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庆云是清代道光、咸丰年间颇负盛名的理财家。他所著的《石渠余纪》追本溯源、罗列条陈清代的政治、经济事务。其中盐务、钱政、地丁等内容，着墨较多，充分反映了王庆云的治国理财思想。
[关键词]王庆云；《石渠余纪》；治国理财
《石渠余纪》全书六卷，对赈贷、蠲免、徭役、科举、吏治、军政、地丁、耗羡、漕运、劝垦、圈地、铸钱、矿政、盐法、引课、税政、市舶、畿辅营田水利等均有所论，全书采用“纪XX”的形式对这些内容分门别类。全书87篇约18万字，其中约64篇13万字专记经济问题，可见其对治国理财之重视。本文拟从盐务、钱政、地丁三个方面探讨王庆云的治国理财思想。
一、纪盐务
《石渠余纪》中，《纪盐法》、《纪引课》、《直省盐课表》、《纪盐禁》、《纪河东盐法篇（上、中、下）》（并附记）、《纪恤商》（主讲盐商）等篇专论盐务，从中可一窥其在盐政问题上的独到见解与治国理财思想。
此外，王庆云主张实行盐课归地丁计亩摊征、盐归商民自行运贩。盐课归地丁计亩摊征具有“摊丁入亩”的一般性优点――政府可以借助地丁征课获得稳定的盐课收入；盐归商民自行运贩对于盐商而言，也可以“无官课杂费”，自行运销。时任山西巡抚的蒋兆奎倡议并贯彻此法，王庆云在《纪河东盐法篇中》里对其大加褒扬。而当嘉庆十一年（1806）实行弃“课归地丁”，复行招商行运时，王庆云则对此颇有微词。事实上，王庆云在山西巡抚任内，也的确将这一举措付诸实践。他学习王守仁的“立厂抽税法”，将盐课归地丁，“许民贩鬻，不必官运……税十取一二，税后给照放行。”
（7）此法一行，成效斐然：于官，盐课大有起色；于商，“无摊课之累”；于民，购盐花销有所减少。另外，针对当时“盐有专商，票无定贩”的情况，王庆云提出“留商招贩，先课后盐”的办法。这样做的好处是：“引目不致虚悬，课额无虞短细”
（8）。
可以看到，王庆云对盐务的理财思想是以“恤商”为本的，而他的实际操作更是“利商”的，这比起征收重税以抑商的清代传统思想无疑是有着很大进步的。然而，其“恤商”思想的根基并不稳定，“官无病商”尚可用制度来约束，“商勿病民”则寄望于商人的自觉道德行为，未免有过于理想化之嫌。
二、纪钱政
《石渠余纪》中，《纪制钱品式》、《纪户部局铸（铸大钱说帖）》、《纪银钱价直》、《纪钱铜禁令》、《纪铜政（附载铅锡、附载新疆西藏钱、附载洋钱、附铁、附铜运改道议）》等篇专述王庆云在货币问题上的理财思想与措施。王庆云在担任巡抚、总督期间，就为清政府聚敛了大量钱财，他的理财之道莫出于“开源”与“节流”。《石渠余纪》开篇即《纪节俭》，“开源”理财思想则在钱政方面有所体现。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门户大开，在货币流通领域，出现了“昔以洋钱易货而来，今以货易银而去”
（9）的贸易逆差境况。西方的掠夺，使清政府的财政蒙上了阴影。在王庆云看来，当时的货币问题在于不仅银少，钱也少。虽然国家每年都在铸钱，但只要停铸一月，就会“局支立匮”
（10）。他在解释钱少的原因时举出三条：用钱的人多，钱愈见少；是时银贵，票法盛行，使得市民存钱备用；存在“冒禁私销”的情况。然除第三条“冒禁私销”是为了抑钱价以外，其余两个恰恰是彼时“钱多”的表现。况且以清初为例，当时法定银每两折钱不足一千，“今日”却可折钱两千，可见“钱少”是王庆云的误判。
王庆云认为，由于银价上涨，钱价下跌，无形之中铸钱的工本费就增加了，“今之制钱，盖工本二而铸钱一”
（11）。基于此，王庆云主张铸锻工本与价值相当的“大钱”，并强调，这些足值的“大钱”与那些“公私欺罔”的“欲以数两之币，当百当千”的所谓“大钱”并不相同。为了使他的铸大钱的设想能够取得良好的实际效果，王庆云条陈四个要点：
