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限的看画记忆里，乾隆绝对是位讨厌的老熟人。就像某位对下一代精神世界深致担忧的邻居大爷，成天在你面前晃荡，述说自己的格调、趣味和精神世界。不仅此也，倘若你不幸在某一幅画上与他见解相同，久久驻足，就必须忍受充斥在画面中央的巨形玺印，有时还得一并忍受他那像蛇一样扭来扭去的书法，以及用这样的字写成的、不忍卒读的题画诗。有时也想，自己的好恶大概过于职业了，未必人人都如此;直到前些时候，朋友家几个小学女生去看了一场古书画展览，回来愤怒地对我说：乾隆怎么这么讨厌，每幅画都要盖印章。
在清代的收藏世界里，最讨厌的确然是他。说实在的，戳子和题跋不过几只挥之不去的苍蝇。我们忍过这世上千千万万讨厌的小事，断没有忍不了苍蝇的道理。可是，偏偏是他，改变了整个收藏世界的格局。那便不得不捏着鼻子去了解一下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这也正是我在干的，所谓科研之一。
就我粗浅的观察，清代对士人的控制，大体是两头松散，中间严苛。开国之初，也许为了缓慢地培养起某种盛世气象，也许为了缓和打天下时留下的血腥肃杀之气，也许为了聚拢起治国的人才，又或者兼而有之罢，总之康熙皇帝的姿态还是很高的。譬如笼络江南士心，给年轻士子考试的机会，让他们容易有官儿做。又譬如开博学宏词科，招徕全国各地的博学宿儒。这些事实际操作起来，当然留下了一些极不体面的镜头，但初心却还值得肯定。在那样的氛围中，士大夫确实能伸伸胳膊伸伸脚，做点儿自己想做的事情。
因此，康熙中后期的士林就显得很热闹。主流人物在观剧、征诗、造园林、主持刻书、收藏书画;边缘一点儿，少数一些人在考证经学，搜求碑版，整理前明史事。每一样都有人乐意去做，也都做得好。各种事业和情趣互相影响，便织就一种欣欣向荣的士气。在这种士气之中，你可能不懂收藏，却能在朋友家里看到宋元精品;可能没有别墅，却能在朋友的山庄中尽情游览;可能诗名遍天下，便赢得尊敬，收获认真推敲字句的诤友。在实际操作中，当然也不会事事都如此体面。但这种可能性，还是使一个跻身上流的士大夫，更有可能具备许多文雅的知识。
康熙晚年的政局是太宽容了。宽容不是没有问题，雍正上台后立刻下猛药，要把闲逸之气拧回去。士人没有闲逸的空间，只好老实低调。雍正本人并不文艺。他那样的汉子，怎么会文艺呢。不过，只要你不犯他的禁，他也不来跟你唣。可要命的是，乾隆文艺啊。乾隆说他小时候学这学那，对文化充满兴趣;登基之后一发不可收拾，魔爪很快伸向书画。
乾隆九年，臣工奉敕开始整理清宫书画，着手编辑《石渠宝笈初编》。这是清代鉴藏史上最为蛋疼的一件事情。从此以后，因为皇上要玩书画，其他人非但不敢像过去那样自由自在地把藏品拿出来聚众欣赏，邀请大家题诗歌咏，乃至写成著录公开流传，如今还得捧着皇上玩。
怎么叫捧着皇上玩呢？譬如说，皇上说这画真，你就不能说假。这是毫无疑问的。皇上在画上题诗，倘若你不幸忝列词臣队伍，就得跟着题诗。这诗写好了不行，写坏了也不行。又譬如说，假如你家里藏有不少书画，若在康熙时期，这是种体面，也是幸福。在乾隆时期，虽然不至于一定就危险，但肯定不再是幸福。低调到默不作声，倒也没什么大碍。倘若不合时宜，犹自夸夸其谈，须知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这是有明文为证的。乾隆以后士大夫沉默了一阵，嘉道之间才又稍稍开始撰写书画著录。有一位画家和一位鉴藏家，不约而同地追述乾隆时代的个人选择，说当时不收书画，见到铭心绝品也不留在身边，不过是谨守“怀璧之戒”罢了。乾隆为政虽然宽和，乃至好大喜功，其心却未必真正宽容。例如他抄家，明面上只是文字狱，可是暗地里，多少东西进了宫中？
