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意识，简言之就是对国家的认同感，它能有效地激发民众的责任心和爱国热情，使其时刻准备为国效命，它是取得战争胜利的一大法宝。在甲午战争中，中国民众的国家意识薄弱，不知“爱国”为何物，认为战争只是李鸿章和北洋海军的事情，故有“李鸿章以一人之力敌日本一国”的说法；日本却恰好相反，民众自愿为国家而战，国民意识基本形成。
一、国民与海军建设
清朝统治集团历来重陆防轻海防，对海防事业不太关心，只是由于屡遭西方列强的海上入侵，才逐渐对海防重视起来，即便如此，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无论光绪还是慈禧都不曾真正检阅过海军。与之相比，日本对海防建设极其重视，明治天皇检阅海军可谓却司空见惯。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刚刚掌权时，就在大阪检阅了海军――地方藩上交的六艘老式军舰，并颁布了“以海洋立国威”的训令。
在日本举全国之力大力发展海军，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清政府不但不奋起直追，加大海军投入，反而以国家财政紧张为由，削减海军军费预算，从1888年开始停止购进军舰，此后除了国产巡洋舰“平远号”外，北洋舰队再未添一舰。1891年，慈禧太后转发户部奏疏：“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暂停二年，将所省价银解部充饷。”[4]李鸿章对此深为不满，但除了私下抱怨外，也无可奈何。
二、国民与“国家”观念
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轰开了封建帝国的大门，使清朝统治者从“天朝大国”的迷梦中惊醒过来。为了巩固统治，清廷大量引进西方近代武器装备，但却严禁士兵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他们担心外来的维新思想会对军队产生不利的影响。长期以来，清军没有特定的建军思想，没有为国而战，保卫国家民众的概念。清朝实行佣兵制度，官兵服役大多是为了获得军饷，常因军饷和给养问题引发骚乱，甚至酿成军变。士兵与国家的关系式一种契约关系：皇帝供给士兵军饷，士兵替皇帝打仗。
1886年，北洋海军到日本长崎访问，官兵上岸因嫖妓与日方发生冲突，事后李鸿章不但不严肃处理，还说“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贪慕功名，自然就我绳尺。”[6]从这一事件不难看出，李鸿章侧重用功名利禄来引诱士兵，使士兵为其所用，忽视对清军国民意识的培养，使清军头脑中没有“国家”的概念，不知“爱国”为何物，更不知自己的使命是保家卫国，为国效命。
由于国民意识缺乏，在甲午战争中，驻防威海卫的清军因军饷和给养问题引发骚乱险些酿成军变，陆军统领戴宗骞只得从别处调来军饷，并制定悬赏规则安抚兵心，才把事件平息下去。威海卫战役结束后，南洋水师曾派人向日本海军索要在战争中被俘的两艘舰船，理由是他们隶属于南洋水师，只是北上会操，而不是参战。在他们眼中，甲午战争只是李鸿章和北洋水师的事情，与南洋水师无关，殊不知，两者都隶属于大清国。由此可见，清军头脑中并没有“国家意识”的概念。清军对战争的胜负漠不关心，普通民众对战争更是漠然视之。甲午战争结束后，湖北沙市的官员和民众对此竟一无所知，这让到该城市的日本官员颇有吃惊。小川又次在《征讨清国策案》中的论述可谓是一针见血：“国之基本，最为必要者，在于忠君爱国之热情如何。今日清国之人民，乃无智愚昧之人民，不知爱国为何物。”[7] 与清朝实行的佣兵制度不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把江户时代续存的尚武精神与近代国军意识融合起来，导入‘国家’和‘国民’的概念，把国民和国家捆绑在共同生存的精神支柱上，形成军、民、国一体化的效忠天皇的国家军队，”[8]变旧藩阀的军队体制为义务兵制。神秘的天皇是日本民众的精神支柱，在天皇精神的感召下，他们的意识中只有为国家和天皇而战的概念，而不论战争正义与否。在甲午战争中，负责后勤运输的古志正纲少佐就是一例，他因朝鲜夫役夜间全部逃光，深觉自己失职，贻误了军机，竟选择自杀向天皇谢罪。日本军人的国民意识可见一斑。
三、国民与国家责任感
日本的国民意识在甲午战争时期基本形成。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国民对战争极度关注，日本媒体也将话题聚焦到战况方面，这无疑进一步激发起国民对战争的狂热。战地随军记者们不辞辛劳，随时传递前线的最新战报。日本国会中持不同政见的党派也停止了相互攻讦，取而代之的是密切合作和一致对外。议会通过了一亿五千万日圆的临时军费预算，其中三分之二以公债募集形式向社会筹集。甲午战争开战的消息传出后，思想家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撰写社论，呼吁全国民众踊跃捐款，以此充实战费。在他的号召下，日本国内掀起了一股为战争捐献的热潮，富商巨贾纷纷慷慨解囊，捐献巨款。就连娼妓也不例外，在爱国心的驱使下，她们将自己多年的积蓄捐给国家支援战争，为了让士兵在前线奋勇作战，她们甚至提供无偿服务。民间各地自发组织起各种团体，不久就聚集了一支15万人的队伍，他们纷纷向政府请愿要求参加赴朝作战，这支民间力量作为后备役被军队募集为军夫，在战争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身居海外的日本侨民自发组织了各种爱国团体，密切关注战争的最新动向，积极为战争募捐。学生也自发组织起来军训，随时准备着回国参战。西方媒体对日本民众表现出来的爱国激情和强烈的国家责任感感到由衷的钦佩。
这里不得不提一条美子皇后，在甲午战争中她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协助明治天皇处理军政事务。当了解到前线士兵伤亡巨大，医院包带极度短缺的情况后，一条美子在宫中开设了一间包带制作所，不分昼夜地为前线医院赶制包带。她还积极筹措军费，赐予在战场上冻伤失去手足的士兵假肢。她甚至不辞辛劳地往返于东京、广岛的军人医院，慰问伤员，鼓舞士气。
朝廷如此，地方和军队更是派系林立，平时各驻一地，互不隶属，战时不知协同作战，而是各行其是。这里以鸭绿江之战最为典型。由于东北三省是满族的龙兴之地，而且事关京师的安危，所以清廷对此非常重视，在此聚结重兵亲自组建了鸭绿江防线。当时防守部队由四部分构成，即从平壤战役撤下来的叶志超的队伍，刘盛休部铭军，黑龙江将军伊克唐阿的部队和宋庆原驻旅顺的毅军，四路大军人数总计2.3万人。在这四路大军中，伊克唐阿和宋庆都身经百战，在军队中都有着极高的威望，他们对战役指挥权互不相让。虽然最后朝廷让宋庆担任统帅一职，但也只是徒有虚名，“虽负节制诸军名，各军实阴不受部勒。”[9]再比如“威海卫战役”，在日军围困刘公岛的最后紧要关头，丁汝昌曾向山东巡抚李秉衡求救，但由于李秉衡与李鸿章是政敌，拒绝提供陆上支援，结果刘公岛失守，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