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林纾是反对别人称他为桐城派古文家的。然而实际上，无论是其古文创作思想，还是其创作实践，抑或是其晚年与桐城派古文家的相互借重，引为知己，林纾都与桐城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桐城派古文的核心纲领是义法，林纾古文写作同样将义法作为关键，即使是为大量的翻译小说写作序跋的时候，他也同样坚持古文义法标准，这些小说序跋因而也是其古文创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无论是属于文章内容的义，还是属于行文结构的法，林纾的小说序跋都表现出了对桐城派的明显超越，显示出强烈的现代性色彩。长期以来，学界对林纾与桐城派之间关系的讨论争议不休，却对其于桐城派的超越关注不足;讨论林纾古文理论思想的较多，却未将其大量的小说序跋纳入到考察视野，这对于完整、准确地理解林纾的文学思想以及对中国文学观念现代化所作的贡献，都有所偏颇。本文将义与法作为对林译小说序跋解读的切入点，以期对上述问题有所阐发，并就教于时贤方家。
义法是桐城派古文的核心纲领。桐城派古文的不祧之祖戴名世就提出：立言之要，贵合乎道与法。⋯⋯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焉而不可谓之文也。桐城派古文的奠基者方苞对义法解释道：《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其后，桐城派的古文理论在很大程度上都围绕着方苞的义法说展开论述，在他们的倡导和示范下，天下文士，一时多归向桐城，号为正宗。
按照桐城派古文家对义法的阐释，所谓义，主要指儒家特别是宋儒有关政治、道德方面的内容，属于古文表达的内容范畴。戴名世在解释义时说：近类而切事，发挥而旁通，其间天道具焉，人事备焉，物理昭焉。也即在儒家思想的统领下，一切有益于发扬经典、辨析事理、记载史实、通达事务的作品，都可谓有物之言，即合乎义的准则。尽管其后的桐城派古文家如梅曾亮认为古文创作要适应时代的变化，反映时代的内容，主张因时、感物、适境，张汝纶在近代新的社会现实环境中，强调经世致用，主张兼习西学，打破了桐城派为文局限于儒家义理的部分桎梏，但总的来说，桐城派古文所强调的义以儒家义理为纲的观念并没有多大的改变。这也是桐城派古文在近现代遭到不断攻击与否定的一个主要原因。
作为一个具有传统功名的文人，林纾对儒家义理也是极为重视的。林纾在京师讲坛上，多年来一直为各类学生讲求儒家义理之说。他极力推崇明代文学家归有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荆川生平以道自任，语语不脱理学，即文字亦千回百转，务期表明道真。他不断告诫学生：自六经来，乃为真文。但是，林纾在用古文为自己翻译的域外小说写作序跋的时候，他对义阐释的重点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对桐城派古文甚至林纾本人古文之义的新突破。
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开始翻译法国小说家大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一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去世，林纾一生翻译了一百七八十种外国小说。按照现代学者钱锺书先生的看法，林纾这二十七年的翻译以民国二年(1913)译完《离恨天》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林纾前期的翻译，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在它(按，指《离恨天》)以后，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读来使人厌倦，林纾前后期的态度不同，从一点上看得出。他前期的译本大多数有自序或他人序，有跋，有《小引》，有《达旨》，有《例言》，有《译余剩语》，有《短评数则》，有自己和别人所题的诗、词，还有时常附加在译文中的按语和评语，这种种都对原作的意义或艺术作了阐明或赞赏。尽管讲了些迂腐和幼稚的话，流露的态度是庄重、热烈的。⑥的确，作为一位忧时愤世的爱国文人，林纾积极响应梁启超等人小说界革命的号召，把翻译外国小说作为开启民智、救亡图存的利器。他总是在所译小说的序跋中，不厌其烦地阐释其翻译意图，所言义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体现出了新的时代特点。
