济的日臻发达，女性地位逐渐提高，女性主体意识愈发强烈，加之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作品的传入，使得一大批女性主义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现身文坛。斯时，不得不提到可谓之为女性主义意识觉醒的代表作品之一 ――李碧华的《胭脂扣》。这部中篇小说，讲述了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香港的有关石塘咀红牌阿姑如花与富家公子十二少之间的一段凄美爱情故事。
一、随想《胭脂扣》
阿姑如花不顾世俗舆论的压力，毅然倾心于富家公子十二少，不问柴米油盐、不管流言蜚语的脂粉生活固然潇洒风流，但是当二人念及嫁娶之事，却不得不面对十二少家人的反对。纵然二人一片倾心可敌双亲的唾之弃之，却难抵钱银无续带来的生活困窘。养尊处优的十二少已然无能于生计，如花的重操旧业也只能使得二人感情的裂缝愈难缝合。面对生活的无能为力，他们只能通过吸食鸦片来逃避困顿的现实。出于对爱情无果的无奈，也出于对十二少浓烈似酒的挚爱，如花选择了以玉石俱焚的方式让他们的爱情之花不至于溃烂，寄希望于来生，碧落黄泉也要携手相伴。谁知贞烈阿姑无畏一死，软弱富少却苟且偷生。阴间苦等五十三年的如花终于以七年阳寿换来人间走一回，只为寻找那魂牵梦萦的爱郎。谁料见到的却是苟延残喘偷生于世的老叟。如花美貌依旧，老汉残躯危危，一阴一阳，一清一浊，一生情，两界隔，终成衰。此情此景，终于让不惜岁月蹉跎，不惧人世死生的如花心死意绝。
古往今来，小说传奇中，花街柳陌，众多娇艳名姬，楚馆秦楼，无限风流歌妓。其中贞洁烈女也不在少数，为何同是讲述脂粉女子的《胭脂扣》却在彼时的香港得到一众称赞，甚至被搬上银屏，改编为卖座电影？此处，不妨在时代语境和历史背景的观照下一窥究竟。
二、消费时代的女性文学
20世纪80年代，香港的商品经济已经得到了高度发展，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紫荆之城已然成为了世界化的大都市、全球的经济枢纽。社会生产和社会总财富悄然已从为基本生存和基本发展而存在转变为以提高生存和提高发展而存在，这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消费时代的到来。既然是为了人的更好的发展，消费时代的时代特征，即是除了物质财富的增长之外，精神财富开始进入到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人们对精神产品的需求以及对精神消费的渴望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不同层次、不同载体、适应不同人群的文化产品和文化设施也日趋丰富起来。
1.女性自身对文化领域的探索和扩张 随着女性走出闺阁，迈进厂房，活在男权社会下，依赖男性、三从四德的女人们开始成为一个个职场女性，经济独立的女性开始出现精神层面的利益诉求。随之而来的女权运动在文化领域中推进了挖掘被历史和男性文本埋葬的女性形象，从而确立女性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的进展。这主要表现在女性对文学作品的需求上，越来越多描写女性自主形象的文本出现，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开拓、扩充了女性在文学领域的疆域。
被男权社会压制的女性终于找到自主的发声筒，她们不再怯懦于表达内心，而是勇敢地、主动地把自己展示出来，供人品鉴。女性作家以比男性更加敏感的内心，更加细腻的笔触，前所未有地表达出女性对生活的态度、心理的纠葛和原始的欲望。
2.文化环境和时代背景对女性文学的渴求 文化环境的市场化、商品化使得社会的整体氛围更加自由和开放，因为消费时代大背景的作用，文化领域也成为了一片名利场。拥有自主工作能力的新时代女性，也期求分得文学汤钵的一杯羹。
科学技术的发达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女性不再被囚于闺室，文学也告别束之高阁的状况。在消费时代的语境下，文学与女性发生了类似的转变。社会大众对描写女性，甚至是女性身体的文本少却了鄙夷之意，文学的亲民也使其不免有流俗之嫌。从庙堂下放到了广场，从中心滑落到了边缘，从知识阶层的案头品评之物变成芸芸大众的消费品，可以说事实上构成了文学的真实处境。
与此同时，文学与经济利益的关系也凸显出来，舞文弄墨不再只是风雅之事，却成为谋取利益的一种手段，这便难免使得文学书写减少了过去的直抒胸怀之意，平添了谄媚迎合之态。上文说道，女性与文学相类似的转变也尽在此。随着女权运动对女性意识的解放，越来越多的女性大胆地迎合社会大众，尤其是男性群体对女性文本的意趣，展露女性的文本描绘业已悄然发生在文学界。总之，在消费时代下，女性文学生存的重要理由之一便是把写作当成淘金的利益驱动。
在文学工具意识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之下，无可避免的，女性文学作家们不约而同地走向了“身体写作”。
三、女性身体写作
