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朱雀》是70后作家葛亮的长篇处女作，一部书写南京的小说。作品如何写出南京这座故都屡历沧桑而沉潜不变的底色，是本文解读的重点。简而言之，小说从这几个方面下足了功夫：一是以历史之“变”凸显生活之“常”，将动荡的家国历史与家族历史、社会环境与日常生活并置，写出南京的“变”中之“常”；二是引入“局外人”视野，通过本土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对话，使南京现出习以为“常”中的“异”；此外，作家也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家城”想象纳入已有的文学传统，向传统致敬，同时寻求自我突围。
关键词：葛亮 《朱雀》 南京叙事
“金陵自古帝王州”，担了十朝古都的声名，无论是暂时偏安还是短促更迭，南京曾经过数次改朝换代、盛衰起落，可以说是惯看江山易主、繁华颓败的历史无常。即使到了近现代，这座城仍一再成为风云际会的焦点：太平天国、中华民国、日军侵略与“南京大屠杀”。以上种种，社会的动荡、战争的苦难以及帝都夕阳的黯然忧伤，作为历史和文化记忆，一起渗透进城市的底子，影响并形塑着它内在的精神或性情。葛亮的长篇小说所试图打捞的，正是南京屡历沧桑而沉潜不变的底色。小说命名为“朱雀”，且以一枚“金朱雀”挂坠为暗线贯穿始终，一则是以“朱雀”这个与南京渊源颇深的意象隐喻物是人非、世事多变；再则也是希望南京的底色，如同那枚见证种种苦难的挂坠，倘若拭去历史残留的铜屑，它那对“血红色的眼睛见了天日”，依旧生动如故。
如何写出一座城市的内在性情或底色？小说从几个方面下足了功夫：一是以历史之“变”凸显生活之“常”，将动荡的家国历史与家族历史、社会环境与日常生活并置，写出南京的“变”中之“常”；二是引入“局外人”视野，通过本土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对话，使南京现出习以为“常”中的“异”；此外，作家也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家城”想象纳入已有的文学传统，向传统致敬，同时寻求自我突围。
一
抽象的时间坐标，标出了这座城市变动无常的家国历史。小说的另一条线索――由叶毓芝、程忆楚和程囡贯穿搭建的，则是一段宿命纠缠的家族历史。无疑，家族不能置于家国的动荡之外。外在的大环境，不断以强势力量介入家族人物的生活或者推动改变他们的命运：叶毓芝在“南京大屠杀”的屠城惨案中受辱而死；程忆楚经历1950―1970年代，恋人被打成右派流放东北、丈夫参与“文革”械斗留下终生残疾；程囡，后“文革”时代出生成长，开始面对这座城市以现代或后现代名义涌来的诸多纷乱怪相。不过，在作家看来，大历史并不能涵容南京过往的全部记忆，甚至不是南京人关注的首要问题。小说后记中，谈到南京与历史的关系，葛亮说：“南京与历史间的相濡以沫，其实有些言不由衷。就因为这‘不由衷’，倒让这城市没了‘较真’的兴致，无可无不可……偶然也会动情，却是因为一些极小的事。这些事是无关于时代与变革的，隐然其中的，是人之常情。”{4}故而，沉潜在动荡历史外壳之下的日常生活，关乎饮食男女的人情世故，作为南京底色里绵延不变的“常”情、“常”态，成为作品极尽铺叙书写的重点。就“常”情而言，小说借助叶家女子的爱情，集中凸显的是这座城市骨子里的“烈”和“冷”。说到南京女人的“烈”，是有文化渊源的，时至今天，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畔，还流传着李香君血溅桃花扇的故事。