《石渠宝笈》还不只有初编。乾隆五十八年，《续编》完成。乾隆过世之后十余年，《三编》也在嘉庆二十一年问世。这些书里收录了清朝皇帝和宗室的作品，除此之外都是古代书画，约有几千件。如此巨大的体量，他自己当然看不过来，臣工必须出马代劳，整理作品，钤印，归类，大多是臣子的活。
这里有一个问题：皇家收藏毕竟要精挑细选，因此，从各种渠道进贡入宫的书画，其实比《石渠宝笈》系列书籍著录的还更多。乾隆不甚厚道，他看不中的书画，被单独留出来，年节大庆时赏给极有限的十几二十位近臣。如此一来，没有著录在书里的那些作品，又再缓慢地流回到人间。赏出的作品跨越宋元，大多钤有乾隆五玺，也有御题诗。当时臣子能得到几件，当然是无上光荣，主观意愿上，是想要好好保存这些书画，希望子子孙孙传承下去的。
不过大家族总会出败家子――这几乎是铁律――数代之后，这些曾经在清宫里转悠过一圈的作品，往往又被贩卖出来，又在书画市场上载浮载沉，最后被道咸同光年间的鉴藏家们买回家去。此时国势已经天翻地覆，皇帝们急于攘外安内，连防民之口也顾不上了，遑论留心风雅，收藏书画。就这样，民间藏家迎来了在这朝代中的第二春。但他们面对清宫中散出的东西，总还是谨小慎微，采取低调态度。虽不回避，却也绝不炫耀。可是，清朝灭亡之前，这些盖了皇帝御印，还有御笔题跋的作品，其真伪是再也不能、也不用讨论的了。拜乾隆所赐，民间有了一小批看似保真的早期名迹，并且引得一批藏家默默追逐。
前边说到乾隆起码坐拥几千件古代书画，这个数目是什么概念呢？简单粗暴地算笔囫囵账，笼统说来，一个乾隆至少等于十几个宋荦――要知道，康熙时期，像宋荦这样级别的鉴藏家，无论如何也达不到十几个。那时的书画收藏界好比一口池塘。大鱼当然吃小鱼，但小鱼数量多，逃生水平也不错，大家足以愉快地生活在一起。
客观地说一句，乾隆入行立刻搅乱了生态平衡。虽然几千件书画并非一日之功，但清宫持续吸水，民间辛苦供水，原来生态平衡的池塘渐渐干涸了。过去你不收藏书画没关系，隔壁邻居可能就收藏。只要关系好，什么稀罕作品都能看到。一来二去，眼光就练出来了。换句话说，要想成为一名鉴赏家，不必一定首先要做一个收藏家。现在，就算隔壁邻居还收藏书画，首先他有没有胆子给你看？就算你能看得到，他收藏的作品里，又还剩多少了不起的大作？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皇帝感兴趣，民间就“不敢”公然感兴趣了;当然有人悄悄地我行我素，可他能收集到的好东西，千真万确是不断减少。乾隆寿长，在位六十年，退位四年。两三代人一过，士大夫对真正的好东西应该是啥样，渐渐就没了概念。这道理很简单，以今证古，不妨想想十年“文革”后那一片荒芜。
但书画收藏毕竟是雅事，士人难以忘情，嘉庆之后又渐渐投身其中。最近细读了嘉庆至宣统年间所有的常见书画著录，读后感极为凄凉。人们一方面相信早期名迹仍旧存在于人间，另一方面，又失去了普遍直观的书画知识。于是毫不意外地，假画开始大行其道。
