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体系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早在上古时期，中国就已形成自己的天下观。在这种观念中，天下以中国为中心，中心是文明的，而边缘则是野蛮的，并且离中心愈远，愈为野蛮。中心的华夏代表正宗、高贵、文明，具有伦理道德；周围的夷狄则代表偏庶、卑下、野蛮，没有伦理道德，尚未脱离兽性。
在这种居高临下俯视其他文明的华夏中心论指导下，在处理和对待与他国的关系中，形成了以中国为宗主、他国为藩属的宗藩体制或朝贡体制，以此规范华夷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中国的皇帝是承受天命的天子，是天道在人间的化身和代表，其他国家只能是中国的藩邦和属国。
自汉武帝起，能否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成为统治者是否英明、王朝是否盛世的重要标志，甚至是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所以，新王朝建立后通常都要诏谕属国向新王朝称臣纳贡。汉唐时期，朝贡体制得到确立并进一步发展。到明代时，有关各种规制已相当精密，藩属国要派贡使按时、携带特定贡物、按照指定线路（贡道）到中国京城、住在指定馆邸、按照指定礼仪，将贡品向中国皇帝呈送。作为宗主国，中国皇帝要对朝贡国还赐；如果属国有新统治者即位，要由中国皇帝册封，承认其地位。在明代，官方记载的朝贡国超过100个，其中关系密切、定期朝贡的国家有几十个。例如，规定朝鲜一年三贡，由辽阳、广宁入山海关入贡；琉球二年一贡，由福建闽县入贡；安南三年一贡，由广西凭祥入贡；日本十年一贡，由浙江宁波府入贡
崩溃是一点点开始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武力打开了天朝的大门，天朝和天朝体系开始了缓慢崩溃的过程。清政府当然心有不甘，一直在痛苦地抵抗。华夏中心的天下观必然要在国家体制中得到反映。
过去，由于其他国家都是中国的藩属，所以中国对外交涉只有理藩而无外交，管理和接待藩属朝贡的权责由理藩院和礼部分掌。鸦片战争开始后，清政府不得不与英法等国打交道。虽然中国打了败仗，但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观念和面子还很强，仍视西方列强为传统狄夷，不屑且根本不想与之外交，所以每当有中外交涉事件，由于没有专门机构和专人负责，朝廷总是因事随时择人办理。但由于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了五口通商，中外交涉遽增。五口成为外国人从事各种活动的法定地点，也是中外交涉的法定地点。列强当然不会同意与理藩院或礼部打交道，于是清政府于1844年设置了五口通商大臣，处理这些地方的中外交涉事宜。传统的对外体制开始被打开一个小小的缝隙。由于五口都在南方，广州历来是对外交往较多的地方，所以五口通商大臣开始由两广总督兼任。但随着上海的开埠，外国人的活动重心向此移动，因此从1859年起，改由江苏巡抚或两江总督兼任，如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时就兼任通商大臣。设立五口通商大臣，其目的是将对外交涉局限在地方，不让外国人进京，以符合中国传统体制；而且从观念上说，清政府通过此举仍能有一种虚幻的满足感，即中国仍是天朝上国，那些蛮夷之邦只能与中国的地方政府打交道，而不能，也根本无资格与中国的中央政府打交道。但这毕竟又表明，清政府被迫承认同西方列强间已不是传统宗藩关系。
天朝的最后崩溃
允许外国在中国建立使馆，突破了天朝体制。允许外国使节晋见中国皇帝不行跪拜之礼，突破了天朝礼仪。除朝鲜外，全部藩属都已脱离。因此，天朝的体制、礼仪已经被破坏，藩属只剩朝鲜，成为天朝惟一一块基石。
但是，这惟一的基石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日本明治维新后立即出现征韩论，吞并朝鲜成为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首要目标。1876年，日本逼迫朝鲜签署《江华条约》，朝鲜被迫向日本开放了几个港口通商，日本在汉城设立使馆，日本人在朝鲜享有治外法权，这是近代朝鲜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朝鲜仍奉中国为宗主国，按期遣使向中国朝贡，对带有皇、敕等字样的日本国书拒不接受。
1887年，在列强压力下，朝鲜政府决定向日、美、英、德、俄、意、法派遣驻外使节。清政府表示反对，迫使朝鲜向管理藩属的礼部呈递咨文，先征得清政府同意。随后，李鸿章亲自拟定了朝鲜驻外使节体制的《应行三端》，主要内容是：一，朝鲜使节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具报，请中国公使协同赴所驻国外交部。第二，遇有外交宴会，应随中国公使之后。第三，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应先密商中国公使核示。此皆属邦分内应行体制，与各国无关，各国不能过问。不久，清政府迫使朝鲜政府将不遵守《应行三端》的驻美公使召回免职。清政府通过加强对朝鲜驻外公使的控制权，企图迫令列强各国承认清政府对朝鲜的宗主权。
今天看来，清政府要朝鲜与各国签订通商条约，但又要求朝鲜与各国签订的条约上写明朝鲜为中国属国，清政府为朝鲜制定《应行三端》，都是荒谬之举。但历史地看，这恰是天朝体系被动地向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过渡的反映。
1894年，日本终于利用朝鲜问题挑起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后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第一款就确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天朝体系最终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