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前诸多的中国崩溃论相比，沈大伟教授似乎吸取了教训，不再像某些西方学者那样给予具体的时间，说“我们无法预言中国共产党究竟何时崩溃，但我们不能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正在见证着它的最后阶段”。但是，他所列出的五个论据夸大了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的严重性，低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体制所具有的优势，故难以支撑他的结论。因此，沈大伟教授的观点即使在西方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作为一名从事中国研究长达40多年的知名学者，沈大伟教授的研究向来比较严谨温和。这次沈大伟教授却一反常态，显然不是为了博取人们的眼球（他指出《华尔街日报》上那篇文章的标题不是他本人所取的），按照他本人的说法，实际上是近几年来观察和研究的结果。在诸多同行的教训犹在眼前的情况下，沈大伟教授仍然就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前景作出具有高度风险的预言，这实质上反映了沈大伟本人乃至西方学者的中国研究所存在的几个误区。
首先，研究视野的盲区。在《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沈大伟曾经批评美国在中国政治研究中关于中国政治变革的探讨缺乏宏观上的系统性和比较视角，也缺乏更广阔的视野，“对越来越小的东西了解得越来越多”，因而无法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未来作出预测。如果沈大伟对美国的中国研究视野这种“有微观、无宏观”的批评是正确的话，那么沈大伟在最近这篇“中国崩溃论”的文章中的研究视野同样存在着选择性失明。沈大伟教授所列出的五个证据，包括2014年底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报告《中国处在十字路口：十大改革挑战》中所列举的十大改革挑战，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国内都已经是老生常谈，即使在其《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也有较为客观的分析和评判。现在，沈大伟教授既看不到中国共产党对这些挑战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也看不到中国共产党拥有应对这些挑战的足够多的资源和经验，就匆忙得出了悲观的结论。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4月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贝尔福中心的研究报告《习近平治下的中美关系：以建设性的现实主义，来实现中美共同使命》就这样明确地批驳了沈大伟的“中国崩溃论”，认为这是“一种无视铮铮事实的一厢情愿”。
其次，研究方法的错配。在美国，中国研究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具体研究领域。这就使中国研究受到了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理论发展变化的影响，从美国对中国研究的发展历史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美国的中国研究实际上就是各种研究理论的试验场。从早期的极权主义、全能主义、现代化理论到威权主义理论，再到目前流行的合法性理论，这些理论轮番上阵，成为不同时代关于中国研究领域的主流范式。尽管一些学者也指出，美国的中国研究有可能从社会科学的“消费领域”转变为“生产领域”，但至少目前这种状况并未发生彻底的改变。这种把西方社会科学中形成的理论和概念套用到中国这个特殊的对象上，就不可避免地会得出错误的判断和结论。过去的各种“中国崩溃论”失败的教训就是证明。
就沈大伟教授的“中国崩溃论”而言，实际上仍然套用的是西方的威权主义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威权主义政权，要么由于无法解决内部的问题而崩溃，要么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转入西方的民主政体，因此，无论哪一种走向都注定要走向崩溃。这与沈大伟教授在《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提出的“收缩―调适”分析框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沈大伟教授的“收缩-调适”分析框架确实是专门针对中国而提出的新分析框架，认为“尽管中国共产党出现了收缩，但它仍然是一个相当强大和具有韧性的组织……问题与挑战确实存在，但是实际上都不可能造成制度的崩溃”。应当承认，这一结论是比较客观的。
最后，研究理念的混淆。西方的政治学家在研究中国政治时，通常存在两个混淆：一是把作为政治理想的民主与作为具体制度的民主混为一谈，把民主理想等同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不承认中国的人民民主是一种民主制度。二是把民主与选举混为一谈，似乎不实行全国普选的制度就不是民主的制度。因而，他们往往按照典型的西方政治评价标准，即多党制、普选制和三权分立，来评判中国政治制度及政治发展。这样的混淆，使他们在研究中国时往往既看不到西方民主制度的劣势，也看不到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
作为一名对中国有着深入研究的著名学者，沈大伟教授的“中国崩溃论”是如此地轻率，不仅与自己作为学者的严谨风格背道而驰，而且与自己多年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确实令人感到困惑。然而，如果将其放入到近几年来美国对中国研究的整体氛围中来看，就不难理解了。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和美国尚未摆脱金融危机而实力相对下降，美国学术圈中的“中国威胁论”逐渐升级，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前景也呈现出越来越悲观的趋势，即越来越担忧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与作为主导大国的美国二者之间是否会陷入不可避免的冲突中。从美国对中国研究的历史来看，与“中国威胁论”如影随形的总是“中国崩溃论”，似乎是为了化解“中国威胁论”的心理冲击。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文献信息部）
责任编辑：李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