当然，南京女人的故事，未必是“个个都卯足了劲，要血溅桃花扇”；不过，“烈”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和汹涌的暗潮，却是一直蛰伏在这座城市绵延不息的血脉里。更有意思的是，小说欲写“烈”先写“冷”：三位叶家女子给人的第一印象，无一例外都是“冷”，一种云淡风轻、不动声色的“冷”。叶毓芝首次出场，尚是一个几岁的小女孩，“打扮是一团锦簇的样子。眼神却冷漠着，不是这年纪的小孩子通常因在生人前的惊惧，表现出的畏缩。而是，生性里的冷”；陆一纬初遇程忆楚，先看到的也是她“疏淡的眉目里头，倒有些深沉的东西，甚至可说是冷峻”；泰勒对程囡的第一感觉，也是“她的眉目清淡，如同她的表情。但却不是这个年纪的女孩子惯有的因厌倦而致的不动声色，而是冷漠的自持”。许廷迈最初被程囡吸引，还是因为她对他“若即若离”的冷淡。如前面所述，南京曾为十朝古都，不止一次上演过“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历史戏码。久而久之，或许这城市和置身城中的人，再面对历史沉浮和人生分合，就多了一分达观和冷静。这“冷”是宠辱不惊的旷达，也是举手投足分寸自知的矜持。 以“冷”打底，那“烈”便有了暗潮汹涌已久、终于喷薄而出的爆发力，哪怕是飞蛾扑火，也要将高潮推到极致。小说中南京的“烈”被具化为三代叶家女子热烈而悲剧的爱情。叶毓芝在1936年日军侵略南京前夕，不顾父亲反对与日本青年芥川相爱，且暗度陈仓怀上“敌国”之人的孩子，面对父亲斥责、情人远走，她打定主意生下了带着“孽缘”的程忆楚。忆楚爱着被打成右派的陆一纬，历经四十多年分合变故，执意生下私生女程囡，直到陆死仍不能释怀。十八岁的程囡先后与美国间谍泰勒、颓废青年冯雅可发生情感纠葛，懵懂放纵而不知痛苦的结局早已写定（泰勒被抓、雅可吸毒死去）。她们不管外在家国历史如何动荡，也很少去理性衡量其中的是非对错，一旦内心的情感触发生长，便执拗到底、全情投入。一样炽烈的开始，一样悲剧的收束，就像南京这座古城的历史宿命：每一次的繁华鼎盛，都有一个颓败苍凉的尾声，无从改变。如果说叶家女子的情感故事，隐喻地呈现了南京这座城市宠辱不惊的“冷”、飞蛾扑火的“烈”，以及“冷”与“烈”之下一再轮回的悲剧性；那么程云和、陈国忠母子则代表了这城市的另一种性情――遭遇命运起落仍笃定生活的“韧”性。程云和是程忆楚的养母，陈国忠是程云和的儿子，与忆楚虽是异父异母但情同手足自小一起长大。云和与国忠母子是叶家祖孙三代悲剧命运的见证者或陪伴者。是他们，用平和宽厚的善意收容和抱慰了叶家女子的重重苦难。也是他们，将南京的“韧”性，具化在一饭一蔬的日常生活中，使家国历史动荡中的家族生活得以常态、安稳地过下去。作品多处动人的描写都与“吃”相关，如“包粽子”、蒸“生肖九层糕”、做“松鼠鱼”“素板烧”等等。1960年代的一个端午节，社会的动荡已经让整个家庭充满不安，忆楚的恋人被打成右派流放东北农场，云和因出身风月即将受批斗而死。在这样的风雨飘摇之际，小说腾出笔墨，细细描写了云和“包粽子”的一幕：为了让孩子们吃上一顿粽子，云和精打细算，把攒了几年的“赤小豆，花生，栗子，火腿丝，甚至还有一小包金丝蜜枣”悉数拿出，“油滋滋地响，云和就撒下蜜枣去煎。这还是老家的方法，讲究。用油将蜜枣的鲜甜味给吊出来”。不厌其烦地铺排呈现每一个琐屑细节，显示了作家对这种日常生活“韧”性的肯定。正如张爱玲所言，这是人生安稳的底子，有着永恒的意味。寄托南京生活“韧”性的，还有另一个人物陈国忠。他对程忆楚和程囡用情至深，终其一生都在守候照顾她们。小说里，国忠的深情写得沉静、细腻、绵长、从不张扬，只是默默地转化为一支用子弹壳精心打磨的铜牛发卡、一个打扫干净的家、两个“红糖芝麻馅”包子、一块“甜得沁到心里去”的梅花糕。这些绵延在一饭一蔬里的日常细节，连同一种置身无常历史、依然持守安稳的生活常态，是作家所想象的“家城”的又一底色：南京的“韧性”。这是一种以柔克刚的生命力，无论历史怎样坚硬，它总能找到屈身而过的姿势，从而继续依然故我地生活。