一、制钱原料要好，“必选高铜”且“不妨多费分豪，断不可吝惜锱铢”；
二、要不惜钱工，“工费加多，枚数加少，自能精益求精”；
三、制钱搭放时配以二成大钱，搭放之初，宜少不宜多；
四、政府搭收大钱要有信用，使民乐于使用。这些就是王庆云的设想，至于结果，《石渠余纪》中并未给出，不过综合以上的分析，大概会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形。 王庆云在钱政方面的理财措施，体现了他理财思想的局限性与缺陷：王庆云认为只要政府不惜费用，即能扭转“钱少”困局，忽视了市场的作用；他对于货币的流通有一定的认识，强调了货币信用的重要性，但对于政府过度铸币造成的通货膨胀却没有更深入的了解。
三、纪地丁
中国从来是“以农为本”，作为理财大臣，王庆云自然不能不对这经济之“本”加以关注，《石渠余纪》一书中，与地丁和力役有关的内容有许多，散布各篇，比较集中的有《纪免徭役》、《纪停编审》、《纪丁额（除籍为良）》、《纪赋册粮票》、《纪丁随地起》、《直省地丁表》等。
明代因赋定役，遂编有黄册来登记户口，作为力役的依据，五年一编审。乾隆三十七年谕曰：“今丁既摊入地粮，滋生人丁又不加赋，则编审不过虚文。”于是停止对黄册的编审。王庆云认为此举甚是，并给予了“宽大之政，实古来所未有”
（12）的高度评价。王庆云对于蠲免力役的举措向来持支持的态度，对于明朝的一条鞭法，他也认为是“度越前古”的“爱民之政”。一条鞭法与清朝的摊丁入亩，相同点颇多，最重要的一点是将代役银摊入地亩征收。摊丁入亩，或谓之“地丁”，从字面上看，即是有田地者须纳。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切取于农夫。而户册所谓富民、市民者，拥资千万，食指千人，不服田亩，即公家一丝一粟之赋无与焉”
（13）的情况，显然这是对农户不公平的。当年一条鞭法提出的时候，反对者们同样就纳税者的牺牲不一致这一点提出了批评。王庆云也深知其中不便，但依然认为，行地丁之法，实乃“势之所趋，不得已也”。所谓“势”，是指自康熙五十年宣布“永不加赋”以来，原来各户的人丁自然有所消长，但依然按照康熙五十年的定额来征收，自然会导致不平。因此，“惟均之于田，可以无额外之多取，而催科易集”，并且丁之多寡与田之广狭，一般而言是成正相关的。反之，如果再按丁地分征的办法，“则富户又将贿脱而委之贫民”。
（14）两权相较，王庆云选择了地丁之法。
王庆云所期许的美好愿景是建立在“地丁之外，分毫无取”的基础上的，然而就实际情况而言，并非如此。王庆云所处的时代，火耗早已摆上台面，成为常制，康熙对此习以为常：“所谓廉吏者，亦并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织豪无所资给……何以为生”，至乾隆时，耗羡归公已成定制。
（15）另有折漕一事，是时银贵米贱，对于纳税人而言，这种情况下的实际负担更重。且不论其他贪墨行径，仅此二项并无违法的行为，也会使纳税人负担加重。此二事王庆云均有记载，却没有将其联系在一起，可谓失虑。
王庆云所著的《石渠余纪》集中反映了其治国理财的思想，在关系国家财政收入的盐政方面，他主张“恤商”以除盐课之弊，并在其任内用具体的实际行动贯彻了这一思想；在钱政方面，主张“开源”“节流”，然其把铸大钱作为开源之要，反映了他在这方面认识的局限性；在地丁方面，他主张蠲免力役，摊入地亩，具有积极的意义，但由于对当时实际情况没有做出正确估计而出现失虑之处。总的来说，《石渠余纪》中对于财政经济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清代经济史颇具参考价值，王庆云的治国理财思想仍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