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唐传奇《任氏传》是最早借狐仙写人、写现实生活的作品。它一反以往狐妖鬼魅害人的传统观念，塑造了一个聪明美丽、坚贞多情的狐精形象。任氏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所推崇的女性之美，亦狐亦人，使狐精形象从外貌到内涵都有了历史性的突破，具有深刻的反封建意义。
关键词：唐传奇 狐精形象 人性
在世界各地的民间故事中，狐狸一直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但在东西方文化体系中却有着不同的文化意蕴，在西方正如汉斯・约尔格・乌特《论狐狸的传说及其研究》一文中所指出的：“由于狐狸在身体和智力方面所具备的才能，使他成了计谋、狡猾和阴险，甚至是罪恶的化身。但狐狸也不乏一些受到人们积极评价的特点和能力，如富有创造精神、关怀他人和乐于助人、动作快速和谨慎等，亦即具有所有动物的特征：矛盾性。”而在中国，狐狸不仅是民间故事，更是文人创作中的重要角色。先秦至唐文学出现了一系列动物精灵形象，如狐狸精灵、老虎精灵、龟精灵、猿猴精灵、猪精灵、龙精灵、蛇精灵、蚂蚁精灵等。这些动物精灵大多被拟人化，具有人的思想和情欲，或具有神奇的力量，充满了浪漫幻想与神话色彩。在这些动物精灵的故事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无疑就是狐狸精灵形象，而且其故事也是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成为我国文言小说中的一个重要题材门类。
狐精形象几乎贯穿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各个阶段，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原型意象。“两千多年来，数百个故事讲到：有一个书生在夜晚读书时，一个迷人的美丽少女来到他的房间，与他相爱。她每日朝逝夕来，书生便越来越虚弱。直到后来，一个道士告诉书生，这美女是个狐狸精，她要吸干书生的精气，以变成狐仙。”这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爱伯哈德在《中国文化象征词典》中关于狐狸精的一段描述，这种描述也非常符合中国人对狐狸精的一般性理解。动物寓言和童话在世界各地都有流传，以狐狸为主角的动物故事在中世纪欧洲几乎家喻户晓，但狐狸精却是中国的特产。因为欧洲此类有关狐狸的童话或寓言，只是“狐狸的故事”，而中国绝大多数以狐狸为主角的故事却是“狐狸精的故事”。
狐精形象的演变大致经过了神、妖、人三个阶段。到了唐代，更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文学形象之一，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任氏传》。从某种意义上说，《任氏传》是最早借狐仙写人、写现实生活的作品，也是《聊斋志异》之前写狐精与人恋爱故事最完整、最优秀的一篇。它一反以往狐妖鬼魅害人的传统观念，塑造了一个聪明美丽、坚贞多情的狐精形象。任氏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所推崇的女性之美，亦狐亦人，使狐精形象从外貌到内涵都有了历史性的突破，具有深刻的反封建意义。
任氏，女妖也。妖，即非人。小说从一开始就提到了这一点，那么妖也有妖的世界、妖的生活方式、妖的思想感情。她的首次亮相是与两个妇人在升平北门大道上行走，这是妖的一种日常行为，但也可认为是她对人间的一种了解。此时，她偶遇郑六，郑六感其美丽，对其一见钟情，而任氏也对郑六“心有灵犀”，因此，二人遂眉目传情。从升平北门大道到任氏住宅，一路上，二人渐渐熟悉、亲昵，并通名定情，最后在任氏住宅中，举杯畅饮，相谈甚欢，成就了一段姻缘。天快亮时，任氏以“教坊、南衙”的理由让郑六离开，因为她非常明白自己的身份是狐精。而郑六是在卖饼胡人那里得知此住宅为荒宅，任氏为狐狸的。此中也展现了妖的另一种生活方式――以荒宅为家，引诱男人同宿。应当说在此阶段，任氏身上较多地体现的还是一种狐性，她与所有的狐仙一样，容貌姝丽，“多诱男子偶宿”。初遇“贫无家，托身于妻族”的郑六，可能也只是想诱其“偶宿”。
随着情节的发展，任氏身上的人性渐渐压倒了狐性，或者说，任氏所具备的人性特征本就多于狐性。郑六得知任氏是妖而非人，本不应去见她，奈何任氏的美貌久久萦绕在其心头，使他渴望再一次见到任氏，天公刚好作美，郑六与任氏又相逢于西市。任氏此时面对郑六心里是有着严重的异性自卑感的，此时的她也渴望这段感情，但却不知如何面对，所以她选择了背向郑六站住，用扇子挡在身后。但郑六并不在乎任氏的身份，恳求任氏不要抛弃自己。也许，正是这一番深情感动了任氏，再次相见，任氏便“愿终己以奉巾栉”。从这里可知妖对待感情并不是随心所欲，更何况任氏经常引诱男人同宿，可谓阅人无数，但她偏偏选择了郑六，不能不说妖亦通人情，亦知珍重情爱。
事情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但为了进一步刻画任氏的人情世故和人间生活，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任氏与韦之间的纠葛。韦“少落拓，好饮酒”，“夙从逸游，多识美丽”。初见任氏，情不自禁，“爱之发狂，乃拥而凌之”。此时，任氏已为郑六妇，贞操观念已入“妖心”，“不服”，“既缓，悍御如初”，“自度不免……而神色惨变”。然后，经过一番深情表白，使韦“爱之重之，无所吝惜，一食一饭，未尝忘焉”。对如此钟爱自己的韦，任氏无法做到以身心相许，便先后引荐了张十五娘、将军缅之宠奴，与“通之”。原来，妖不仅懂得享受人间情爱，亦重义厚谊。面对韦的深情厚谊，任氏虽不能以身相许，用自己的情爱回馈报答，亦知投其所好，为其引荐“姝丽”，满足其猎艳之心。这样做，虽然不太道德，其行为本身可能会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嫌疑，但是，我们若撇开这种行为本身，则不能不说任氏实在是个多义女子。此时的任氏，已不仅仅是一个人间知情晓爱的普通女子，而是也具有了为朋友肝脑涂地、两肋插刀的男儿豪情。
