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年号”
“国号”是对一个政权的称谓，“年号”则是对某一历史时段的称谓。年号是我国历史上用来纪述年份的一种特有方式。如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是“贞观”，其间的史事就以“贞观××年”来记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受此影响，也曾经用“年号”来记述某一年代，如“昭和××年”“明治××年”等。）这和现在的公元纪年法显然不同。
从明朝开始，由于一个皇帝一般只用一个年号，因此人们便习惯以年号来指代皇帝，如“崇祯”“乾隆”“光绪”等。
建立新年号称“建元”，改变旧年号叫“改元”。
查范文澜著《中国通史》所附《历代纪年表》可知，我国历史上最早创制年号（即在年次前冠以具有含义的某种称号）的是汉武帝刘彻，创制时间是公元前140年，年号是“建元”。《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条颜师古做注云“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起于此”可为证。从公元前140年至公元1911年，共2000余年，我国历史上共有年号300多个。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至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历时700年，都是以干支纪年或概称为“某某王（帝）××年”，如“周武王××年”“秦惠文王××年”“汉高祖××年”等。而在西周共和元年之前，连干支纪年法也无据可考，异说颇多，尚无定论，故一般纪年表只能列帝王的世袭沿革。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因此，大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宣统”年号，便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年号。
年号的字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两个字，如“太初”“景平”“开元”“永乐”“宣统”等。也有三个字的，如王莽的“始建国”、梁武帝萧衍的“中大通”。四个字的年号也有，最早一个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建武中元”。唐朝的武则天更有三个四字年号，分别是“天册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北宋则有宋太宗赵匡义的“太平兴国”，宋真宗赵恒的“大中祥符”和宋徽宗赵佶的“建中靖国”。两个字的年号占绝大多数，可能与国人传统思维方式讲求“和谐”“对称”有关。当然，两个字的年号也确实好读易记一些，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年号的变换，最初较有规律，如汉武帝刘彻自“建元”至“元封”（公元前110年）共30年，每隔6年改变年号一次；“太初”（公元前104年）至“征和”（公元前92年）共16年，每隔4年改变年号一次。这之后，年号的变换便渐无规律，随时可改了。改换年号最多的是唐朝的武则天，在位21年（公元684―705年），17次改年号（国号则改“唐”为“周”）。其他如汉武帝刘彻、唐高宗李治，也都是十几次改换年号。与此相反，有的帝王在位多年也只用一个年号，如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年号用了23年；宋高宗赵构，“绍兴”年号用了32年；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号用了31年。年号使用得最长的要数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的“康熙”和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的“乾隆”，分别使用了61年和60年，已经是一个甲子了。
一般地说，明清两朝年号的变换是不大的。明朝“洪武”“永乐”“成化”“嘉靖”“万历”这些年号，都使用了20年以上；清朝近300年历史换了12个皇帝，却只用了13个年号，只有清太宗皇太极用了两个年号（分别是“天聪”和“崇德”）。其中，使用了30年以上的年号有4个：“康熙”“乾隆”“道光”“光绪”。平均下来，清朝每个皇帝使用年号接近30年，可谓历史之最。
