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这人，在近代和现代史上，实在不是一个香饽饽。辛亥革命之后，在推翻帝制的问题上，他曾经香过一阵子。可一闹复辟帝制，立马就臭了，连他一手提拔的诸多干将，都跟他反目成仇。这可以理解，里边有个政治立场的问题，有个大势所趋的问题，有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问题。不可理解的是，后来的史书，有好多揪其一点，不依不饶，把他扔进大粪池里，沤来沤去，直到臭不可闻。这种做法是不是太走极端了？臭鸭蛋也有香的时候，臭大粪的前身可能是香喷喷的烤羊腿。徒呈口舌，把自己弄到道德的至高点上，居高临下，以当下的意识形态，任意臧否历史人物，这不是做学问的态度，甚至也不是正常人的态度。
袁世凯是一个事业型的人，尽管干到最后，干出了一件臭不可闻的事业，但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他举足轻重，跟李鸿章的重量不分上下，掂量这段历史，你绕开他，还真就不行。我读史书，向来不看重结果，而是看重过程。过程里边，才淘得到经验和教训。只看结果，直接去读历史教科书好了，不管是中学的还是大学的，都是“结论之书”，不需要动脑子，直接把结论使劲背下来，一考试就OK，混个文凭不在话下。但这实在不是了解历史的有效方法。或者说，读史不是这样的读法。
我喜欢拨开历史的浮萍，看水情下鱼钩，最好从中钓出几条活蹦乱跳的大鱼小鱼。读史的乐趣就在这里。没有活鱼的史书，我是不读的，坚决不读。
我在“研究”中日甲午战争这段历史的时候，觉得袁世凯这人，被史学界严重忽略。当然甲午战争不是他发起的，也不是他结束的，甚至到日本马关去“卖国”，也轮不到他这个小人物。不过，当战争的导火索冒着火星呲呲作响的时候，他正围着导火索闪转腾挪，企图用一泡尿浇灭火星。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言，对了解当时大清国的国情军情，对甲午战争中大清国完败的追根溯源，会起到独特的参考作用。何况，战败之后，大清国清议派，把袁世凯和李鸿章并列推到“被告席”上，说他们是罪魁祸首，这说明，他在当时，就已经被卷入舆论的旋涡。
另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大清国在完败之后，发愤图强编练新军之举，也跟袁世凯不连断的N吧N吧大有关系。缘此，我觉得有必要把甲午战前战后的袁世凯，作为活鱼，好好端详一番。
眼下市面上关于袁世凯的专著很多，我看重的有三部，一是端木赐香的《历史不是哈哈镜：真假袁世凯辨别》（以下简称《真假袁世凯辨别》），二是加拿大史学家陈志让的《袁世凯传：外国人眼中的袁世凯》（以下简称《袁世凯传》），三是日本记者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传：一个日本记者三十年中国、朝鲜生活札记》（以下简称《袁世凯传》）。这三部专著当中活鱼甚多，钓竿到处，连连上钩，让我这钓鱼人好生过瘾。
我想特别说明的是，端木赐香《真假袁世凯辨别》一书的原名是《为袁世凯辩护》。可国中总有一些人，不喜欢有人为袁世凯辩护，作者不得不稍作妥协，更改书名和少许内容，才得以出版。这也是属于袁世凯的小小“传奇”，写在这里，权当花絮。
好了，闲话少叙，让我们尾随袁世凯，到朝鲜一走。
跟着干爹去朝鲜
袁世凯二十岁那年，在家读书读得不耐烦，把笔杆子一摔，投奔他干爹吴长庆去了。那时候，吴长庆担任广东水师提督一职，是军中的“高干”，正驻扎登州“帮办山东防务”。
袁世凯生于1859年。这孩子小时候患有学习疲劳症，一读书就头疼，让他出去嬉戏玩闹，立马就不疼了。他总共参加过两次科举考试，都没考上。倒是从十二三岁，就对拳脚和马术感兴趣。