二
虽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葛亮说他对南京的很多深切感触，却是在他为求学和工作离开家乡之后。定居香港，置身多元文化融合的异乡，因为有一段文化与空间的距离，反而看到了一些平素不曾注意的特质。{5}或许是基于这样的缘故，在构思《朱雀》时，他选择了“局外人”作为观察视角。小说里，与叶家女子发生情感纠葛的人，几乎都是外来者：叶毓芝爱的芥川，日本人；程忆楚爱的陆一纬――马来西亚华侨，嫁的魏胜利――山东菏泽人；程囡先后爱上的泰勒――美国人，许廷迈――华裔英国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南京作为都城兴亡更替的历史，又何尝不是一群又一群外来者冲进来或被赶出去的历史。这座古城隐忍而宽容地接纳了形形色色的外来者，各怀抱负和野心的外来者也给这座城留下了厚重又复杂的历史记忆。当然，小说将“外来者”设为作品中三位女性的情感对象，不仅是为了隐喻南京的历史与“外来者”密不可分；更重要的是，作家要借助外来“他者”的眼光，重新认识和审视自己的“家城”。“局外人”视角，“他者”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对比、对话，一方面可以凸显本土因习焉不察而遮蔽的某些混沌之处，有效弥补“局内人”视域上的盲点；另一方面也可以相对摆脱置身其中的人荣辱与共的主观情绪，从而更为客观地面对一些未经辨识的问题。小说诸多的外来者中，许廷迈是作品最为倚重的旁观视角，作为线索人物，贯穿小说始终。借助他的所见所闻所思，作家的笔触游走在南京的大街小巷，穿梭于城市的过去和现在，以“陌生化”的方式，再现了这座城习以为“常”的状态中那些习焉不察的“异”。
透过许廷迈的视野，南京的“异”，首先被呈现为新旧杂糅的异质性。这是一座旧的城，三千多年的历史沉淀下来，几乎处处是旧时遗迹，有渊源、有来历、有掌故，走到哪里，都仿佛是走在历史的阴影里；这又是一座新的城，数度毁坏、数度重建，断断续续的残痕被重重叠叠地粉饰而有了新样子、新名目、新用途，“雕梁画栋”的古迹和鳞次栉比的高楼均是一派“簇新”。一面是象征古老文明的旧，一面是追赶现代文明的新，传统与现代、历史和当下、想象和现实、昔日的渊源和如今的样子互相叠合并互为表里，共同搭建了南京斑驳混成的异质风貌。最明显的是小说里那些情节所在的地理空间，几乎都具有“新”和“旧”拼贴缠绕的多重面孔：明代皇帝朱元璋煞费苦心建的“瓮城”，在日军的炮火中变成了“断垣乱石”，如今是消夏纳凉的避暑山庄；旧时江南贡院的举子吟诗作对、庆祝登科的魁光阁，几经毁坏和重建，现在雕梁画栋处处簇新，成了一个高档茶馆；夫子庙，昔日赶考书生云集的圣地，现在是游客观光的著名景点；学校里的专家楼，曾是国民党高官的宅邸；看话剧的小剧场，原是一个纺织厂仓库；忠叔工作的小学食堂改自一座天主教堂；“香君客栈”是个旅馆；“落日东升”是个酒吧；“上善若水”是新开发的楼盘。那些充满古典气息的渊源，描述着一个沾满历史尘埃的老城旧梦，那些“新得过分了”的景观和形形色色的用途，又一再提醒人们往事早已如烟。旧梦逝去，各种名目驱动的现代或后现代新梦在这个老城的内部慢慢滋生、疯长。就这样，这座城被一种没落的“旧”和急切的“新”裹挟着，在许廷迈眼里，呈现出半新半旧、亦新亦旧、既古老又现代、既“庄重”又“轻薄”的异质混成气质。 借助“局外人”视角的观照，南京的“异”，还表现为“信马由缰”的异端性。这座城虽为十朝古都，却并不以庄重严肃的正统面孔自居；相反，倒是自古以来，就沿袭着一脉不肯循规蹈矩、不愿世故从俗的异端文化基因。