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福建的文学创作状况，多年来大家有一个大致相同的观点，如果戏剧不算，评论肯定是福建最强的，其次才是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再其次才是小说。当然，这种论断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偏见与评判上重量不重质的标准。评论家被戏称为福建的“特产”，可见评论在全国的影响力。诗歌有舒婷、蔡其矫、吕德安、汤养宗等为代表，散文有何为、郭风、许怀中、章武、南帆、朱以撒等为代表，至于小说，如果不是近几年来有所突破的话，那真是几乎只有北村可堪一提。近年来，由于杨少衡、林那北、须一瓜、陈希我、赖妙宽等人的逐渐崛起，福建小说才有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气象。
实际上，福建从来就不缺乏小说家，从林语堂、庐隐、胡也频、许地山、杨骚、马宁等人开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袁和平、张贤华、张宇、季仲、邓晨曦、姚鼎生、何飞、孙德平、叶志坚、李海音、林如求、郭碧良、张冬青、戈戎、张英慧、陈存诚、李玉平、王顺镇、许谋清、陆昭环、庄东贤、李相华、张力、张惟、黄翰、张永和、游慈琛、今声、青禾、海迪等人的名字也都耳熟能详。到了九十年代，更涌现出了一大批年轻的小说家，他们和前辈小说家一样，都散布在福建的群山之中与角角落落。福建的闭塞与交通的困难极大地阻碍了这批小说家的成长。他们各自为阵，故步自封，很难感受到团体的力量与组织的光辉。在我看来，这就是福建小说一直没有成大气候的根本所在。
“闽派戏剧”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广得赞誉，这与戏剧工作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不仅与北京、上海以至全国的同行联系紧密，来往频繁，而且还常常推出好剧目晋京演出，并积极参与全国性的艺术节、戏剧节，从而让闽剧、莆仙戏、梨园戏、高甲戏等地方小剧种享誉全国，也让福建的剧作家跻身全国前茅，并由此声名显赫。相反，福建的小说家就没有这种荣幸，他们大多各自为战，又大多身处偏僻的小县城，只能辛辛苦苦地争取那一点可怜的阳光雨露，其中的成本与艰辛就可想而知。想要在当时红极一时的名刊发表小说本已十分不易，更何谈爆得大名。
北村应该是年轻一代小说家的例外，因为他至少还有《福建文学》编辑这一平台可供使用，而且他的幸运在于，他及时而成功地跻身于先锋小说家的行列，这可是全国小说流派的重要阵营。正是因此，北村成了福建小说界一个极罕见的成功范例。当然，北村小说本身独具的特质与魅力也是他得以走向全国的重要因由。
北村作为一个重要的先锋小说家代表已经毫无异议，更值得称道的是，北村并没有和许多先锋小说家一样在时代与社会面前偃旗息鼓，甚至于彻底失语。他不仅在技术的包围圈中成功突围，而且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神话，这就是神性话语与神性小说的出现。由于信仰，北村和张承志等人一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小说时代，不论小说的艺术价值是否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它已经呈现出了独特的历史价值。
和大多数著名作家一样，北村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了福建，北上京城。也许，福建确实过于边缘，过于传统，在它身上甚至难以闻到文学芬芳的气息。但是，除了走出去的李西闽、李师江、粲然等寥寥几人外，更多的小说家还是固守在本土，带着浓厚的乡土观念与乡土情结，慢慢地体验着文学的煎熬。如福州的林斌、施晓宇、吕纯晖、钟兆云、林世恩、余岱宗、练建安、李密密、许守尧、吴安钦、林朝晖、林潇潇等，如莆田的杨金远、黎晗、王鸿等，如三明的绿笙、青黄、鸿琳、冯敏飞、吴富明、吴玉辉等，如泉州的潇琴、李集彬、施伟、林筱聆、淼泉等，如厦门的阎欣宁、林丹娅、吴尔芬、萧春雷、李秋沅、曾纪鑫、南宋、王莹、夏炜、张宇、袁雅琴等，如漳州的青禾、何也、何葆国、叶子、黄荣才、方达明、西月等，如龙岩的傅柒生、庐弓、邓韶征、唐宝洪、吕金淼、曹诚等，如南平的黎云秀、邱贵平、胡增官等，如宁德的雷德和、阙庆安、弘笃、陈奕君、林峰等，他们都共同面临着失语的危险。因为没有明确的流派，因为没有清晰的指向，更没有团体的共名，他们只能零敲碎打，表述着自己意念中时隐时现的创作欲。
在我看来，这些本土的小说家大都有着非凡的潜质与能量，他们之所以被淹没，之所以难以为继，恰恰就在于没有形成一个有力量的群体。福建的诗人就比较聪明，他们约定俗成似的形成了一个个诗群，如闽东诗群、丑石诗群、反克诗群、晋江诗群、厦门诗群、死亡诗派、三明诗群等，响当当地拉起了各自的旗帜，把自己经营得有声有色。也许，在寒流侵袭文学大地的今天，这种“团结”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对抗。但福建的小说家也许天生就有一种傲骨，他们从来就不屑于搞这种“运动”，他们更愿意单打独斗，独闯天涯。我以为，这正是福建小说最重要的特质，从林语堂开始，它就没有群，只有一个个鲜明而有力的个体。