“身体写作”是由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首次提出来的，她是在提倡一种使妇女摆脱菲勒斯中心语言的女性写作中提出女性“身体写作”策略的。她说“妇女要通过描写身体来写就自己的历史” “女性身体是联系文本和性的桥梁，从事身体写作才能使女性潜意识中的巨大资源喷涌出来，身体写作使他们以笔为旗，为她们锻制了一件反对男性中心主义的武器”。“身体写作同样也是女性对其内在生命进行内省的一个手段。”这样的写作方法就是“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并表达出来”。
放眼当下，消费文化的兴起使人的身体逐渐摆脱文明的束缚，从文明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身体已逐渐转入原始的自然状态之中。身体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身体的消费性和文化可塑性被一再强调，身体不再局限于对维持原本基础生存状态和保证身体基本运转的最基础生理要求，消费时代语境使身体消费被提升到了一个文化层面，讲究身体消费的质量。生产劳动奴化了我们的身体，而消费却为我们的身体服务，消费文化的兴起使得身体消费成为了一种文化需求。身体观念的解放逐渐消解着文化的严肃性，打破了以往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严格界限，私人感情空间逐渐浮出水面，展露于人前。这使得一直被要求“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性个体意识和私人情感体悟突然间释放出来。女性以柔软的笔触，轻松地抒发出她们内心的天地和情感的体验。 钱中文先生曾说过今天的“身体写作”是在消费时代背景下被包装和被媒体炒作起来的，是精神匮乏的象征。“身体写作”一旦与消费文化结合，便丧失了原有的先进性和革命性。诚然，如今充斥文坛的不乏标榜着女性文学却实属诲淫诲盗的篇章杂文，那么，是不是“身体写作”就一无是处，仅仅是当下的势利文人为牟取暴利，抛弃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所采取的功利手段？是不是文学发展长河中的一股逆流呢？伊丽莎白・格罗斯曾说过，“身体不能仅仅被认为是一个生物学的实体，而应该被视为社会的烙印，历史的记号，是心理和人际关系的重要产物。”换言之，身体不仅有生物学属性和自然属性，同时身体也是社会和文化的符号。也就是说，对“身体写作”，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来看，赤裸裸地描绘身体、仅以宣泄情欲为目的、以粗暴的生理描写为噱头吸引大众的眼球以期获得巨额经济回报的作品自然是不可取的，是理应被主流文学所抛弃的。然而，借助“身体写作”书写妇女的自然属性，解放以往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下，被压抑、被禁锢的女性主体意识的灵魂，或是借助身体描写，描绘女性的生活处境和心理状况，表达某种文化和社会内蕴。这样的“身体写作”则是适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是先进性的。
四、女性身体创伤写作
身体创伤的概念多在电影评论中出现，西北师范大学的郭越老师就曾在《中国西部电影中身体创伤意象的文化意义》一文中，多次提到了“身体创伤”。该文说道：“女性身体创伤意象实际上联系着现实的政治、社会的因素，即在男性权力话语主导的‘权力的身体’框架内深刻突显出的女性身体的焦虑与尴尬。”把这个概念放置到文学文本当中，也可得到类似的推论。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身体创伤写作”在具备一般所说“身体写作”的特征的同时，既是自然属性的符号，也是社会和文化的标旗，同时还具有称其为“身体创伤写作”独有的写作特征。 “身体写作”与性的联系比较多，而“身体创伤写作”则更侧重于描绘女性身体和心灵上受到的打击和折磨。下文笔者就《胭脂扣》中关于女性身体创伤意象的写作进行探讨，以期有些许所得。
五、《胭脂扣》中的女性身体创伤写作分析
《胭脂扣》中的女主人公如花作为20世纪30年代香港社会地位低下的女人，甚至是被男性群体所玩弄、鄙夷的“石塘咀”阿姑，她悲惨的一生虽是与众不同的，却又是当年芸芸妓女当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她先是浮沉于胭脂巷弄之中，屈身于男性把玩之下，无异于悦人耳目的玩物，后虽得到耳鬓厮磨的爱情，一片纯情真心，到头来却仍要依仗旧业，以出卖肉体维持二人生计，最终“名妓痴缠，一顿烟霞永绝，阔少梦醒，安眠药散偷生”，香消玉殒，笔者认为不妨以如花的身体创伤作为线索来分析该部小说，进行内蕴的言说。
