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质自森森，孤高几百寻。
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虚心。
岁老根弥壮，阳骄叶更阴。
明时思解愠，愿畚逑仪佟
这是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北宋大诗人王安石（1021―1086）的《孤桐》诗。梧桐树岿然屹立，拔地高达几百寻，接近了云霄，仍不屈服，这是因为扎根大地有深深的根。所以岁月越久根越壮实，太阳越炽烈叶子越浓密。诗人由此的体会是：政治清明时，要像帝舜抚五弦琴吟唱的那样，时时想着解决民间疾苦。
由此诗可知王安石的文学成就是毋庸置疑的。这里要说的是，王安石作为诗人，同时更作为政治改革家，此诗乃是其表明不畏困难，独排众议，力推改革，昂扬进取的宣言书。
王安石是宋仁宗庆历间进士。嘉v三年（1058年），他向朝廷上万言书，力主改革，不纳。神宗即位后，于熙宁二年（1069年）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从此他在朝内主持了六七年的变法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其影响深刻且深远，成为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方难以磨灭的印记。列宁就径直称他为“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
王安石的时代，北宋已经立国百年。北宋政权的特点是政治上实行文人治国，军事上奉行守内虚外。但立国百年的北宋却有“三冗”严重拖累着国家。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是为冗员。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是为冗兵。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增加，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是为冗费。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史家所谓“积贫积弱”的局面。
不仅内部矛盾尖锐，外敌的侵扰又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辽和西北边境的西夏连年发生战争。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对外作战却每每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割地赔款。
所有人都认识到：必须改革。历史上的许多改革，为减少阻力，一般都不先动政治，而是从经济、军事、文化这三方面入手。但是，改革又是非常艰难的。庆历三年（1043年），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新政”历经一年即告失败。
王安石的改革，涉及财政方面的主要法令共六项：均输、市易、青苗、募役、农田水利、方田均税。均输法“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降低国家支出，减轻了纳税户的额外负担，限制了富商大贾对市场的操纵和对民众的盘剥，便利了市民生活。剩余五项法令，皆是利于大幅增加财政收入。
改革后，国家财政收入大大增加。据《宋史・食货志》的记载，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国库收入为7070万贯，以后居然达到1.6亿贯文。即便后来北宋丢失半壁江山变成了南宋，国库财政收入竟也高达1亿贯文。《微历史・宋朝人》（赵家三郎著，同心出版社2012年版）说，这样的税收即连后世也难以企及――它使大宋的GDP竟然占到全球的22.7%，即超过了当时世界GDP的五分之一！
改革的经济成效巨大，“劫富”的味道浓厚，打击了土地兼并，彻查了地主偷税漏税，是历史上继商鞅之后又一次将改革的手术刀对准利益集团。
纵观王安石的经济思想――抑制兼并，是为缩小贫富差距，并有力打击利益集团对国家的诸多的干预。王安石干预市场，搞官买官卖，是为抢夺大商人的独占利益，使之收归国有；兴修水利，是为改善民生，提高生产力；募役法，是为扩增劳动力，增加农业产量。最重要的还有一点：“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这是他对神宗赵顼讲的话，其时他无疑是信心满满的。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这样评价王安石：“他无疑的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1]这些思想，使我们看见近一千年前的中国，正萌发一种官府自为兼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当时大多数人难以理解的，所以黄仁宇说：“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人物远。”[2]
至于军事，几项法令的实施，目的都是为了精简军队，要简更要精。将兵法，把将军与士兵联系起来，提高指挥水平，增强战斗力；保甲保马，为军队提供了充足兵源与马匹。军器监的设立，提高武器质量，增强战斗力。
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熙、河、洮、岷、叠、宕等州，拓地一千八百里，斩首数千级，获牛、羊、马以万计。[3]这是北宋军事上的一次空前大捷，从而建立起进攻西夏的有利战线。
要进行改革，就必定要求得人心，并且有理论支撑。因此，王安石极力推行他的《三经新义》。王安石的《字说》也曾一度独行于世，被奉为科举取士的圭臬，以致苏轼开了不少《字说》的玩笑。对于这种“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学术统一，东坡学士颇为不满。王安石如此做，倒不是要统一思想，大搞独裁。他要做到的是经世致用。其实任何人才的选拔，都应该建立在经世致用的基础上，包括科举。国家从这些考试者当中，选拔出来的不应该是书虫，不能是冗人、庸人。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益是十分显著的。
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的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尽管这样的“新旧党争”仍只局限于官僚组织之中，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王安石变法最后还是失败了，是源于政治上的失败。他改了经济军事文教，但却死在政治的手里。其间重要的一点，是政策执行不力与政策的异变。动机与效果的背离，政策与执行的偏差，使一系列变法活动从安民走向扰民。如政府把青苗法利率规定为百分之二十，官员擅自提到百分之三十；政府要抑制私商，官员用更坏的官商代替私商；政府要用交钱代替差役，官员就拼命敛钱。无论哪种措施当初的动机有多好，实施它的地方官员都可以把自己的私货塞进去，从而完全违背了变法的初衷。 为什么“抑兼并”不行，“不抑兼并”也不行，“抑”与“不抑”交替试之还是不行？因为“权力捉弄财产”的封建经济不可能讲“过程的公正”，无论专制朝廷的“公权力”还是贵家势要的“私权力”都既不让规则公平更不让起点公平，于是国家的“自由放任”会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圈子，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而国家的经济治理也只会“与民争利”，却治不出个理性调控机制。
王安石有著名的“三不足”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4]。这用在他自己身上，他自己的改革决心上，是恰当的；但是当官僚们打着这番旗号变本加厉地去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更多利益时，人们不禁要问：“天变已不足畏，权力靠什么制约？”
王安石变法主要是应对危机的政治冲动，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对这次变法的经济内容，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评论道：“在我们之前900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时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黄仁宇还说，有一个重要因素“始终没有被王安石看穿”，“即现代金融经济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涵，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礼。”黄仁宇总结王安石的改革说，它“没有引起所述的社会冲突，是因为宋朝的社会还未发展到这一程度，足以纠结新旧两派，作这场决斗”[5]。结论不言而喻，变法的走样与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当我们了解了王安石积极变法的经历，了解了他的思想性格，了解了他生活的时代背景，就更能够准确把握《孤桐》诗的主题。王安石在这首诗中借“孤桐”以言志，孤桐即为他的人格写照：尽管在变法中，他是孤独的，受到来自各方的种种打击，却能志存高远，忠贞不屈；经历的磨难越多，斗志越坚；为了天下苍生，不惜粉身碎骨。从是诗看来，王安石其实已经意识到：拔地几百寻的孤桐，并不以独孤而取胜。它之所以能岿然屹立，高干凌霄，是因为它“得地本虚心”，善于从大地汲取养分和力量。如果离开大地，它一刻也活不下去，更别想“孤高几百寻”了。这犹如希腊神话中力大无比的英雄安泰，离开了大地，就失去了力量的源泉，终于被他的敌手扼死一样。由此我们想到，任何英雄豪杰都是从群众中产生的，他的力量来自群众。离开了群众（大地），再伟大的英雄也将一事无成。
注释：
[1][2][5]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1页。
[3]参见（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九“神宗熙宁六年”条。
[4]（元）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