当然，在他们还没有爆得大名时，小说已渐渐年老色衰，风光不再。在这个生不逢时的时代里，小说已经失去了轰动效应，读小说的时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虽然炒作与实力还可以让一些死不瞑目的小说家获得一定的名声，但这样的名声似乎更适合于作为一种头衔的点缀，而无法如往日一样四处横行，饱得尊崇。
二
在这样一个时代，想要继续延续小说写作过去的辉煌，这肯定是一种痴人说梦。但它却提供了相对单纯的环境，从而让小说创作步入了真正的艺术的殿堂。应该说，小说从来没有如此纯粹过，它让小说家真正地回到自己，回到内心，回到独立创作的时代。谁也别想靠谁，也没有那么多非文学与功利的因素，只要你的小说足够好，你就一定能发表，也一定会冒出来。如今，发表作品再也没有过去的高不可攀，而出版小说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只要你愿意，你甚至可以在网络上随处一贴，从而赢得自己的读者与粉丝。对创作而言，这真是一个好时代。但你又不得不承认，小说在失去了轰动效应之后，你创作的冲动与欲望也由此大面积萎缩，而剩下的更多是孤独与寂寞，是坚守与无奈。
于是，我们就这样看到了福建小说家的崛起。在北村、杨少衡、林那北、须一瓜、陈希我、赖妙宽、何葆国、邱贵平等人倔强而执著的背影中，我们终于找到了福建小说应有的分量。虽然当前的小说家与读者也常常被大奖所诱惑与蒙蔽，但一种清晰的声音还是穿透过来：在这个小说已经失去轰动效应的时代里，小说家只有真正创作出属于自己的震撼人心的作品，它才会赢得读者实实在在的尊重，而一切的奖项都无关紧要。也正是在这声音中，我们读到了更多更纯粹的小说，特别是一大批70后、80后小说家的涌现，极大地改变了全国小说创作的格局。当全国各地都陆续涌现出这批更年轻的小说家时，福建的小说创作则依然由这几位50后、60后小说家担纲，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北村，这个具有着使徒般献身精神的狂热的文学信徒，他那杰出的创造力与直抵灵魂的写作无疑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文学时代。他就像一支疯狂燃烧的蜡烛，在那支不知疲倦的笔下，生命因此点燃，爱因此高唱。《施洗的河》《玛卓的爱情》《长征》《鸟》《老木的琴》《公民凯恩》《周渔的火车》《望着你》《玻璃》《愤怒》《公路上的灵魂》《我和上帝有个约》……一部接一部的中长篇小说接踵而来，这些作品毫不例外地把目光投在当下，投在一个个小人物身上，以无比悲悯的情怀深入小人物的内心与灵魂，探究人在世界中的困顿与迷惘，以及生存的苦难与绝望，从而指明了希望与方向。这是一种绝对个性化的写作，但它的力量却远远超越了流派写作的能量边界。一个北村，因为开创了中国“神性写作”的先河而名震中外，就像当年林语堂之于汉语小说写作的意义一样，福建的小说因为北村的存在就毫不逊色，他在中国乃至世界的位置就无法替代。
这就是福建的力量，它可能没有过多的值得一提的小说家，但只要有一个，它就够了。同样，因为杨少衡的出现，官场小说这一概念也必将重新书写与诠释。近年来，杨少衡的小说创作在中国可谓独树一帜。他写官场，写官场中的人，写当下的现实，表面上看，都是官场，都是官人，但实际上却千差万别，因为每一个人物所面对的光怪陆离的现实，因为每一个个体所处的迥然不同的困境，也因为官场折射出来的层出不穷的变化……也许，官场与官人恰恰代表了少衡创作最稳固的根据地，他在内心深处投注的更多是一种小说的野心。
杨少衡肯定是中国唯一的想要改写官场与官人形象的小说家，谁也没有像他如此矢志不移地关注着这一题材。对此，少衡一定经历过深思熟虑的考量，特别是对官场与官人有着常人所没有的发现与理解。以往，我们一提官场小说就几乎把它等同于“通俗”，等同于“纪实”，等同于“反腐”，等同于“揭秘”，等同于“敏感”……谁也没有想到，少衡竟会在此挖出了宝藏，这宝藏就是对这个时代与社会更深广更隐蔽的揭示与发现。这是一种针对人情人性深处奥秘的揭示，是一种针对社会现实最幽深的触摸。从《秘书长》到《林老板的枪》，从《相约金色年华》《金瓦砾》到《村选》《海峡之痛》，从《党校同学》《如履薄冰》《底层官员》《两代官》到《市级领导》《代理市长》，少衡的创作量不可谓不丰，触及的问题不可谓不深！
可以肯定的是，官场与官人恰恰是这个时代与社会最深广最敏感的现实，当少衡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个官人身上时，他实际上已经为自己的小说王国建立了最远大的图景与野心。当然，正如许多读者对北村“神性写作”的不断“重复”颇有微词一样，少衡的“官人写作”也一定正面临着“重复”的指责与危险。但我却要为此而大唱赞歌，为他们的“重复”，为他们矢志不渝的小说信念与坚守。我知道这一点绝非常人所能为，也不是他们听不进意见与声音，而恰恰是因为我们读者的误读与不理解。表面题材与人物身份的相似并不是作家的过错，因为作家关心的只是小说背后的人与他的灵魂。当一个个形态各异的人物有血有肉地站立在我们面前，诉说着他们的喜怒哀乐，诉说着他们的迷惘与苦痛，我们便知道，他就是那一个，不可替代的那一个。
这便是我对少衡的期待，也是我对福建小说家乃至中国小说家最深的期待。当他们都不再是“那一群”，当他们的小说人物都是“那一个”，那我们文学的希望便如那初升的太阳，在厚厚的云层中，必将喷薄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