这类基因，远可上溯到六朝的流风余韵，自乌衣巷王谢子弟的名士风度以降，经历代秦淮河落寞书生的推波助澜，一种率性而为、逍遥自在、随心所欲、放浪形骸、无力兼济天下、但求独善其身、拒绝向庙堂妥协、不肯为权势折腰的名士做派，成为备受推崇的文人品格。因为自甘非主流、自外于朝堂纷扰，南京的文化传统里，少了一些激烈拒绝的英雄，多了许多自我放逐的隐者，他们以默默的不合作的“隐忍”来守住内心信仰的底线，或避居田园、纵情山水或流连风月、沉醉诗酒。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南京性情里的“隐忍”其实有两种表现：一种是荤素咸宜、宠辱不惊，另一种则是信马由缰、疏狂放纵。或许是由于经历太多荒诞无道的乱世，有着过于沉重的历史负荷，在古老的中国，隐而狂的名士做派，一直是作为一种洁身自好的高雅品格被认同和推崇。很多时候，南京底色里信马由缰、不受约束的“名士气”，是让许廷迈感到困惑的，这与他中规中矩、个性较真、温和而保守的英式文化性格极不相容。他不能理解为什么隐忍里有着那么多夸张的放纵，他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古书上那些奇异怪诞的人被“宽容和骄纵”，甚至被“称为贤者与名士”。凭着文化的差异比照，他隐约觉得，南京没落的异端气质里，其实潜藏着危险的核，一些颓废而暴烈的种子正在静静地繁衍、生长，平时不动声色，一旦触发，便可能是惊心动魄的“峥嵘与凶猛”。这一点，他在所接触的程囡、冯雅可、程忆楚、李博士身上深有体会。尤其是冯雅可，这是小说着力塑造的一个最具有六朝名士遗风的南京男孩，他天资极高、狂放不羁，有着神秘的身世、迷人的艺术感觉，平日里过着纯粹而耽美的生活，画画、演话剧、读诗与史、做有个性的陶艺，看起来自足自在、自得其乐。然而，这个人物又不是真的快乐，他的所谓自足终究是苍白脆弱的伪装，既无力反抗外在的种种乱象，也不能抵御内心深处的虚无。最终，这个寄托了作家某些古典幽怀的人物，因吸毒过量而死，死前残忍地割断了爱猫韶韶的喉管，血流如注。“局外人”许廷迈眼中的南京，有时厚重，有时家常；既有不羁的“名士气”，又有坚执的“萝卜气”，矜持而隐忍、放纵且颓废；有“簇新”的追赶时代潮流的一面，也有“没落”的不肯随波逐流的一面。某些“神秘而蓬勃的力量”，“谜”一样，让他“困惑”；谜的深处，很难说是否是其谜底，涌动着无从把握的危险，却也“是吸引他的所在，让人依依难舍”。当然，“他者”的存在和“他者”的眼光，并不见得一定是“没有偏倚”的中允立场，也并不一定是来平等对话的。倘若是为了满足“东方主义”的猎奇或占有欲，甚至是带有侵略性的掠夺和占领（如小说设置的“芥川”和“泰勒”两个人物），这样的“他者”，其前理解结构必然被动机所左右，带给本土文化的只能是深重的灾难。
按加拿大学者弗莱的说法，“诗只能从诗中产生，小说只能从小说中产生”{6}，任何一个作家的文学创作，都不能自外于其身处的文学传统，葛亮的创作也是如此。就大的传统而言，作家曾一再谈到江南文脉对他的影响。在散文《江南儿女生颜色》中，他谈到江南文脉的“好与丰厚”，无关庙堂，有些“非主流”，一以贯之的特点不是忧国忧民的宏大威严，而是关乎个人性情的“奇”与“通透”。自外于扰攘、温润如家常的风格通过他列举的归有光、沈复、袁枚等人的文字一脉相沿。{7}其实江南文脉的传统，可以追溯得更远。十朝古都、魏晋风度、《世说新语》里的名士做派、东晋陶潜的田园幽怀、大谢小谢的山水诗、李唐后主的亡国词；哪怕不是南京人，路过南京的李白、刘禹锡、杜牧，也多次盘桓逗留，写下诸多抒伤古情思发人生感慨的传世之作。这些，作为一种先行的文化结构和潜在的理解视野，构成了葛亮认识和书写南京的大传统。