干爹吴长庆对袁世凯不错，让他在“文案”上挂个名，每月领十两银子的干薪，啥也不用干，主要任务还是学习，让自己幕府中的大才子张謇给他当老师。这张謇当时只是个秀才，后来不得了，考上了状元。老吴的意思很直白，还是让小袁走科举的道路。小袁心里郁闷，又不好意思逆违干爹的好意，硬着头皮学了一段时间，结果抑郁成疾，只好跟老师张謇说实话，我不是来干爹这里吃干饭的，我家里有房有地，吃饭没问题，我是想到这里做点报效朝廷的事情。老吴听说这话，挺高兴，委任了一个“营务处帮办”让他干，月薪长到每月四十两银子。这是老吴帐下的最高薪水，而且是老吴自掏腰包。小袁知道这是干爹对他的偏爱，做起事情也格外认真。春节期间，一些士兵因赌博引发枪击事件，小袁赶到，逮住几个领头闹事的，就地正法，事后才向干爹报告。不久，小袁给二姐写信说：“不能任劳任怨，安能成大事？故虽吴大叔本家亲故，亦无不怕弟者。我辈年甫二十有四，非先自立足根，安能约束他人？”所谓“年甫二十有四”，是指虚岁。这小子“专擅杀人”的时候，才刚刚二十三岁。也就是在这一年，朝鲜出事了。
那时候李鸿章老母过世，正在家丁忧，北洋大臣一职由张树声暂时代理。张树声发布军令，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后电令道员马建忠同行）率军舰三艘，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带淮军六营（一营约五百人，合三千人），前往朝鲜平乱。
这正是报答干爹知遇之恩的时候，小袁哪能甘居人后？老吴委任他担任“前敌营务处”，负责军需供应，勘探行军路线。这一职责，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是相互矛盾的，军需供应是后勤，勘探行军路线，明显是“先锋官”的角色，怎么能合二为一？这个不必管他，晚清时节，到处都是矛盾，不差小袁这一个。再说，到朝鲜以后，让小袁矛盾的地方，多着呢。
8月22日，庆军到达朝鲜南阳港。老吴决定连夜登陆直奔汉城。小袁一马当先，为大军开路六十里，据说脚底都磨出了血泡。老吴赞不绝口。
到朝鲜之后，小袁“专擅杀人”的毛病又犯了。当时的清军，士兵待遇很低，加上官长克扣粮饷，处在饿不死但也吃不饱的状态，军纪很差，走哪抢哪。这毛病很难改。到朝鲜后，老吴授予小袁全权，整顿军纪。小袁拿了令箭，也没客气，一出手，就杀了七个，将人头献给老吴验收。老吴连说：“好孩子，好孩子……”
平叛行动，进展很顺利。闹事的大院君被拿下，押送天津，后又送到保定软禁。逃出王宫的闵妃迎回来了。小袁抢先一步前往道贺，弄得朝鲜国王和闵妃好一阵激动。此后朝鲜国王还单独接见小袁一回。 朝鲜的麻烦，到9月就摆平了。10月，大清朝廷奖励有功人员，老吴开列的受奖名单里，小袁名列首位。老吴评价小袁：“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已经回到工作岗位的李鸿章评价小袁：“治军严肃，剿抚应机。”朝廷很大方，一下子就给了五品的官衔，赏戴花翎。“补用同知”，是知府级别的，正经的朝廷命官。这可比参加科举强多了，何况你小袁，连个秀才都没考上。
这一回，大清国在朝鲜出了风头，竟然也学西方列强的样子，跟朝鲜签约，提出在朝鲜港口设立大清的“租借地”等等，其中一条，就是让小袁为朝鲜编练新军。这为小袁后来为大清编练新军，提供了一次绝佳的实习机会。
1884年，大清与法国为越南问题发生武力纠纷。李鸿章担心法国军舰北上骚扰，命令吴长庆带三个营的清军回国，驻防奉天。剩下的庆军三个营，由记名提督吴兆有统带，让小袁“总理营务处并会办朝鲜防务”，还把自己的亲兵“坐营庆字副营”，交给小袁统带。这下，在驻朝庆军内部闹出很大的矛盾。很多人不服气，小袁还是个孩子啊，怎么给他这么大的权力？再者，老吴回国后不久病故，小袁身后，连罩他的人都没有了。另外，在治军方面，跟吴兆有的关系也不融洽。当时有不少人认为，小袁投靠李鸿章，出卖了老吴，给他当过老师的张謇，写了一封三千字的长信骂他，让他痛改前非。为此，两个人绝交了好多年头。
小袁的日子不好过了，说焦头烂额也不过分。接到张謇的信后，小家伙“一言不发，一字不回”。我倒是比较欣赏这个“一言不发，一字不回”，是是非非，让事实说话比较好，枉费口舌，没意思。这也说明，小袁身上，确实拥有任劳任怨的一面，我干我的，你们爱咋的咋的。
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惟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似此情形，窃虑三数年后行迹必彰。
