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鬯的《吵架》，没有人物，没有情节，只是带着零度的眼光进行空间的描写。按照作者本人所说，这是一篇娱己的小说，是标新立异的没有一个人物出现的试验作品。读者初读这篇文本，自然会陷入这样一种揣测：这个家里发生过什么？这也是读者在与人物、情节隔离状态下的第一反应，仿佛每一个人都会不自觉地成为福尔摩斯，目睹杯盘狼藉、杂乱不堪的怒火灰烬场景，运用演绎方式，由此及彼，由彼及此地推理，试图还原现场，从每一个细节窥探人物举止动作的情节。这篇小说的叙述仅有环境场景的呈现，其特殊的表达方式唤起我们揣测猜想的欲望，这或许是作者的一种期待。
小说依然是有人物目光存在的，那就是小说的叙述者。零度叙事并不能完全掩盖叙述者流露出的干预和暗示，读者成为叙事者的同路人。
我们与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处在隔绝状态，一方面是时间上的，我们处在吵架过后的叙述里；另一方面，我们和人物处在不同的空间里，唯独结尾女人的留言条，作为文字，遗留在现场，与我们最为接近。
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叙述者作为现场唯一的“目击者”，他观察到这样一个细节：透过窗户进入房内的光线和打破寂静喧闹的电话铃声。
对于光的叙述是在室内处于安静的环境下展开的，说到光，是“乏力”的，在宁静的现实下，包括最后的留言和这个吵架后的环境，一直都是颓唐的，即使有那么多高端的生活用品、名贵的家具、高档次的装饰、国际化的休闲文化娱乐……但这个环境依旧是空虚、乏力的，一切的一切都好似为了装点了无生趣的迷茫。
在现代社会，即使是香港这样处在中西方文明交汇、文化多元并包的边缘都市，依旧解决不了或者说是适应不了“物”对“人”地位的取代。小说中唯有看到夫妻俩的照片，读者才会“露齿而笑”。作为“物”的照片是特别的，因为它虽然是静止的，但却是在记录人们感动、难忘的动态瞬间。这就说明了小说里为什么宁静的叙述是一幅衰败之感的内在原因，因为，即使是经历了情感波折的男女，当初也有动情的过去。人本就高于“物”，应该是人为物本。小说通篇的物本主义，乃反其道而行之，似乎是一种有意为之，使人在思考中得出相反的结论。
打破平静的电话铃声在原文中说得更值得玩味：突响的铃声固然可怕；宁静则更恐怖。宁静使得梦都无法进入。宁静的光是“乏力的”，而电话铃声是生命的律动。
恐怖是因为宁静，宁静是因为人的缺失，人的缺失导致物的异化，就连桌上的麻将都可能使人成为它的奴隶，所以这份现代化的恐怖远远超过了铃声所代表的人对交流的向往和缓解。虽然人类一直如同小说中夫妻俩那样，即使曾经相亲相爱，某天也可能会有冲突，有纷争，但也正是人类这种不确定性，才成就了今天的文明。我们所看到的现代化成果不是物的积累，而是人的创造。两相比较，哪个更加恐怖呢？
笔者认为，如果说非要给现代主义的形式赋予一个主题的话，其实它和现实主义并无二致。两者的差别在于现代主义奇幻的表达方式与现代性的关注取代了现实主义用理性构建世界和刻意真实描绘世界的创作手法。从文学的形式立场来看，刘以鬯的《吵架》这篇小说确实应属于现代主义，其运用了物本主义的叙述以及零度写作和没有人物与情节的反传统方式，作者区别于其他现代主义作家的是他作为中国作家的民族化特点，即真实地描绘世界的“史书”情结和中国古典小说的描写手法。
小说中多次运用比照，如东西文化冲击的比照、男女前后幸福与仇雠的比照、环境的宁静与喧闹的比照等等，其实这一切都是相喻的，是叙述者的一种安排和干预。叙述者才是这篇小说唯一的主人公。
一方面叙述者运用零度写作，隐藏于文字背后与读者隔绝，另一方面把瓷器和玻璃一起打碎，把佛龛和十字架放在一起叙述，把米开朗琪罗与山水画放在一起描写，然后装作古坟前的石头人一般的两幅画，这些描写都是屋主人故意的安排。
叙述者利用了读者的窥私心理，成功地将可能已经发生的事情，运用草蛇灰线的笔法藏在环境描写之中，由细末到重大，逐渐引领读者去还原事件本身。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叙述者在这篇小说中的意义和没有人物与情节的形式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说，叙述者取代了小说的人物，叙事过程取代了情节和人物的出现。
小说的主题在于吵架这一常见行为所包含的人与人交流不畅而导致冲突的可能性，这种冲突可进一步扩展到社会文明层面的交流与冲突。结尾的留言和小说中隐含的叙述干预则说明了人的交往虽然伴随着崎岖坎坷，但是没有人的世界更加可怕。这正是迈进现代的香港社会所存在的社会问题。
小说精妙的安排和独特的叙述方式，引领读者思考和感悟，因而这篇小说似乎不是用来分析与解构的，而更需要读者偏重于感受和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