具体到城市写作这个小传统，作家曾谈到《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等作品对人情世故的体贴与拿捏，让他深有感触。{8}另外，如同很多研究者所注意到的，作家对王安忆、张爱玲、严歌苓等人的创作也熟谙于心。{9}关注普通人和日常生活，以人的命运写城的寓言，是这一脉作家写作的主要特质。默认于这个城市叙事传统，葛亮从早期的中短篇创作开始，就着眼于写一座城中那些有地域文化意味的普通人，以人物的性情来表征城市的底色。在《朱雀》里，作家进一步把人物的生活场域放大，放回到一段有一定历史长度的时空里，让人与城经历重大的历史变迁，又活在彼此荣辱沉浮与共的命运里。这样一来，写人即是写城，写城也是写人，人的故事里有城的“常”与“变”，城的故事里有人的“悲”与“欢”。人与城、城与人，互相支撑，互相见证，也互为镜像。
当然，传统只是一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一部成熟的作品，还要看作家如何在传统中实现自我突围。结合前面的论述，我认为，《朱雀》通过家国史与家族史的融合，历史线、情感线与日常生活的“蒙太奇”交叉碰撞，写出了“家城”南京的“变”中之“常”；同时引入“他者”视角，借助线索人物许廷迈的“陌生化”眼光，形成外来视野与本土经验的对话，以重新审视“家城”南京的“常”中之“异”，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尝试。近些年，针对“文革”后出生的一代作家没有历史感、写不出大格局的批评，不断出现。这部作品，聚焦一座城在历史与现实的变迁中起落的命运以及沧桑起落之下沉潜的内在性情，有开阔的文化视野、熟稔的历史想象，也有鲜明的个人体验，算是一位70后作家对以上批评的一次认真回应。
想象中的“家城”，是否依然存在或能否继续存在，是作品最后留下的问题。就像小说里写到的，夫子庙早变成了要门票的观光胜地，西市是古玩商城、魁光阁是高档茶馆；秦淮河“黑得发亮”，花船上“敦实粗短的中年船工”“扑”的一口痰吐向河中。这些，只是南京外在风貌的悄然变化，作家所真正担心的还是沉潜于这座城内的底色。作品中有一个细节，作为最具有南京气质的女孩，程囡被选去拍了一个名为“上善若水”的广告，作家写“她站在湖畔的波光前，就是若干年前的邻家女儿。时时可见，处处可见。然而到了现世，却成了一个唯一”，叙述的字里行间，已然流露出“最后一个”的叹惋。
这最后的文化基因能否延续？小说给了一个开放的结尾：程囡怀孕了，是叶家女子和南京男孩冯雅可的血脉。不过，受孕时雅可已携带艾滋病毒，故事就此收束。他们的命运如何？南京的命运如何？就由读者去思考和继续想象吧。
{2} 葛亮、张昭兵：《创作的可能》，《青春》2009年第11期。
{3} 葛亮：《〈书香两岸〉专访：我永恒的信仰和快乐》，《书香两岸》2011年第3期。
{4} 葛亮：《〈朱雀〉后记・我们的城池》，作家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第450页。
{6} 弗莱：《批评的解剖》，转引自叶舒宪《探索非理性的世界――原型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页。
{7} 葛亮：《江南儿女生颜色》，《文学界・原创版》2013年第1期。
{9} 王德威在《归来未见朱雀航――葛亮的〈朱雀〉》（参见《朱雀》序言）中谈到葛亮的小说与南京书写传统及王安忆等人的城市叙事的关系，作家本人发表的学术论文《日常的壳与历史的核――论王安忆的上海书写》《对照记――论都市书写的镜像式观照》等均可见出作家对王安忆、张爱玲、严歌苓等人的城市叙事深谙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