(一)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
林纾所处的晚清，中华民族正面临着被列强豆破瓜分的局面，亡国灭种的危机促使林纾把自己的小说翻译与民族救亡事业自觉地结合在一起，用翻译外国小说作为启迪民智、警醒国人的有效手段。林纾曾慷慨激昂地声称：畏庐者，狂人也，平生倔强不屈人下，尤不甘屈诸虎视眈眈诸强邻之下!⋯⋯更不能死者，即强支此不死期内，多译有益之书，以代弹词，为劝喻之助。在翻译的外国小说中，他常常用序、跋等形式(如达旨、例言、短评、识语、译余剩语)，将外国小说所描写的情形与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加以联系，阐发其中所蕴含的针对中国现实的启发、教育价值，这也是林译小说序跋最基本的一项内容。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林纾在为其翻译的美国女作家斯土活(今译斯托夫人)《黑奴吁天录》小说作序时，由美洲黑奴的惨状，联想到海外华工的受虐和当今中国被列强欺凌之惨状，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因此，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希望自己的小说翻译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光绪三十二年(1906)，林纾翻译完英国作家哈葛德描写西方探险、行劫历史的小说《雾中人》，在所作序言中就外国侵略者海盗般的行径向国人发出警告：今之厄我、吮我、挟我、辱我者，非犹五百年前之劫西班牙耶?然西班牙固不为强，尚幸而自立，我又如何者?这样的文字在林纾所作的小说序跋中可谓比比皆是。正如陈熙绩所总结的那样：吾友林畏庐先生夙以译述泰西小说，寓其改良社会、激劝人心之雅志⋯⋯一部有一部之微旨。林纾自己也说：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恒于小说序中，摅其胸臆，非敢妄肆嗥吠，尚祈鉴我血诚。他甚至发誓：吾同胞犹梦梦焉，吾死不瞑目矣!林纾曾沉痛地感慨道：余老矣，无智无勇，而又无学，不能肆力复我国仇，日苞其爱国之泪，告之学生;又不得已，则肆其日力，以译小说。其于白人之蚕食斐洲，累累见之译笔，非好语野蛮也，须知白人可以并吞斐洲，即可以并吞中亚。所以，他翻译《雾中人》这部小说，正是警告读者当知畏庐居士之翻此书，非羡黎恩那之得超瑛尼，正欲吾中国严防行劫及灭种者之盗也。林纾认为，学盗之所学，不为盗而但备盗，而盗力穷矣。这种思想固然有些天真，但从中不难感受到林纾拳拳爱国之心，更可以感受到他激励国人奋力自强，从而抵御外来侵略的良苦用心。
在小说序跋中，林纾往往或根据所译小说的内容，或就其中某一思想，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加以联系，予以引申与强调，即使是某些外国小说未必同中国的社会现实有多大关系，林纾往往也会着意生发，余稍为渲染，求合于中国之可行者⑧ , 林纾的小说序跋成了他感发国人、催人猛醒的有力工具。在晚清外辱频仍、国势飘摇之际，林纾以饱满的爱国激情，不断地在他的小说序跋中阐释他的救国思想，希望国人警醒，抵御外来之盗。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饱满的爱国之情，向西方学习的大声疾呼，使得林纾小说序跋的内容大大超越了桐城派甚至传统古文序跋所表现的义之范畴。
(二)鉴者师其德，戒者祛其丑
林纾还常常在小说序跋中对外国政治情况、人情伦理、社会生活等内容加以说明，以期国人有所了解与借鉴，进而对中国社会加以改革。这同样拓展了传统古文义的领域。林纾一直认为中国要同西方列强打交道，摆脱被欺凌、奴役的局面，就必须先了解他们，这就如同进行游泳比赛一样，只有首先学会游泳，才有可能同别人比赛，否则摄衣入水，谓波浪之险，可以不学而狎试之，冀有万一之胜耶?⋯ .转以欧之所学为淫奇而不之许，又漫与之角，自以为可胜，此所谓不习水而斗游者。因此，对所译小说中的有关西方政治、文化、经济、宗教、伦理、民情等的介绍与评价，成了林译小说序跋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于外国小说中有关政治革命之类的内容，林纾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其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与反思。