当然，这一过程也进一步表现了任氏的敏辩。面对韦的逼迫，任氏奋力拒抗，先是以兄弟情义来软化韦，接着以“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据理力争，用以柔克刚的招式最终博得了韦的同情和后来的倾囊相助，“凡任氏之薪位牲饩，皆给焉”。任氏用言辞的力量获得了一劳永逸的靠山，免除了她和郑六在经济上的后顾之忧。韦这个人物在性格上的转变，以及后来的诸多表现，无不与这一段言辞的影响有关。
更让人泫然的是任氏的悲惨结局。作为妖或仙，她已经知道“是岁不利西行”，但依然经不住郑六“恳请如此”，“遂行”。路遇苍犬，“然坠于地”，“为犬所毙”。这种为爱献身的大义，岂是一般女子所能为？在这里，任氏不但是为了信守她要服侍郑六一生的诺言，更重要的是她要用死来证明她的爱，证明她的爱之深！ 所以，任氏是狐仙，但读完之后给人的却是另一种印象：机智、勇敢、善良。任氏虽为狐身，但又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贤淑品德，为了维持永久的爱情，她在明知与郑六出行有危险时，仍不惜拿生命做赌注，结果做了无畏的牺牲，以死表明了对爱情的忠贞不二。
关于任氏的美貌，小说采用了侧面烘托的手法。古人描写女子美貌的诗文有很多，《诗经》里有“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式的感观美，宋玉《登徒子好色赋》里有“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式的恰到好处的美，《洛神赋》里有“翩若惊鸿，矫若游龙”式的体态美，最打动人心的是罗敷令“耕者忘耕”的美。本篇小说中，作者写任氏之美，也采用了这种烘云托月的方法，达到了最佳叙述效果。作者没用直接的文字描述任氏的美貌（这一点同唐传奇中其他作品有些区别），郑、任第一次相遇，郑六见到的是身着白衣的任氏，只用了“容色殊丽”四字以区分她与随行的两个女子，而郑六的表现是“惊悦，策其驴，忽先之，忽后之，将挑而未敢”，任氏则“时时盼睐”，后“相视大笑”。郑六入任氏宅，并夜宿，见到的任氏是“妍姿美质，歌笑态度，举措皆艳，殆非人世所有”。韦同任氏的冲突即是由任氏的美貌所引起：韦先是不信郑六的实力，认为凭着他的陋质获得绝丽女子是不可能的事。接下来便是派家童中“慧黠者”前去窥探，家童“俄而奔走返命，气吁汗洽”，说“奇怪也，天下未尝见之也”。接下来，便是万花丛中过的韦，拿出很多绝色女子试图和任氏一比高下，家童皆言“非其伦”，连他“艳如神仙”的内妹都无法胜出，“抚手大骇”，“遂命汲水澡颈，巾首膏唇而往”。在韦眼里，身着红裳的任氏，其美色“殆过于所传也”，所以韦才有爱之发狂，欲“拥而凌之”的举动，故事发展到此处，一切人物的表现，都是为了突出任氏的美而无意安排的。
关于任氏的“多情”则体现在三件事上：一是她为拒绝韦的凌辱，“汗若濡雨”也在所不惧，“神色惨变”四字更可见她对郑六的真心;二是让郑六买马卖马，以获厚利，供二人生计，这件事不仅可见出任氏的真情，更见出其聪慧的特性;三是郑六强求任氏同行一节，任氏说“旬月同行，不足以为欢。请计给粮饩，端居以迟归”，任氏已预料到途中必遇猎狗，所以借种种理由拒绝此次同行。在任氏看来，狐命不足惜，但真情难得，任氏保存自己的狐命，为的是同郑六长久厮守，而这一切，并不为莽夫郑六所领悟，最后“任氏不得已，遂行！”
总之，任氏是一个美丽温柔、聪明机智、任侠仗义、痴情善良的妖。很遗憾，任氏如此一位情感丰富的狐仙，在郑
六、韦等人眼里却只是貌美而已，这两个男人始终只停留在对她的浅层了解上。除韦对任氏“神色惨变”而说的一席话“敛衽而谢”，可以说初步深入“妖”心外，几无男人对任氏有深层次的喜欢和理解。她的一生，是没有人能真正读懂的。怪不得作者在小说的最后叹道：“惜郑生非精人，徒悦其貌而不征其情性;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于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惜哉！”
《任氏传》与后来，特别是《聊斋志异》里的狐仙故事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那就是男主人公的身份。任氏遇到两个男子，均是落拓不羁的浪子、武人。到了蒲松龄笔下，狐仙们钟情的男子却多为读书人。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后来的小说作者是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内化”于故事，想象着美丽艳绝的狐仙钟情于己;也许，唐代“武功”可为，而宋明清“文治”的理念深入人心，作者便自觉不自觉地塑造狐仙喜欢书生;也许，这既是人文底蕴沉入小说的自觉，也是文人张力凸现于小说的自恋。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狐仙们喜欢的多是“穷”而后“达”的人，唐代如此，宋明清依然如此。
参考文献：
[2] 杨洁.试论西安、洛阳地区唐墓出土的武士俑、天王俑[D].西北大学，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