小袁对大局的分析，总体是对的。但有一点不准确，哪用“三数年后”，二十几天之后，政变就爆发了。
政变发生后，朝鲜国王下落不明，汉城乱作一团。那时候，大清和朝鲜之间，电报还没有开通，给李鸿章写信请示根本来不及。信倒是写了，不过事态紧急，时间不等人，要是等到回信再行动，红烧海参也得凉。12月6日下午，一番商谈之后，小袁率领全部清军共一千五百人，打进朝鲜王宫，日本公使竹添逃到仁川，随后回国，金玉均等“开化党”领袖，随之流亡日本。7日，小袁把逃离王宫的朝鲜国王李熙弄回来，让他保证以后还要继续亲清“事大”。事情办得干净利落，大局基本搞定。
小袁向李鸿章汇报平定政变的经过，同时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
窃思数十年来，我国家糜饷劳师保全藩属，仁至义尽。该国王昏庸暗懦，暮楚朝秦，若不急早图之，后患何堪设想。第思日本既能废琉球，我又何不可废朝鲜？改为行省，许各国往来通商，各国必不与我为难。
李鸿章闻言很是兴奋，与总理衙门秘密会商。遗憾的是，在这过程当中，消息泄露，日本报纸首先予以揭露。日本政府也马上行动，派井上馨为全权大使，带兵一千直捣汉城，跟朝鲜政府谈判。等大清的钦差大臣到达，日本已经跟朝鲜签署了《朝日汉城条约》，而且日本还有几千人的军队，正在来朝鲜的途中。无奈，把朝鲜改为大清行省的计划只好作罢。
很多年后，日本记者佐藤在《袁世凯传》中，仍然对此事心有余悸。他说：“袁世凯当日的阴谋实在是令人可敬可畏！假使清政府和李鸿章能果断机敏，出师朝鲜，那么就会令日军措手不及……袁世凯确实是有彪悍的外交手腕！”
言外之意，这次机会丧失，是由大清行动迟缓造成的，而袁世凯的建议，则是一个金点子。也正是从此时开始，袁世凯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便是伊藤博文这样的大人物，也不例外。
小袁个人的麻烦，并没有因为平定政变而减少，反而更多。这也是中国式的官场逻辑所决定的。在这个逻辑之下，有时候，你做得越多受谤也就越多。吴兆有等将领上书弹劾小袁，说他贪污军饷，同时还挪用军饷抚恤此次政变中被杀的朝鲜“事大党”家属。前者查无实据，后者倒是真的，李鸿章斥之为“实属荒谬”。
但李鸿章对小袁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日本很生小袁的气，要求大清查办小袁。李鸿章派到朝鲜的钦差大臣，名义上要查办，暗中却把小袁大大夸奖一番，只是不准小袁再待在朝鲜王宫里办公。
小袁在朝鲜不得意，正好收到家书，养母旧病复发，想小袁了，要他速回。小袁赶紧请假探亲，得到恩准，于1885年1月31日启程回国。临行前，朝鲜大臣金允植写了一首诗《送慰廷归河南》送给他。诗中有这么几句：“名高人多嫉，功成众所忌。此事古今同，处世谅不易。”这本来是老生常谈之理，但从一个朝鲜人嘴里说出来，滋味大不相同。
小袁的老叔袁保龄听说小袁离开朝鲜那个是非之地，大加夸奖：“此子狡狯，胜过老叔矣。”等小袁来旅顺见他时，还面授机宜，要他对谁都不要说吴兆有的坏话，“此事关人福泽度量，非仅防是非也”。小袁以此，拜会李鸿章时，语言得体，老李像发现珍珠一样，感叹：“胆略兼优，能持大体。”这为小袁重返朝鲜任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小袁并不是一个底色淳朴的人，他的“能持大体”，是接受老叔的告诫，“装”出来的。但底色淳朴的人，你在政坛上能看到几个？大家都在“装”嘛。 在朝鲜当“总理”
这时期的袁世凯，已经比较成熟，官也做得不小，不能再叫他小袁，就叫袁世凯吧。
朝鲜“开化党”的“甲申政变”，直接导致了两部条约的签订，一部是1885年1月签订的《朝日汉城条约》，另一部是1885年4月签订的《中日天津条约》。前者包括三方面内容：朝鲜政府向日本道歉;赔偿日本损失;日本公使馆守备队增加到一千人。后者也包括三方面内容：大清和日本从朝鲜撤军，包括所有军队和守备队（这条等于否定了《朝日汉城条约》的相关内容）;敦促朝鲜国王改革国防力量;双方认为有必要向朝鲜派兵时，要互相知会。这最后一条，陈志让在《袁世凯传》中认为，它将朝鲜置于大清和日本的“共同宗主权”之下。也就是说，日本在外交上赢了一手。