书画作伪的历史，几乎和书画买卖一样悠久。但在书画知识比较普及，收藏风气也比较健康的时代，过于浅显的伪作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康熙时代流行的书画著录，对唐宋作品都有较为严格的拣选标准。譬如说，尽管难以找到唐代文献来证明一幅唐画，人们起码会要求宋代的记录，或者要求这幅画自宋代以后代代相传以至于今。到了嘉庆以后，一切面目全非。许多人都相信，只要有宋徽宗的题字――管他真的假的――唐画就板上钉钉了。只要有清初人的鉴定印章，宋画也可以无忧。这是极令人吃惊哀痛的事情，晚清士大夫为了保存“真迹犹存”的信仰，在现实方面牺牲得实在太多。
人们的画史常识退步了，往往只知道早期画家的大名，却不知道那些画家究竟擅长何种门类。于是著录里有了阎立本的山水画。人们也知道书画鉴藏要查询过去的著录著作，却不知道著录也可以伪造。于是引证伪书来说明自己收得一幅稀世之珍。我对一切收藏都没有兴趣，也知道自己没有任何资格，以后见之明来对史事指手画脚，只是不能抑制感慨之情。过去有人说，南美洲的蝴蝶拍了一下翅膀，也许几个月后，就将引起美国的龙卷风。乾隆的力量恐怕要比作南美洲所有的蝴蝶，假如让它们一齐拍过翅膀，那么，嘉道咸同光宣六朝，甚至还要算上民国，算上现代，所有的民间书画家，便都在龙卷风的吹裹之中，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
伪作并不足以填充整个池塘，于是事态又向其他方向延展。过去，鉴藏书画这件事，是明确针对古代的。康熙时期收藏著录中，基本没有清代人的作品。但乾隆时代落幕之后，上距开国已百年有余。民间藏家收不到什么晋唐宋元，便开始注意清初四王吴恽及其流派下的画家。那些近在七八十年，五六十年，乃至与鉴藏家同辈的画家作品，都出现在书画著录之中。这件事不算很要紧，但是有它的意义。过去我们理解书画史，觉得它是天然存在的。现在从著录里去看，忽然发现，其实根本没有那么一部“天然存在的”书画史。原来四王吴恽的后辈并没有得到一致称赞，有人称赞他们继承了前辈的风范，就有人吐槽他们徒然纠缠于细枝末节。原来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书画圈子，有许多我们根本不认识的小画家，在浙江、安徽的县市之中，默默画着画，写着诗，生活在小小的朋友圈里，又被某个爱好收藏的朋友写进著录。
其实这样也还没完。在晚清的书画著录中，我们还看到另外一种现象：乾隆年间的清宫供奉画家，也渐渐成了民间收藏的对象。这些人的作品，当然都是中规中矩，得体到了姥姥家。一般士大夫对这些作品评价并不很高，譬如嫌供奉画太“板”，不自如。但他们还是照收不误，并且竟然也会像收集宋四家元四家明四家那样，把这些供奉画家挨个收全套。要说他们有多喜欢这些画，我想未必――恐怕还是皇上喜欢的连带后果。
如果乾隆知道他造成了如上种种后果，恐怕会更相信涉足书画是个正确的决定。根据台湾学者的意见，他早期对古书画充满了占有欲，但后来则更侧重于彰显皇权。到那时，收藏与否跟喜不喜欢早已无关了。也许大家都仰他的鼻息，就使他安全而快乐。连他死后，都有无数后来人被搅得团团转，恐怕是个美好的意外吧。可是如果他泉下有知，知道晚清以后有一干造假画的，专门靠他吃饭，仿照他全套玺印，啪啪往西贝货上盖，转身卖出去，说是清宫漏出来的珍稀古物，又当作何感想？
如有幽默感，当然应该感到欣慰。但以乾隆的性格，我猜，也许更希望把这些人抓起来打屁股，乃至杀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