变换年号并不一定要在一年之头，随时都可以。如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1年）十二月就改“开元”为“天宝”；元世祖忽必烈在“中统”五年（1264年）五月就改“中统”为“至元”。考察《历代纪年表》可以看出：在我国十几个朝代中，最早建立年号的朝代（汉）和最后两个朝代（明、清），以及实现了全国统一的朝代，很少有在一年之中变换年号的。比如东汉接近200年，使用了40几个年号，只有5个是在年内变换的。明朝300多年，只在两个年头变换过年号；清朝近300年，更是只有一次在年内改换年号。明、清两朝，一个皇帝一个年号几乎成了一个制度。相反，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辽、金、元这些要么全国处于分裂的朝代，要么是非汉人统治的朝代，年内变换年号的现象却屡次出现。如北魏有40个年号，有近30个是在年内变换的；元朝有一大半的年号是在年内变换了的；西晋惠帝司马衷，仅在公元304年这年就四易其年号：正月将“太安”易为“永安”，七月改“建武”，十月复用“永安”，十二月再改为“永兴”。变换之快，好像儿戏。
年号使用了2000年，便难免重复。有些年号，如“太平”“建平”，就有8个帝王用。最奇怪的莫过于同一朝代重复使用同一年号了。如唐高宗李治有“上元”年号，而唐肃宗李亨也曾以“上元”纪年。元朝则有明宗、宁宗、顺帝三代帝王共用“至顺”年号。史载，最早的同朝代而重年号的事发生于西晋的惠帝司马衷和东晋的元帝司马睿，他们都用过“建武”这个年号。至于重复某年号头一个字（如“元光”“元朔”“元狩”“元延”“元兴”“元和”）或末一个字（如“永平”“兴平”“建平”“景平”“太平”“治平”），则比比皆是。其中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截取前代年号的上一字或下一字制成新年号，可以借此体现自己缅怀盛世开业前辈的思想。如唐德宗李适之“贞元”年号，就是截取了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年号中“贞”字而成的。明人焦f在《焦氏笔乘》卷八《纪年》中就是这样讲的：“……用先朝字者，如唐德宗以（因为）建中、兴元之乱，追思太宗贞观，明皇开元为不可及也，合为‘贞元’以法象之……”
从另一个方面讲，由于年号都是选用“正大光明”“吉祥如意”这样一些美好的字眼，汉字虽然不少，但这类吉祥的字毕竟有限，所以年代久了，在年号的用字上也就难免要重复。清代史学家赵翼在《陔余丛考・年号重袭》中说：“历世既久，而所取吉祥字止有此数，稍不祥考，未有不至重袭者”。
在史籍中，某些年号有时会出现异写的现象，如“贞观”之作“正观”，“显庆”之作“光庆”“明庆”等。这是出于对帝王避讳的需要；如不加注意，很容易理解成是不同的年号，以为是改元了。宋仁宗名“祯”，是两宋时期在位最长的皇帝。宋人便讳“祯”为“正”，作“贞观”为“正观”。唐玄宗名“隆基”，史官便讳“隆基”为“永崇”。 此外，也有一些帝王继位后并不改元重定年号，而是沿用前任的年号。如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唐哀帝李牵公元904年继位后就沿用前任唐昭宗李晔最末一个年号“天v”。五代时后晋的出帝，后汉的高祖、隐帝，后周的世宗、恭帝等，即位之后也都未新建年号，而是沿用前任所用年号。清人钟渊映在《历代建元考・总论》中曾有记载：“西魏二主，废帝、恭帝，俱不改元。时初行周礼，去年号。”按，查《历代纪年表》，西魏的废帝元钦和恭帝元廊，各在位3年，确实都没有自己的年号。
年号不仅封建统治政权使用，农民起义的政权也使用，而且大都与前面的重复。如黄巢之号“金统”，方腊之号“永乐”，李自成之号“永昌”，张献忠之号“大顺”等，全都重复过去统治政权的年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清朝史学家赵翼是这样解释的：“盖前代正统纪年，载在史册，易于稽核”。这种解释很有道理。
二、关于“改元”
前面已经讲到，改换年号叫“改元”。我国历史上的正式改元，是从汉文帝开始的。改元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依例改元，二是因事改元。
（一）依例改元。一种是同一朝代旧君死新君继后的改元，这往往是逾年再改，即把旧年号用到年底，下一年再改用新年号。另一种是改朝换代建立了新政权时的改元。这一般是在政权更迭的当年就要进行的，新政权不会把已被自己推翻了的朝代的年号沿用到该年年底。
（二）因事改元。这就比较复杂了，大致上可分成如下几种情况：
