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末洋务，为安内乱抵外侮而兴起，虽然如今对洋务一词的评价不一而足，但其对于强大国家、抵御外族入侵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文据以史，深入挖掘洋务运动的“自强”、“御侮”内核，将西方开化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导，在这块东方大地上碰撞出惊醒世人的钟声。强国御侮思想的产生，发于古老的东方传统文化，止于西方“拓荒"文化的冲击。三十年的洋务史，便是在这两种文化的交叉中艰难行进。
[关键词]洋务运动；自强；御侮；强国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船坚利炮为这个民族带来了水深火热的煎熬，但也为有识国士展现了西方世界的文明窗口。鸦片战争的战败，上至士大夫，下至穷白首，以此为奇耻大辱，洋务派尤其痛心疾首，痛呼：“此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也！
（1）”他们开始肩负起民族复兴大任，观察、反思、批判、总结后提出了有益于当前中国发展的社会改革方案。在强国御侮思想的激励下，也曾兴土仿洋、开矿办厂，建立起亚洲第一舰队。当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那一刻起，洋务运动也最终不能避免败亡的结局。但即使是昙花一现，也为近代社会发展，抵御外族入侵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一、强国御侮思想兴起的背景
（一）国土封闭，国民内向
清朝封建社会处于自我封闭的生存状态下，农业经济支撑着这个宗法社会。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国地处东亚大陆，东临大海，西阻于高山，这样的地理状态使得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变得极为困难，而这种封闭隔绝的状态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文化精神上也表现出较强的封闭性。从依从经济上看，中国更趋向于“以农立国”，不希望与外界的联系打破这种农业经济生活状态的平衡，从而造成了一种内向的民族性格。这种内敛的民族个性固然使得中国人民更热爱和平，更吃苦耐劳。但是封闭的状态使之与西方的交流隔断，固步自封。鸦片战争的失败让有识之士看到这层窗户纸后面的美好世界，于是，林则徐成为了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高调宣言：“惟是大海茫茫，八达四通，鸦片之患断与未断，与关之封与不封无毫厘之连”
（2），民船大小与否，“如若禁其出海”，必鸦片之势乱于内陆。开关通商成为先进之民的共同呼声。
（二）国技不专，国术难精
清末的封建思想在经历了两千年的传承后，已僵化不堪，在这个传统伦理型的社会文化体系当中，传统文化对于人伦的重视已经到了极度强化的排他性，对于新技术的发展研究出现了不应该存在排斥，对于物理的研究更是成为了上层社会噤口不谈的讳忌。统治者们所关心的只是维系简单的农业生产，将自然经济的单循环模式维系地更加稳定，至于扩大再生产，极少关心。鸦片战争以后，新鲜事物对于陈旧事物的打击让国人认识到，国家要想发生质的改变，必定要抛弃从前对于先进技术的把玩态度，认真地去研究和掌握先进技术，为国家在技术层面上提供更为向上的积极动力。魏源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之上，完善编撰成了《海国图志》一书，而“师夷长技以制夷”便出自于该书之序，成为了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理论根源。
（三）国法主静，国度无力
“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一种稳定的，毫无生机的哲学信条，这种信条支配着这个农业社会的人们在“人各自给”、“安于里井”的社会状态下安逸生存。这种农业文化圈使着中国人在千百年的土地上往复尊崇着封建国法。安然而视，这是一种“主静”的文明，是一种“维稳”国度，主静的文化心理更加巩固了社会的保守力量，社会矛盾多不能以改革的方式平复，而是多以爆炸性的社会力量造成社会变革。鸦片战争后，这种爆炸性的社会力量不断积蓄，而统治阶级却蓦然视之，依然认为祖宗之法承袭百年应当恪守。龚自珍对儒学中的三代之制不变发出了激烈的抨击，最先提出了“更法”的主张。魏源更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旧法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先进主张。
二、固御侮之本，必须借以商战
（一）兴土仿洋，广开利源
两次鸦片战争后，列强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借开放通商口岸之便将洋货大力倾销，土货的经济价值遭到了毁灭性的贬落，无法与洋货相抗衡。这样，在洋务派“商战”思想的指导下，鼓励打造土货，广开利源，地尽其力，物尽其财，培植强有力的拳头产品以与洋货相抗衡，最终将洋货逐出中国市场。而这一点正好体现了“商战”思想的先驱郑观应所言：“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在传统商品中，洋务派所重视的是丝、棉、茶、麻等几种土货，尤其是重视茶叶的生产发展。在洋务派的鼓励下，汉口茶叶的生产盛极一时，其市场甚至向西达到英国，向北达到俄罗斯，仅茶叶一项在洋务时期为中国的创汇收入达到了13 654万元。当清廷的财富漏卮与日俱增，洋务派首先想到的民族经济产物是茶叶，曾一度希望以茶叶的生产出口带动整个传统经济的继续运转，但是无奈收到印度茶叶的排挤最终走向了下坡路。除了复兴土货外，洋务派也以洋货为主要的开源对象，其希望仿洋货以抵洋货。洋务派仿造西洋货物的目的在于“塞漏卮”和“开风气”，不仅要达到开源创益的经济意义，同时也在对国人的奋起“商战”以鼓劲。