朝鲜的形势，一天天变得微妙起来。一股亲俄的势力开始萌芽，并不断发展壮大。其中的关键人物，竟然是大清的雇员，负责监管朝鲜海关和外交的德国人穆麟德。英国对此表现出极大关注，他们不希望朝鲜亲俄。日本也是如此，由于自身实力不足，于是向大清建议，希望大清向朝鲜派出“坐探国政大员”，遇事与日本公使共同商议，意思不外乎是大清和日本共同控制朝鲜。李鸿章自然不能对朝鲜的动向无动于衷，但心里想的，还是大清独自控制朝鲜。
李鸿章急招已经回到老家的袁世凯商议朝鲜局势。据说，袁世凯得信后，日夜往天津狂奔，竟然累死一头骡子。
李鸿章跟袁世凯商议的结果，一是免除穆麟德的职务，推荐美国人墨贤理和德尼分担，前者负责关税，后者担任朝鲜国王政治顾问;二是释放大院君回国，给朝鲜培植一个“反对党”，牵制亲俄势力;三是派遣袁世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李鸿章于1885年9月上奏清廷，道是：“中国驻朝鲜通商委员即系坐探国政大员……袁世凯两次带兵救护朝王，屡立战功，该君王士民深为敬佩;才识开展，明敏忠亮……与其执政金允植、金炳始等均莫逆之交……”意思是把驻朝的“软体海参”陈树棠的职务免掉，让袁世凯替代。清廷准奏。当年10月，袁世凯与释放回国的大院君一起到朝鲜当“总理”去了。
在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有很清晰的表述，各国公使跟袁世凯打交道的时候，都称他为“总理”。他这个“总理”，明着讲，只是个“通商委员”，大清的三品官;暗着讲，是“坐探国政大员”，不仅仅是通商，是啥事都管。袁世凯这个头衔，一度让驻朝鲜各国公使迷惑不解，后来才慢慢明白，我的天，这家伙权力大得很啊。
当时在朝鲜的外国人，对袁世凯的职位，有着不同的理解。第一种，英国人朗佛德在《朝鲜故事》中所说，是“一种半总督式的官职，他是事实上的朝鲜国王。没有跟他商量，什么也做不了;没有他的批准，什么也做不成。”第二种，英国人帕特南・威尔在《中国为共和而战》中说，“袁世凯……于1885年10月以帝国总督的身份耀武扬威地重返汉城”。第三种，日本人佐藤铁治郎在《袁世凯传》中所说，其实就是“朝鲜太上皇”，“凡是有关朝鲜内政外交方面的紧要事宜”，不经过袁世凯是办不成的。第四种，美国人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所说，“就简单的一面说，就是确保朝鲜对中国的从属性，并打击朝鲜国王的一切要实现独立自主的努力”。而李鸿章给朝鲜国王的信中，明确说袁世凯“奉旨命驻汉城充办事大臣，兼襄助一切。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以商榷，必于大局有稗。”这几种表达，意思都差不多，是大清向朝鲜派驻了一个监国大臣，按当时的外交辞令，叫“总理”。
袁世凯这个驻朝鲜“总理”，一当就是十年。中间得到清廷的一次嘉奖，提拔了一下，由三品升到二品。
据陈志让《袁世凯传》披露，这期间，袁世凯在执行大清的政治策略之外，还有三件“创新”，一是开通电报，大清和朝鲜之间可以通电报了;二是拓展大清与朝鲜的商业贸易;三是为朝鲜安排了两笔商业贷款，让囊中羞涩同时又贪图享乐的朝鲜国王，对他有了亲近感。
但这些都是次要的。袁世凯“总理”的主要任务，是严格控制朝鲜，不准亲俄，不准亲日，当然也不能亲英亲美，说白了，就是一颗红心一手准备，永远当好“事大党”。朝鲜不是那么轻易就范的，俄日英美各国，也不是那么心甘情愿的，所以大大小小的麻烦事，免不了要发生。比较而言，小的事端有三起，朝鲜公使出使美国事件，朝鲜在美国发行国债事件，由朝鲜太妃去世引发的“郊迎天使之礼”事件。说起来，这三件事，也都不算小，足够袁世凯挠头的。不过，跟另外两件大事比较，它们确实小了很多。这里，也就不妨省略详述的笔墨。
两件大事，一件是朝鲜请求俄国保护;另一件是“东学党”起义。两件事的共性是，清廷震动，出兵朝鲜。
先说第一件，朝鲜请求俄国保护。
朝鲜没有因为大院君回国和袁世凯“总理”的到来，而停止向俄国暗送秋波。1886年8月，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传到袁世凯耳中。当月11日，朝鲜国王给驻朝俄国公使发去一封密函。密函称：