如花在阳间结识袁永定，并向他倾诉愁肠，交代身世，起先便如是说：“我被卖落寨，原是琵琶仔，摆房身价奇高，及后台脚旺，还清债项，回复自由身。特是红牌，等闲客人发花笺，不愿应纸。”从这里，也可以看出，30年代的香港落难女子的悲惨和苦难，竟连做人最基本的人身权利都没有，一副躯壳当作物品被人买卖，终是流入烟花柳巷之地，靠出卖肉体维持生活。这一点可以看出，在旧体制下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求生的困难和被压抑与践踏的苦痛。另一方面，值得关注的是，如花在说完自己是如何坠入青楼之后，又特意说道自己“特是红牌，等闲客人发花笺，不愿应纸”。这是何其随意的一句陈述，却表现了那个年代女人的坚忍和被动，既然已经成为了烟花女子，便也认下这条命，甚至窃喜于自己身居红牌，却未曾想过离开此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不能不说是女性自主意识的沉沦。
如花还说：“女人命好的，一生跟一个男人;命不好，便跟很多个男人。”在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遇到自己的温心老契十二少，自当是想同他共伴白首，所以，如花宁愿拒绝一众恩客，妄图摆脱从前，甚至素面朝天，打扮成十足住家女人的模样去拜见十二少的母亲，“请准成婚时，陈老太拿出掘头扫把――”甚至后来陈家一单生意失利，也都怪罪到“邪花入宅”上来。从此处可见上世纪初，封建观念的荼毒对女性，尤其是对妓女的伤害之深。同是女人，陈老太不仅不能同情理解如花，反而将其视为邪物，避之唯恐不及。可见男权社会下，处境低贱的妓女即便敢于试图通过努力获得自主地位，却不能赢得公众的认可，最终只能被一棒子打死，终身遭受唾弃。陈老太打向如花的扫把，不仅打痛了她的身体，更是打痛了她的心。想要通过嫁与十二少改变自己命运的期望至此便被无情地扼杀了。
如花只好重归寨中，温情十二少虽然肯为如花离家出走，可是面对“不容于家，不容于寨，又不容于社会”的处境，“有时，他以冷面孔相向，甚至借题吵骂”，如花都甘心承受，他在发脾气之后，又十分懊悔，就拥着如花痛哭，如花虽有满腹委屈，可是哭过之后，还是得对镜轻匀脂粉，离开摆花街，便道石塘咀开门迎客。这一字一句，何处不表现出对十二少的鄙夷和对如花的怜惜。李碧华用这样对比鲜明的描写，生动地表现出那个年代女性的坚忍和男性的怯懦无能，这实际上也是女性主义精神的觉醒之笔。
十二少虽情深一片，可离开父亲荫蔽，总归还是无奈，只好吸起鸦片烟，在吞云吐雾中才能陷入最纯净的美好爱情当中。如花对此不仅没有劝阻，却是“也陪着抽两口”。这样的女性是何其的可悲，她的身体没有任何价值，只为爱人宽慰快乐，这样的爱纵然是幼稚天真的，但却不得不称之为大无私，相比于今世现实物质的女人来说，这样的心境是何其难得，又何其可爱。那时的女人虽是贫穷的，却拥有最无价、最纯洁的爱情;现在的女人相比过去自是地位提高，生活富裕了，可面对爱情，却少有了圣洁。这该说是自强革新了无知，还是世俗抹去了纯真？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这句话恐怕就是为爱殉情的如花内心的声音吧。不堪屈居人世以及来自社会的压力，更害怕情人离散的心境，使痴情的如花最终选择了以殉情这样决绝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爱情的忠贞并寄托对未来的追求。怯懦贪生的十二少在她的面前更显得卑微和令人鄙夷。面对死亡的检验，十二少的爱顿时分崩瓦解于泥泞之中。在多年后，如花返回阳间再追爱人，却只见苟延残喘于凡间的脏乱猥琐的老汉，他竟宁可这样活于世间，也不愿抛弃繁芜与美貌如花为爱再生，这对如花来说是何等的心灵拷打、灵魂折磨。于是她静静地、悄然地离开了，或悲，或愤，或遗憾。
纵观全文，如花都是以一个弱者和被欺压者的形象出现，她的隐忍，她的坚强，她的无奈，她的脆弱都被作者细致地描绘出来。在她身上，可以看出社会的压迫对精神的禁锢和对身体的任意凌辱。这部小说寄托了李碧华对女性的同情，同时也是对女性主义自主精神独立的摇旗呐喊和振臂高歌。文中处处可以体现出李碧华对女性的赞誉和对男性的贬斥，为爱不顾一切的殉情女子背后，是对男权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的不屑一顾。李碧华安排如花亲自复述和亲眼目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也意在告慰女人，要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必须正视自己身为女人这个事实，才能平等地对待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才能淡然地处理男女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作为一个女人强大起来。
在呼唤女性自主意识的同时，李碧华的女性内省态度也是矛盾的。她自是反对男权社会下女性的受压抑、被欺辱，但同时，她也批评现今社会过于开放的社会风气和女性不自洁、不自重的态度。
女性主义精神的书写是复杂而漫长的，尤其是在消费时代下，浮华聒噪的社会推动了女性主义的萌芽，催发了女性意识的自省，但同时也需要静下心来沉淀和宁静，如此才不致随波逐流，失去女性高尚圣洁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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