（二）壁垒关税，护民商业
在对外贸易上，洋务派一直注重对民族商业的保护，主张轻出口税，重进口税，以此来减轻国货的税负压力。“查东西各国，从无以出口税与进口税相比例者，从未有以本国之货与外国入口之货视同一例，须外货免税土货方许免税者，同一货品，进口有税出口无税，且有加重进口税而于豁免出口税之外，又于商人有奖励金、借助金”
（3），张之洞的这一主张不仅体现出政治家的防御之策，更体现出了一个爱国臣子的救国方略。当然，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关税主权依然不是自家的私有物，所以洋务派关于关税壁垒的主张无疑是空谈，但是在这种主权不能自主的情况下，尚能与列强就关税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列强在通商口岸建厂产货，所生货物关税要求中方必须视为土货对待，这显然与洋务派的关税主张相悖，洋务派代表张之洞坚持反对土货与洋货的同等税负，依旧主张土货七五税，洋货十二五税。
（三）扶植华商，抑制洋商
洋务派不仅在关税政策上加大对国货的支持，同时在行政活动中加大对华商的扶持，给予华商各种优惠政策，保护、鼓励华商所从事的产业以及销售。面对外商的经济入侵，他们痛感中国没有商法之护。张之洞沉痛地说：“中国上下之势太隔，士大夫于商务尤不考究，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
（4）但是反观西方列强，只要有益于商业发展，国家必大力支持，因此洋务派也认识到“商利愈厚而国势愈强”。在如此境况下，他们承诺政不预商，鼓励华商开厂建商，最大限度地给予华商的生产经营权，并为之最大限度地优化生产与竞争环境。张之洞在对商政策上曾极力主张华商在通商口岸的有力位置抢占优势商业地形，“苏州将设租借通商制造，我宜急筹取益防损之道早占。著预留水道通畅、运货利便之上，利我工商”
（5）。在护我工商之时，也抑制洋商发展。在内地，洋务派禁止洋商租屋囤积货物，也反对列强要求在内地通商，禁止洋商设厂。同时，限制租界的扩张，坚持由地方官员选择通商地段，禁止洋商随便选择通商场所。
三、强御侮之力，必须助以兵械
（一）聘请洋匠，权自我操
在传统的东方教育当中，士大夫们更喜欢章句小楷而贬低自然科学为鬼神，长期与外界脱离联系，无法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只有聘请洋匠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新式工厂建立起来，迅速地将机器运转开来，中国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才有机会学习更为先进的技术，制造出更为先进的武器。1864年李鸿章提出了“广购机器为第一义，精求洋匠为第二义。”[7]建立江南制造局后，其一并从旗记铁厂聘来8名技师，负责江南制造局的技术生产与教授工作。但是受聘洋匠一般均来自西方列强，因此在如何发挥他们的最大功效的同时又如何防止其谋私利而为侵略者效力，便成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重要难题。洋务派并没有为了学习技术急功近利，时刻保持着一个清新的头脑，提出了“权自我操”的准则。在这项准则的指导下，确定雇佣洋匠的目的不是用其技而是习其技。并且以定立合同的方式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同时对其形成法定的约束。
（二）跟踪仿制，缩短差距
两次鸦片战争后，见西方战舰日新月异，洋务派确立了奋起直追、跟踪仿制的武器制造方略。冯桂芬说：“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
（6）明为习技策略，实为强大之期望。洋务各军工企业正是在这种不甘落后、积极发展的心理期望下呈现出日趋精致、推陈出新，不断与西方缩短差距的可喜景象。在枪械的仿制上，洋务军工企业一般仅用2年即可仿制成功。尤其是在海军改革上，军工企业的贡献可谓是居功至伟。从1868年的“恬吉”号木壳明轮到1876年试水的小型铁甲战舰“进瓯”号，实现独立自主创新生产，江南制造局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而福建船政局在1888年独立制造的“龙威”号战舰更是标志着中国的舰船技术提升了更高的一个层次。在较为强大的军工企业的支持下，沈葆桢在处理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时就更为主动，最终逼迫日军撤离台湾。
（三）翻译西书，掌握精奥
在洋务派看来，仅仅对军事器械进行仿制永远也走不到世界的前列，这就必须要探求机械武器制造的本源。于是在江南制造局内部成立了翻译局，其主要目的是翻译外国书籍和文献资料，化为己用。同时，福州船政局为了培养先进人才，先后成立了前学堂和后学堂，招收少年英才，聘洋匠为其提供先进的技术知识。同时为了将国人的目光延展开来，李鸿章和沈葆桢先后选拔聪颖子弟赴美留学，以培养海军将领和科技骨干。
四、结语
中国的封建王朝经历了数千年的辉煌后，在19世纪后半叶却沦为任人欺凌的弱邦，但是在这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垮掉的只是这个体制，而真正强壮起来的却是那个拯救中国的阶级。中国不败亡自然有其存在的力量作支撑，而洋务运动的强国御侮思想起到了这样的顶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