光绪三十四年(1908)，林纾翻译法国作家阿克西小说为《大侠红蘩露传》，小说描写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对贵族杀戮的暴力行径，由此导致天下动乱，拿破仑乘机驱使法国人民进行战争，致使数十万人伏尸于异域。林纾认为这部小说对当前的中国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它让国人知道：法人当日之咆哮，如狂如痫，人人皆张其牙吻以待噬人，情景逼真，此复成何国度!以流血为善果，此史家所不经见之事。吾姑译以示吾中国人，俾使好为改革之读者，于事良无益也。这种革命或改革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未必正确，但林纾促使国人对中国社会现实进行思考的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即使是西方社会的各种弊端，林纾也认为对国人具有警醒价值。英国作家迭更司(今译狄更斯)《快肉余生》小说，种种描摹下等社会，虽都是些可哕可鄙之事，但从中可见英伦半开化时民间弊俗，亦皎然揭诸眉睫之下，使吾中国人观之，但实力加以教育，则社会亦足改良。林纾在翻译迭更司的另一部小说《贼史》时也指出：英伦在此百年之前，庶政之窳，直无异于中国，特水师强耳。迭更司极力抉摘下等社会之积弊，作为小说，俾政府知而改之⋯⋯英之能强，能改革而从善也。吾华从而改之，亦正易易。林纾肯定迭更司描写下层社会的小说揭露社会弊端，可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加以改革，对社会大有助益。
(三)特重其武概，冀以救吾种人之衰惫
林纾在所译小说序跋中，还大声疾呼国人急需培养尚武精神。他认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讲究礼节，人人咸以文胜，流极所至，往往出于荏弱，又提倡无为哲学，因而以忍辱为让，以全身为智，故数千年受异族凌贱而不愧。④而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够称霸世界，原因就在于他们悠久的尚武传统，泰西自希腊、罗马后，英、法二国均蛮野，尚杀戮。⋯⋯流风所及，人人尚武，能自立，故国力因以强伟。林纾赞赏尚武传统，认为武能之有益于民气也，希望中国人也能养成尚武之习。林纾在小说序跋中，反复将尚武精神与国家富强联系在一起，他对我国传统中缺乏尚武精神感到缺憾，对历代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民的奴化、压制感到愤怒：嗟夫!让为美德，让不中礼，即谓之示弱。吾国家尚武之精神，又事事为有司遏抑，公理不伸，故皆无心于公战。
林纾在给《剑底鸳鸯》作序时深有感慨地说：余之译此，冀天下尚武也。⋯ .今日之中国，衰耗之中国也。恨余无学，不能著书以勉我国人，则但有多译西产英雄之外传，俾吾种亦去其倦敝之习，追蹑于猛敌之后，老怀其以此少慰乎!他行将摭取壮侠之传，足以振吾国民尚武精神者，更译之问世。在所译小说序跋中，林纾对域外小说中所蕴涵的探险、攻剽之意，多加发掘，反复致意。林纾是反对不义战争和侵略行径的，但对于英、法之人，重私辱而急国仇是非常羡慕的，他赞赏埃司兰之民虽未开化，然而均洸洸有武概，一言见屈，刀盾并至，迹虽迩于盗侠，⋯⋯既未臻于文明极治，而阖户噤口，坐受人侮，则未之见也。他认为，如果我国民也同埃司兰人一样，无一甘屈于人，虽喋血伏尸，匪所甚恤，则此足救吾种之疲矣。果人人当敌不惧，前僵后踵，国亦未有不强者。林纾在作小说序跋中，对贼性、盗侠、枭侠多有关注甚至赞美，就在于其中所蕴涵的尚武之习足以振作凡陋：盗、侠气概，吾民苟用以御外侮，则于社会又未尝无益。⋯⋯脱令枭侠之士，学识交臻，知顺逆，明强弱，人人以国耻争，不以私愤争，宁谓具贼性者之无用耶?若夫安于奴，习于奴，恹恹若无气者，吾其何取于是?这样的观点，在正统文人的眼中无疑是在诲盗，由此也可见林纾对千百年来所信奉的传统观念的大胆挑战与突破。
(四)非正大光明之行，及彰善瘅恶之言，余未尝著笔也
翻译外国小说，必然会涉及到不同于我国的域外政治、社会、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内容。林纾在所作序跋中，总是不厌其烦地加以辨别与分析，力求从中发掘对我国社会、政治、文化有益的借鉴。对于西方社会注重与追求个人自由，不少国人是很难接受的。一些人出于无知或误解，错误地认为西方人只讲个人自由，将孝道及人伦关系一概斥为陈腐。林纾对此也指出，西方社会并非十全十美，同样有其丑恶的一面：寡廉鲜耻，背义忘亲，所谓文明之欧西乃大有人在也。①因此我们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②但是，林纾更反对一味地拒绝西方文明，不能因为有些弊端就一概将其拒之门外。