敝邦偏在一隅，虽独立自主，而终未免受辖他国，我大君主深为耻闷。今欲力加振兴，悉改前制，永不受他国辖制，惟不免有所忧忌。敝邦与贵国睦谊尤笃，有唇齿之势，与他国自别，深望贵大臣禀告贵政府协力默许，竭力保护，永远勿违。我大君主与天下各国一律平行，或他国有所未悦，望贵国派兵舰相助，期以妥当，实深景仰于贵国也。
这份密函在陈志让的《袁世凯传》和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传》中，均有记载。两份记载，只有个别字句差异，大体相同。上面抄录的，是佐藤的记载。两种《袁世凯传》都特别强调，这份密函，盖有朝鲜国王的印章。
细细品味这份密函，虽然时隔一百二十几年，也依然让人心惊。这份密函里，对大清的敌意，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可以想象，袁世凯看到这份密函，会震惊到什么程度。他是受李鸿章之命去监管朝鲜的，出了这种事，他怎么向李鸿章交代？怎么向清廷交代？
尽管后来有史家怀疑，这份密函是什么人伪造的。可当时的袁世凯，当时的李鸿章，当时的清政府，都不相信是伪造的。由它而引发的种种反应，也都是真实的存在。所以我们现在也只能把它当作真的来看待。 8月13日，袁世凯给李鸿章发报，将朝鲜国王致俄国驻朝鲜公使的密函原原本本做了汇报。之后不长时间内，又连发五封电报，就密函事件，表达自己的看法，要旨是大清急速发兵入朝，发动一场政变，“废此昏君，另立李氏之贤者”。
李鸿章没有完全接受袁世凯的建议，只是同意出兵向朝鲜国王问罪，同时电嘱大清驻俄国公使刘瑞芬，打探俄国政府举动。在李鸿章看来，小小朝鲜“欲借外国以制中朝，何其梦梦”。
袁世凯在朝鲜也没闲着，他公开向朝鲜国王诘问此事，弄得朝鲜国王惊慌失措，赶紧派大臣请求原谅。此时大清的海陆军已经在问罪的途中了。袁世凯审时度势，知道朝鲜无能，俄国一时也未必愿意挑起战争，而日本的军力也不是大清的对手，索性给李鸿章发出第六封电报，说朝鲜“此时臣民交哄，举国鼓沸，如有五百兵，必可废王擒群小解津候讯”。就是说，把朝鲜国王和亲俄派统统拿下，像当初对付大院君那样，都送到天津去审讯。其实，这还是把朝鲜变成大清一个行省的思路，只是没有明确说出来而已。
大清的海陆军抵达朝鲜一事，被日本各家媒体大肆报道，一时舆论哗然。奇怪的是，日本这回没有立即行动，而是静观其变。
一个绝好的机会摆在大清面前，如果能抓住，也不失为亡羊补牢。但种种原因，如朝鲜的狡辩，俄国公使的威胁，北洋舰队的长崎事件尚未平息等等，让李鸿章和清政府再次息事宁人，以朝鲜派员带国书到大清谢罪等条件了结此事。
不妨假设，如果日本处在大清的位置上，会怎么样？答案不言而喻。
我不是在这里鼓吹“丛林原则”，但从晚清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世界都是弱肉强食的社会。你有机会掠夺而不下手，就只能等着别人对你下手。晚清的衰败，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反证，袁世凯在当时，堪称有勇有谋的干将，只是身为大清官员，其勇其谋，都不足以创建傲世的功勋。这一点，跟李鸿章的境遇，颇有些相似。
第二件大事，就是1894年的朝鲜“东学党”起义。
袁世凯在平息朝鲜请求俄国保护事件之后，不再轻言废除昏君和改为行省之类，可他对朝鲜的控制，一天也没有放松。佐藤在《袁世凯传》中记载，“但凡电政、邮船、造币、借贷等权力，都一网打尽”，还能“用些小计谋来哄骗韩王，从而和韩王结好关系”，以至于忍不住说了声，“袁世凯真是个能人”。有意思的是，最后这一句赞美，在佐藤的《袁世凯传》中，出现多次。
遗憾的是，袁世凯这个“能人”，到朝鲜“东学党”起事，日本借机迈出扩张步伐，对朝鲜对大清虎视眈眈的时候，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这期间，有一封提出建议的电报值得注意。那时候，日军在朝鲜已超过万人，占据各个战略要地，清军却偏驻牙山。袁世凯建议说，要么赶紧派兵到鸭绿江或者平壤，要么撤军，否则，“衅端一成，即无归路”。从此后事态的进展来看，这显然是远见。
7月19日，袁世凯离开汉城，搭乘英国军舰回国。由汉城去港口的路上，还差一点被日本人暗杀。此前，日本人整天叫嚣要杀掉袁世凯。
