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图腾》是一部由出版人策划成功的畅销书，这是事实;但《狼图腾》的畅销度和业界对它的文学性评价有差距，恐怕也是事实。这种反差是出版人用力过猛造成的。
前段时间随着电影《狼图腾》的热映，媒体关于这部小说的争论也相当热烈，只是由于两会的召开媒体转移了关注焦点而暂时中断。但从两会上传出的文艺界的主要问题是浮躁的意见，正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讨论《狼图腾》现象，因为市场化的出版人图书策划正是造成当下文学浮躁的一个重要原因。
出版人是在图书出版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出现的，他最初的影子可以从当年韩寒的《三重门》看出来，而郭敬明更是出版人占领市场的典型个案，甚至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也可以说是出版人提着一箱百万现钞上门搞定的。现在以出版人策划为主的出版公司已经为数不少，他们出版的畅销书已经占领图书市场很大的份额。而《狼图腾》则可以称之为出版人的一个得意之作。此书出版至今10年间，再版150多次，正版发行近500万册，连续6年蝉联文学图书畅销榜的前十名，被译成47种语言，在全球110余个国家出版发行，被褒扬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神话。
尽管出版人也确实策划出版过一些好的作品，但正如多数出版人、杂志人的共识，如果对近年的文学图书市场做一番深入的解析，我们不难发现，很多由出版人策划的畅销书，比如《杜拉拉升职记》《蜗居》《中国式民工》等，其文学水准显然是值得推敲的。这些书的畅销，更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击中了当下社会生存世象的敏感神经，而非出于文学品质的考量，它们普遍存在迎合市场追求时髦的浮躁现象，《狼图腾》事实上也是一个受伤者。
《狼图腾》的受伤主要是在立意上。这部小说是讲民族性问题的，这确实是一个很宏大的叙事和很有高度的思想主题，但问题是它又是以狼为叙述主体的，而它寓意的思想高度又是缺乏科学性的，这就是一个致命的内伤。且不说把狼认定为蒙古族的图腾缺乏共识，即便有所依据，也不能作为现实民族性的真实表征。我们说，民族性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属性，虽然世界上一些古老民族都有所谓图腾的远古传说和文物图像，但是它和现代的民族性究竟存在多大的历史和现实联系，还是一个缺乏科学论证的问题，而文学毕竟是无法替代这种社会历史科学论证的。更何况用狼性来象征或代表一种民族性又存在歧义误解，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是宣扬法西斯思想，这样的立意就难免显得有点故弄玄虚、使作品的思想性不明确，不可靠，大而不当。从艺术上看，如果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古代传说或者是一篇寓言故事倒还说得过去，但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现实民族的作品，用狼的故事代替人的故事其实是很难具有现实性的。所以，当法国导演改编成电影的时候，他就只好淡化人而基本上只讲狼的故事。这一切都表明《狼图腾》在思想艺术上也确实存在浮躁的问题。
难辞其咎的是，《狼图腾》的浮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出版人的策划造成的。我们虽然不知道第一次写长篇小说的作者姜戎自己最初的创作意图，但出版人的工作包括策划选题，发现或选择作者，文字编辑，包装定位，营销宣传，市场跟踪等等一系列工作，这部小说的立意显然是经过出版人深度策划的。资深出版人安波舜一贯自诩很注重作品的思想高度，他曾经宣称谁在作品中坚守理想主义，坚守小说的艺术，谁的作品就会畅销轰动，问题的关键只在于你的作品是否到达这个高度。这本来没有错，但是如果在策划这种高度时主观臆想过度，人为拔高过度，用力太猛，也难免会和安波舜讥讽的那些把自己的无能和低下包装成高雅的作家一样，搞成所谓伪现代派和伪纯文学。
其实，出版人用力过猛造成作品思想浮躁也不只《狼图腾》这样的文学作品，在其他一些追求名人效应和时髦思想的社会科学图书中也是存在的。而且这种出版人策划畅销书的市场化运作，造成了图书市场的喧嚣一时，泡沫连天，对那些沉稳的严肃作家和严肃作品也确实有很大的挤压，是造成当下中国文学浮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文学创作和文化市场的客观规律来看，思想艺术上乘的作品，得以广泛流传的作品，归根结底还是得靠作家沉稳艰辛地创作出来，得靠甘愿替他人做嫁衣的编辑精编出来，而不是靠个别头脑机灵的出版人策划出来的。《狼图腾》的受伤也证明，神话出版人，过度依赖出版人其实不是一个值得推行的好办法，甚至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