为了破除国人对西方的误解，林纾交代自己计自辛丑入都，至今十五年，所译稿已逾百种，然非正大光明之行，及彰善瘅恶之言，余未尝著笔也。③此外，他在小说序跋中大力阐发西方小说中所蕴的人伦亲情，极力消除国人的误解。他在为《鹰梯小豪杰》作序时指出：此书为日耳曼往古之轶事。其所言均孝弟之言，所行均孝弟之行⋯⋯彬彬孝友，操行过于中朝之士夫。④在为《美洲童子万里寻亲记》作序时，林纾不仅列举实例来说明西人对父母的孝顺与尊敬，而且对美洲一十一龄童子，孺慕其亲，出百死奔赴亲侧的事迹予以赞美，肯定地指出若必以仇视父母为自由，吾决泰西之俗万万不如是也。⑤在为《英孝子火山报仇录》作序时，林纾提醒读者关注孝子百死不惮、坚持母仇必复的描写，并再次强调西人为有父矣，西人不尽不孝矣。他甚至认为国人应以孝子复仇为榜样，愿世上图雪国耻，一如孝子汤麦司之图报亲仇者，则吾中国人为有志矣!⑥
当时国人对女权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女权之说，至今乃莫衷一是，或以为宜昌者，或以为宜抑者。⑦林纾并不是一味地反对提倡女权，也非无条件地一概赞同。在为《蛇女士传》作序时，他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英国孀雌威斯马考(即蛇女士)的做法大加讽刺：孀专主女权，去裙而裤，且靴而见腓，举铃蹴鞠，腾掷叫嚣，烟不去口。凡所论列，节节为女子称屈，必欲侪于男子而止。对于这样的女子，林纾通过小说中华格医生对她态度的变化，表明自己对女权主义者的看法：华格医生原本一心想娶蛇女士，但看到她两个女儿的所作所为举平日蹁跹之长裙，易为短后，绣阃之中，觱篥四彻。其尤异者，则养龟饲猴，长歌奇喊，于是，医生大为困惑，得出女权之不宜昌的结论。林纾在为该小说作序时指出：所谓女权者，盖欲天下女子不归于无用，令有裨于世界⋯⋯女学当昌，即女权亦可讲，惟不当为威斯马考之狂放，则畏庐译本正可用为鉴戒，且为女界之助。他认为女子可以讲求权利，追求婚姻自由，但也必须在在伸以礼防，不可逾越礼教大防。林纾指出，西方婚姻自由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其中贞者固多，不衷于礼者亦屡见，因此，认为西方人对婚姻的忠贞超过中国固然不可，但认为西方人逾礼失节多于中国也是偏见。这样的意见在其小说序跋中所在皆是。正如晚清小说理论家徐念慈所总结的那样:今之社会，向以塞聪弊明，不知中国外所有之人种，所有之风俗，所有之饮食男女，所有之仪节交际，曾以犬羊鄙之，或以神圣奉之者。今得于译籍中，若亲见其美貌，若亲居于庄岳也，且得与今社会，成一比例，不觉大块。⑩这样的评价可谓揭示出了林译小说的独特价值。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林纾在其小说序跋中传达的急切抵御外辱、力求变革的爱国热情，而且更可以看到，这些小说序跋所涉及的内容，已对桐城派古文家所谓的义进行了大胆的突破。林纾已经跳出桐城派、跳出传统文人思想藩篱，不再是在古老的儒家文化中寻找变革社会的资源，而是紧跟时代潮流，向西方寻找变革中国的良方。尽管林纾在小说序跋中所表达的义未必完全正确，但他所传达的观念在当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对促成国人思想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林纾所处的清末民初，是中国文学发生由传统向现代巨变的关键时期。1917 年初，文学革命爆发，桐城派遭到了新文学家猛烈的攻击与谴责，林纾也由世人推崇的当代古文作家中的老宿⑧，被贬斥为反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不过，当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学提倡者在抨击桐城派导致了中国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洲比肩的时候⑨，林纾实际上已经做了中西文学理论与小说的接轨与嫁接工作了。林纾视古文为生命，毕生创作与研究古文，他对桐城派的文法理论有继承，有借鉴，但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以古文笔法译西洋小说的第一人①，林纾又在其所作的大量外国小说序跋中，分析、总结外国小说的创作方法，并对桐城派义法理论加以拓展与深化，他的义法理论既代表着传统古文文法理论终结，同时也标志着文学观念由传统向现代变革的开始。因此，我们研究林纾的古文理论，必须将其小说序跋中所蕴含的古文思想也包括进去，只有这样，才能更完整、准确地把握住其古文理论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