7月21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向李鸿章报到。这时候，日本还没有在朝鲜动手，袁世凯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直截了当提出，赶紧从朝鲜撤兵到鸭绿江，把朝鲜交给日本。
这个建议明显是让大清丢面子，不过，丢面子总比丢里子好得多。要是大清肯在日本面前丢一次面子，就不会有后来的《马关条约》，局势也不会变得糟糕透顶。
跟袁世凯的提议不约而同，还有身在朝鲜的太原镇总兵聂士成，也在这期间提出清军撤离朝鲜。
问题是，事情到了这一步，由不得袁世凯和聂士成，也由不得李鸿章。你以为李鸿章愿意打啊。可清廷内部的清议派主战，帝师翁同主战，光绪也主战。他们联合起来，把李鸿章骂得狗血喷头，李鸿章也不能不战。
这场史上著名的甲午战争，带给袁世凯的，只能是一腔郁闷。
满腔郁闷向谁诉
袁世凯的郁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他由一个在朝鲜当了十年的资深“总理”，变成了一个“田径运动员”。这个俏皮的说法，是我从端木赐香那里借来的。
袁世凯回到天津以后，清廷仍然不肯让他闲着，给他委任了一个“前敌营务处”的官衔，也就是军需官的角色。一种说法，是让他去平壤。结果人没到，就接到清军在平壤大败的消息。另一种说法，是直接派他到东北。两种说法谁是谁非不重要，重要的是，清军先是一路向祖国的方向狂奔，之后是在东北的辽阔大地上狂奔，袁世凯也只能狂奔。用端木在《真假袁世凯辨别》中的说法，“一句话，别说前线了，就是他这个搞后勤的，都快跑成田径运动员了，从九连城到凤凰厅，到辽阳，到新民厅，一直到山海关”。
别说是袁世凯那样有雄心壮志的人，就是笔者这样的凡夫俗子，狂奔几个月，也难免心情郁闷。这算哪门子事啊，这是战争，又不是开奥运会。
袁世凯给弟弟的家书里说：“无谓之至，然也不敢启齿请归。”
袁世凯的郁闷里边，当然会包括他在朝鲜历时十年的心血付之东流，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应了一句老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二是，袁世凯深刻认识到，大清的军队，完全不适应对外战争，即便是在国内战场大出风头的淮军，也大大落伍了。
那么甲午战争期间的清军，是个什么德行呢？
在这里，不妨借用英国传教士麦高温的眼睛来好好看看。在《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麦高温这样描述他所亲眼看到的清军：
镜头一：从外表上讲，中国士兵看上去十分滑稽可笑，他们显得并不威严，即使他们个头很大，人们在看他们时总免不了流露出一种半带鄙视和讥笑的神情。当官的没有教过他们如何使自己显得精明或表现出军人的气质。以西方的观点看，他们从没受过任何值得称道的训练。中国士兵没有被要求站直、挺胸，以充分利用父母赐予的每一英寸高度。他们不必去学走正步，这免去他们精神上的折磨。对这块土地上的士兵而言，这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因为他们原本对左腿和右腿的概念就混淆不清。
镜头二：士兵们不讲卫生，这实在是一件令人作呕的习惯;士兵们对水和肥皂从来都报以敬而远之的态度;他们看上去肮脏而邋遢，好像从来都是穿着军装睡的觉;在南方一些省份，士兵是不穿鞋袜的。行军时，他们穿草鞋，不行军时，他们穿上天赐予的鞋――裸脚！
镜头三：观看一队执行某种特殊任务的士兵行进，留意他们所装备的武器装备，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每个士兵都把枪扛在肩上，另外每人还配备了一把扇子。扇柄插在背后的衣服下，另一端伸出来，离耳朵很近，这样在行进中就不会给他带来不便。如果天热，他们就把扇子打开盖在头上，并且用辫子将扇柄缠住，以便扇子的位置固定。另一件与扇子同样重要的是竹烟枪。一想到烟枪，他们就恨不得把背上的长枪扔掉。为了不妨碍双手的自由活动，他们把烟枪水平地插在背后的腰带上。第三件重要的东西是雨伞。每个想体面一点的士兵都有一把雨伞。如果没有雨伞，作为军人的“勇”的品质就会受到质疑。中国人并不认为一个士兵被雨水淋湿会提高自己的尊严或是表示他的高效率。
