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代关学界的政治关学概念，正如其首倡者之一骆冬青先生所言，还远远不是一个公认的学术概念，其内涵与学理待尚进一步厘清。本文认为，所谓政治关学的研究对象大致有二:一是政治现象、运作中包含的关学动力;二是文艺、关学观中对政治功能性的强调。而后者一直是中国关学史中不容回避的重要特点，正如有学者所提出的:中国文学最重要的实事之一就是以文章诗歌骄文形式出现的古代文学，是治理国家的最重要的工具，古代文学实际上是以政治关学的原生状态存在着的缘此，本文权且采用政治关学的提法。
宋代学术体、用、文三分，理(道)学家究学明体，政治家经世致用，文学家享性重文，三家各争其统，分途发展，交互影响，形成宋代人文学术鲜明的特色。宋代关学也呈现出明显的辞、经、道三家并峙的局而，即文学家、政治家、理学家的关学，如加上以禅喻诗的禅家关学，亦可谓四家并列。分别以苏轼、王安石、朱熹和严羽为代表随物赋形、文为世用、文道合一及以禅喻诗分别是其核心命题。历来的研究者往往忽视宋代关学中的政治美学要素。事实上，由于宋朝初年黄老思想流行，统治者崇尚无为而治，导致社会心态闲逸平淡，因此宋初关学风格基本上是中晚唐关学的延续。而北宋政治家群体积极入世的政治关学观，推动了整个宋代关学风格的变异，王安石即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政治关学自先秦儒家始，而在北宋达到某种高峰。当时高扬政治关学旗帜的大致有以孙复、石介、周敦颐等为代表的道学家，以田锡、柳开、王禹俩等为代表的古文家和以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等为代表的政治家。学术界对前二者不乏讨论，但对后者却颇有忽视。事实上，他们以关注时政、天下的胸怀和视角来审视、权衡文艺的政治功能，其积极而宏阔的审关情怀尤其值得重视。和范仲淹、司马光相比，王安石对政治与审关关系的体认更为深切，对文艺创作所提出的相关要求更为直接，其自身具有政治隋怀的创作实践也更为深入，由此成为宋代政治关学的最典型代表。
不过客观地说，王安石对文艺对政治性的过度推崇，也导致了一些负面影响。历来有人认为，王安石过分强调了文学的政治致用，对文采的重要性则有所忽略。从他本人的创作来看，尤其是早年之作，的确存在着议论过多、艺术性不足的缺点。另外，他把文学看做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有过于狭隘和偏激之嫌，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文学与政治宣传的区别，容易造成文学创作的单一化、模式化，有碍于文学的正常发展。如他的书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圣人之于道也，盖心得之，作而为治教政令也，则有本末先后，权势制义，而一之于极之论，应该说对文学本身产生了消极作用。苏轼曾指责说: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关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瘩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苏轼对当时文坛凋敝的描绘虽有所夸大，但将其归因为王氏在创作方法上的强求一律却还是比较客观的。
尽管如此，从总体来说，王安石的政治关学对时代的积极意义还是主要的。他顶着杨、刘之辈专门嘲风月、弄花草，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置于脑后的颓靡诗风和只以讲求形式为能事的骄体文风，赋予文学紧密地为变法革新这一政治斗争服务的职能，这在当时的文坛上无疑是起了矫枉的良好作用。尽管在提法上有所过正，但在主流上却是符合那个时代的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