1.因政局变动而改元。如唐昭宗李晔当皇帝时，宦官刘季述、王仲先等发动宫廷政变，欲废昭宗。军阀朱全忠在宰相崔胤等的配合下班师回宫，诛杀了政变的宦官，恢复昭宗帝位，并把昭宗从长安迁到洛阳，同时也改原来的年号“天复”为“天v”（公元904年）。汉灵帝刘宏的“光熹”（公元189年）和唐僖宗李儇的“光启”（公元855年）、“文德”（公元888年）年号，都是因为政局动荡而改的。
此外，还有因废立储君而改元的。如唐高宗李治在永徽七年（公元656年）废皇太子忠为梁王，立代王弘为皇太子时，就改元为“显庆”。还是他，由于在“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又废太子贤为庶人，立英王哲为皇太子，于是再改元为“永隆”。
2.因大赦而改元。如唐武则天改“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十一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就是因为“大赦天下”，而以改元来标榜自己。唐高宗李治乾封三年春下诏大赦犯人，也把年号由“乾封”改为“总章”（公元668年）。
3.因军事胜利而改元。如唐武则天之“垂拱”年号，就是因为在公元685年击败了反对者徐敬业，认为从此以后可以“垂拱而治”了才改换而来的。汉元帝刘]改“建昭”为“竟宁”（公元前33年），是因为他在军事上降服了于边境骚扰的匈奴人。“竟”，应劭、钱大昕等人解释与“境”通，“竟宁”即“边境得以安宁”之意。
4.因灾异祥瑞而改元。这又可详分为三类：
（1）因天象而改元。如汉武帝刘彻之“元光”（公元前134年）年号，就是由于当时出现了“三星见”这一祥瑞的天象。而如果遇上了灾异天象，比如日食、地震，一般也要改元。如汉献帝刘协之“延康”（公元220年），唐高宗李治之“开耀”（公元681年），唐武则天之“如意”（公元692年）等，都是因为那年出现了日食，遂以改元。公元684年七月，“彗星见（通“现”）西北方，长二丈余，经三十三日乃灭”，于是武则天于九月间改元为“光宅”（《旧唐书・则天皇后纪》）。汉宣帝刘询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四月，“郡国四十九地震”，翌年，“以先者地震，山崩水出，于是改元曰‘地节’，欲令地得其节（节制）”（《汉书・宣帝纪》及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因灾异天象而改年号的目的显然是为了祛邪除灾。
（2）因物象而改元。龙、凤、麒麟，自古都被国人视为吉祥之物，它们象征着天降福庥。因上述吉祥的物象而改元的事是不少的。如汉宣帝刘询之“五凤”“黄龙”年号，唐高宗李治之“仪凤”“麟德”“龙朔”年号，唐中宗李显之“神龙”“景龙”年号等。
（3）因人事而改元。因人事祥瑞而改元的如唐高宗李治之改“开耀”为“永淳”，是因为这一年（公元682年）“太子诞皇孙满月”。唐武则天之“延载”“证圣”“天册万岁”“万岁登封”等年号，是因为臣下对她上尊称徽号而改来的。因人事的灾异而改元的也有，比如唐高宗李治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因为十一月间“帝自奉天宫还东都……疾甚，宰臣以下并不得谒见”，于是在十二月改元为“弘道”（《旧唐书・高宗纪》）。
5.祭祀而改元。这也可细分为三种情况：
（1）因封天禅地而改元。封禅之礼仪在古代是隆重庄严而影响巨大的国家级盛典，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极其重视，以至西汉太史公司马谈因未获参加祀典而“发愤且卒”，引为余恨，并遗嘱其子司马迁。因此，遇封禅而改元就不足为怪了。汉武帝刘彻之“元封”（公元前110年）年号，唐高宗李治之“乾封”（公元666年）年号，都是因为封禅泰山而改的。
（2）因享祀明堂而改元。“明堂”即阐明政教的庙堂，这是祭祀五帝五神的庄严场所，是诸侯朝见君王、分别尊卑的重要场所。因祭祀明堂而改元，是很自然的。汉安帝刘祜的“永宁”，汉顺帝刘保的“永和”，唐武则天的“永昌”“万岁通天”“圣历”等年号，就是这样来的。
（3）因典祭宗庙而改元。宗庙之地，除循例的月祭和四时祭在此进行之外，重大事件如战争，也要告之于它，在此占卜凶吉，并可改元。汉献帝刘协的“建安”，唐穆宗李恒的“长庆”，唐敬宗李湛的“宝历”，唐武宗李炎的“会昌”，唐僖宗李儇的“乾符”，无不是因有事告于宗庙而改元以纪。
总之，“年号”是我国历史特有的纪年名号，除了用于纪年表示年份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它了解到一些历史事实和问题的缘由，进而增加我们的历史知识，以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