镜头四：沿途的店主总是害怕军人的到来，尤其是当这些军人要去与敌人殊死搏斗时。如果军人们驻扎的地方没有营房，他们通常就住在当地最大的寺庙里，没有人会认为这种做法有什么不妥。军人们的到来对当地百姓来说也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由于军官克扣口粮，所以士兵们唯一的发泄方式就是向无辜的老百姓泄恨，就连小鸡都会在凶煞恶神的士兵面前惊恐地张着嘴，伸直翅膀落荒而逃。看上去活蹦乱跳的小猪也失踪了。
好了，就抄写这么多吧。这样的军队，对付一下国内的老百姓还可以，指望他们去跟“欧化”的日军作战，能有什么好果子吃。
麦高温所见，是战场之外的清军。战场的清军又是怎样的德行？
在袁世凯眼里，战场上的清军，连枪炮都不会使用。开战时，所携带的炮弹不足用十分钟;士兵用枪，只知道托平乱打，不会瞄准。
朝鲜战役之后，各国驻朝鲜公使馆的武官，这样评价清军：“作为远东大国的国家军队，显然不具备近代军队的素质。尽管清军拥有洋式精良武器，但战术陈腐，将官和兵士缺少军人应有的斗志。成欢和平壤之战一日即败，溃不成军，（证明）清军是一支不堪一击的军队。”（宗泽亚《清日战争》）
袁世凯算是一个懂兵的人，面对一支这样的军队，不郁闷就怪了。
郁闷之后怎么办？袁世凯心里藏不住话，他要发泄啊，逮着谁就跟谁倾诉。当然他不会跟草民倾诉，对牛弹琴的事，他不会去干。
甲午战争的硝烟还没有散尽，袁世凯就到处呐喊，大清非得编练新军不可！
小站练兵，“大展宏图”
《马关条约》的签订，让大清一下子跌入深渊，面子和里子，都丢尽了。要说倒霉，没有比李鸿章更倒霉的，变成举国尽知的“卖国贼”，几乎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甚至扬言，要砍了他的脑袋。
谁都不会想到，袁世凯的名声，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竟然出口转内销，在国内爆响起来。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的条文商定以后，大清全权谈判代表李鸿章和日本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坐在一起聊天。李鸿章感叹大清人才稀缺，伊藤问他：“袁世凯现在做什么事？”李鸿章答：“他现在谋个无足轻重的小差事。”伊藤说：“以袁世凯的才能，只能做个无足轻重的小差事，怪不得没有人才呢。”这场对话，都被李鸿章的书记官记录下来。回国后，李鸿章在谈判期间所写的日记和跟日方的对话，陆续在国内报纸上发表，大清朝野，一下子注意到袁世凯其人，都觉得既然伊藤这么说，那袁世凯是个人才无疑，很多人还要想方设法一睹他的尊容。
可以说，伊藤不经意的一句闲谈，为袁世凯的命运转机，又推了有力的一巴掌。
有史家贬低袁世凯，说他在甲午战争之后，抛开李鸿章，在朝中到处拉关系走后门，到处用银子钻营巴结，才谋得一个编练新军的差事。
这事需要实事求是去分析。《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李鸿章的名声一落千丈，门前冷落，在朝中说话不好使了，袁世凯跟他说什么都是白说，他再赏识袁世凯，也无力提拔。在这种情况下，说袁世凯抛开李鸿章，倒是实情，可不抛开又能怎样呢？说袁世凯到处拉关系走后门，表面上看，也不算错。但他是用对时局的分析做主打武器来拉关系走后门的。他多次上书给帝师、军机大臣李鸿藻，谈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建议，当然也有个人的诉求。经端木赐香总结归纳，有六条内容，其中五条都是谈论时局或者建议，最后一条是私情，亲娘病了，请假回家看望一下。此外，他也跟皇帝N吧，长达一万两千字的大折子，《尊奉面谕谨拟条陈事件呈》，大谈编练新军等事，什么练兵十二条、储才九条、理财九条、交涉四条。在荣禄授意下，还动手拟定《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和《募订洋员合同通稿》。日常跟朋友来往交谈，包括书信，也免不了如此这般N吧N吧。1895年的袁世凯，不过三十六岁，都快变成祥林嫂了。至于说用银子，我想大概也是实情。晚清社会的潜规则嘛，连左宗棠要面见皇上一次，太监还要勒索三千两银子，不用银子，门都进不去。在这种大环境下，袁世凯能博得那么多大腕，如翁同、王文藻、张之洞、荣禄、恭亲王、庆亲王等一致保举，说他没用银子，我还真就不信。不过想想也真是悲哀，一个人满腔热血要报效国家，还必须用行贿的方式来为自己铺路，这样的国家，岂有不亡之理？ 关于袁世凯行贿上位之说，最有趣的是日本人佐藤笔下的故事。说甲午战后，袁世凯心灰意冷，也没个正经差事，同时不光手头紧巴，还负债累累。一想，算了，到外商那里混个买办干干吧。可恨的是，当买办也要先交数万的保证金。他给自己的好朋友王金凯写信，王赶到天津，两人商议。王的意思，当买办没前途，还不如花钱买官实惠。于是，由王出资，买通了慈禧太后身边的大红人李莲英，经李莲英一番拨弄，终于如愿以偿，到小站公干去也。
其实，袁世凯到小站编练新军，有大环境的原因，也有小运气的原因。小的一面，是袁世凯在朝鲜时，就给朝鲜干过这行，有经验。大环境的原因，跟朝野的清议有关。甲午战败，对大清的震动是空前的，比以往任何一次战败的震动都大。以前的对手是西方列强，这回是小日本啊，太刺激人了。社会上由此蔓延出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慌感，在恐慌的同时，各种观点也喷薄而出。主流观点，是认为洋务运动破产了，“同治中兴”是个肥皂泡。“李鸿章壮年受国防之重寄，而甲午之耻之失，令其落为夷人之笑柄。其后侈谈洋务者，无人不遭人耻笑。”（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大家连洋务都不敢谈，只能谈点别的。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咱大清的传统文化和政体都是好的，就是军队不行，现在只需要一支跟国际接轨的军队;另一种，是说咱大清的政治体制不行，得像日本那样实行立宪制。这两种想法在清廷高层都得到支持，也都先后付诸行动。前者是编练新军，让袁世凯得以出人头地;后者是1898年的戊戌变法。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也不是事事如意。大清的顽疾，不做事的人，总是喜欢跟做事的人拧着干。但总的来说，还算顺利。可叹的是，袁世凯编练出来的这支新型的近代军队，并没有为大清建过多少功立过多少业，只在袁世凯到山东当巡抚时，为剿灭义和团出过一点微力。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这支部队根本没到过前线，只在慈禧太后回京途中，尽了一点护驾的忠心。但袁世凯借助这支部队的力量，做出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伟业，那就是导致帝制的崩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这支部队垫底，任凭袁世凯三寸不烂之舌，怎么N吧，帝制也不会垮台。这个“大展宏图”，严格说来，就是从小站练兵那一刻，埋下伏笔的。
至于袁世凯后来大发癔症，搞了一出复辟帝制的闹剧，那是他脑袋进水了，让国人痛骂至今，也是活该。
参考书目：
2.《袁世凯传：外国人眼里的袁世凯》，z加{陈志让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
3.《袁世凯传：一个日本记者三十年中国、朝鲜生活札记》，z日{佐藤铁治郎著，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
4.《六十年来中国和日本》，王芸生编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5.《清日战争》，宗泽亚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
6.《绝版袁世凯》，张社生著，文汇出版社，2010年。
